習近平訪俄｜擺脱親俄枷鎖：中國斡旋俄烏戰爭有「道德」基礎嗎？

軍援要負什麼責任

首先，從中國的輿論鋪排來看，「軍援」在中方的話語體系中，具有道德上的負面色彩，相關案例包括其外交系統多次反駁美方指控的「中國軍援俄羅斯」，以及反對西方對烏克蘭的持續軍援。

在2022年3月14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美方官員稱俄羅斯已要求中國在俄羅斯對烏克蘭軍事行動中提供軍事援助，時任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便表示，近期美方在烏克蘭問題上接二連三地散布針對中國的虛假訊息，用心險惡。「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我們一直以來為勸和促談發揮着建設性作用。當務之急是各方保持克制，為緊張局勢降温，而不是火上澆油。推動外交解決而不是使局勢進一步升級。」

時至2023年3月20日，中國駐美大使秦剛亦在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訪問時表示，中方向俄方提供軍事援助的說法是虛假訊息，且中方反對戰爭，將盡一切努力推動局勢降溫，「中俄互信關係不是負資產，而是正資產，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國際努力。中國是解決問題的一方，不是製造問題的一方。」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同樣在3月20日的例行記者會上，就美政府消息人士稱確認中國制彈藥已多次在烏戰場被使用進行表態，「向烏克蘭戰場提供武器的不是中方，而是美方。美方應該停止拱火遞刀，煽風點火，停止對他國指手畫腳、脅迫、恫嚇，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而不是相反。」

由上述回應可見，中國對西方軍事援烏的道德正當性持續提出質疑，主要論點便是軍援導致戰事難止。綜觀如今的西方輿論場，這般論述並非沒有支持者。

回顧2022年戰爭爆發之初，美歐等北約國家雖一度猶豫是否介入，最終還是選擇了「折衷參戰」方案：各國僅提供軍事援助、訓練項目，但不以參戰方的身份介入衝突，從而避免戰火的無限蔓延，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西方之所以如此行動，一來是想借此放血俄羅斯，達到宏觀戰略目標；二來也受到自己長年標榜的價值話語束縛，無法對烏克蘭的處境坐壁上觀，否則政府將被國內同情烏克蘭的廣大民意聲討，西方長年自居的世界人權高地、道德燈塔地位，也恐再受打擊。

故在西方形塑的價值體系內，軍援當然具有「道德」基礎，因其彰顯了各國的自我克制、不違反國際法參與戰事的紅線，同時捍衛了聯合國體系下的主權平等原則，竭力要維護烏克蘭的邊界與領土完整。

然而伴隨戰爭時程拉長，軍援的「道德」基礎開始遭遇挑戰。第一，原本具有正義光環的聯合軍援，似乎漸成西方內部的相互比拚與情緒勒索，迫使各國層層升級、一掏再掏，不論壓迫方是美國或政治正確；第二，烏克蘭能堅持至今，軍援顯然扮演重要角色，換言之，西方對於戰事的延長不是毫無作用，面對無可挽回的破壞性層層疊加，俄羅斯當然要負責任，西方卻同樣責無旁貸。

平心而論，上述論述原本僅會在學界辯論發酵，未必能滲入普羅輿論場，但俄烏戰爭的負面效應持續外溢，歐洲尤其首當其衝，不論是通脹、能源危機或難民問題。民眾的不滿逐漸積累，最終無可避免轉向反方敘事，對軍援的道德正當性發出質疑質疑，包括西方軍火造成的破壞是否正當、支持烏克蘭是否比本國其他政治議程更重要。而發出質疑者中，或有不少人曾在開戰之初大罵主張談判者是「投降派」、「俄羅斯附庸」，也曾對前述兩個問題持肯定立場；如今之所以轉向，恐怕也非全受戰火慘烈觸動，更有電費帳單等現實壓力之故。

無論如何，中國的反軍援主張雖在開戰之初的全球輿論場相對孤立，如今卻在西方內部擁有一定比例的共鳴者，戰爭的成本發揮了關鍵作用。當然軍援烏克蘭的政治正確依舊強大，但其舊有光環已然斑駁不少，只要民眾不滿持續發酵，軍援的正當性終會在某日跌破臨界點，讓位於勸和促談的新道德正當性。

美國的好戰角色

而中國的第二個施力點，便是論述與突顯西方介入俄烏戰爭的好戰本性，從而弱化其行動的整體正當性；且在此論述體系中，美國毫無疑問成了道德形象的負面代表，歐洲則成了中國的拉攏對象。

2023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講話，其喊話歐洲，「如果我們選擇對話與合作，陣營對立就不會形成；如果我們選擇和平與穩定，新的冷戰就打不起來」；王毅更強調，2022年2月爆發戰事的第二天，習近平就提議俄烏雙方坐下來對話，尋求政治解決，隨後在白俄羅斯和土耳其進行多輪和談。「但遺憾的是，談判後來中斷了。一切回到了原點。我們不知道原因何在，但是我們似乎感到，有些勢力不想讓和談取得成功、讓戰爭很快停下來」。王毅雖未明講，但綜合前後文與情境判斷，「有些勢力」顯然是指美國。

除此之外，回顧中方駁斥軍援的相關談話，其往往會附帶強調美國「不願戰爭停下」的偏執，並稱其「火上澆油」、「拱火遞刀」、「煽風點火」。而如此論述就與前述反對軍援的主張處境類似，即在開戰之初相對孤立，未能在全球輿論場引發共鳴，更多是在反西方輿論場取得支持；但隨着戰事久持、負面成本外溢，「美國不願烏克蘭停戰」的論述同樣在西方內部據有一定市場，並且逐漸喪失道德正當性。

其實早在戰爭開始時，西方輿論便對軍援烏克蘭的最終目標有所疑惑，並且由此生出互不契合的兩種表述：提供軍火的最終目標，究竟是要幫助烏克蘭抵禦侵略？還是要借烏克蘭之手擊敗俄羅斯？而從後續發展來看，兩種敘事召喚出了不同的道德責任感。

認為軍援是為協助烏克蘭抗敵者，明顯會將「停下軍援」的主張視為道德背叛，認為這將使西方「無法再做西方」，並會讓西方長年堅守的價值體系土崩瓦解，包括主權平等、領土完整，故其反對「背棄烏克蘭」，強調軍援不僅是為拯救烏克蘭，更是為了拯救西方。

然認為軍援是為擊敗俄羅斯者，則容易在戰事久持下產生分歧，一派人依舊會堅持原有觀點，認為西方應持續推進反俄議程、繼續軍援；但另一派人則會發生動搖：普京政權明顯沒有垮台跡象，倒是烏克蘭的損壞持續增多，如此一來西方軍援究竟有何意義與正當性？正如哈伯馬斯所說，「在不親手拿起武器的情況下寄希望於烏克蘭打贏這場俄羅斯發起的殘酷戰爭，這豈不是一廂情願的自我欺騙？戰爭煽動者坐在觀眾席上大放厥詞，他們的言論和所處的位置是不匹配的。」

在此情境下，動搖者便容易將「繼續軍援」的主張視為道德背叛，故不僅歐洲政府成了其批判對象，在軍援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的美國更是惡中之惡，民眾不僅厭惡其將反俄議程強加於歐洲各國，更對本國政府的無力反抗感到悲哀。

當然中國同樣面臨西方指責，稱其在經濟上做俄羅斯後盾，同樣對戰爭久持負有責任。但這一攻訐的現實弱點在於，中國始終堅守不軍援的紅線，若要論介入程度，歐美自然還是高過中國；且聯合國並未對俄羅斯達成武器禁運規範，也未形成全球規模的對俄制裁禁令，故中國始終有空間主張，中俄互動是兩個主權國家的正常往來，倒是西方的「單邊制裁」缺乏聯合國基礎。而從現實發展來看，不參與對俄制裁的國家也確實不只中國，印度與阿拉伯海灣國家同樣推進了與俄羅斯的相關經貿合作，卻明顯較少受到西方輿論責難，如此現實同樣是中國爭取對俄互動的正當性根源。

綜上所述，中國在戰爭爆發以來，便圍繞反對軍援、抨擊美國好戰，逐步搭建起勸和促談的道德正當性，並在如今烽火四起的西方輿論場找到一定共鳴者。當然，斡旋俄烏戰爭的難度遠高於促成沙特伊朗復交，或許還要時日才能見效、也不能缺少歐美配合，但在立場宣示上，表達即抵達，中國表示有意勸和促談的過程本身，便已能對「親俄」的道德批判做出回擊，並能為中俄戰略協作的提升進行輿論防禦。伴隨中俄關係「上不封頂」、西方反戰輿論漸起，中國勸和促談的形象建構不會停下，更不會缺席實質努力。

原文發表網址:

202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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