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思想起：艾爾摩沙年代的基隆　■玉山週報 / 泰穎（2009.07.23）

臺灣思想起：艾爾摩沙年代的基隆　■玉山週報 / 泰穎（2009.07.23）

2009年台二線外海的朝陽與雲霞，三百多年前來到艾爾摩沙的西班牙人，也曾見過如斯美景(攝影 泰穎)

 

主後1626年，5月16日，基隆和平島上。

    這群兼有士兵、海員與好幾位道明會修士的隊伍，在揚帆行過菲律賓與臺灣東部之後，終於在這名為艾爾摩沙(Hermosa)的島嶼北方、一處被這些征服者(Conquistadors)的後裔喚作聖三位一體(Santissima Trinidad)的港灣下錨登陸。這些虔誠的天主信徒，首先在道明會修士們的領導下，進行了簡單隆重的彌撒。接著，他們樹立起高聳的十字架，繡有皇家紋章的旗幟也在清朗的空中自由飄揚。此時，西班牙第一任雞籠行政長官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用他的雙手莊嚴地捧起腳下精心安排、結成一球的土壤與樹枝，高呼：「吾王菲力普四世萬歲！」於是，在道明會修士的神聖見證之下，艾爾摩沙島正式成為西班牙卡斯提爾王室的財產。這，便是臺灣歷史上另一個關鍵城市「基隆」的建城開端…。

與臺灣第一城頭銜擦身而過的基隆

    身為臺灣人，當您想到基隆時，除了令人垂涎三尺的廟口美食與港市風情之外，我們也該揭開歷史迷濛的面紗，以宏觀大歷史的視野思考島嶼舊事…如果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沒有在1588年敗給那批由德瑞克提督率領的英國「有牌海盜」，那麼「臺灣第一城」的榮銜，恐怕會在1590年代由基隆奪下、而非1624年的臺南！而臺灣或許會以西班牙語為官方語言，甚至成為今天菲律賓共和國的一部分！這一切曾經發生、與未曾發生的歷史，都該從基隆說起。

    十六世紀中葉，西班牙人費盡千辛萬苦，循著麥哲倫的老路橫越太平洋，將菲律賓群島納入西班牙殖民帝國治下。在當時菲島的西班牙殖民當局，總是很理所當然地將葡萄牙人口中的福爾摩沙，用西班牙文拼成艾爾摩沙，順便把這塊島嶼當成是菲律賓北部諸島的延伸，理論上也該是屬於西班牙王室的財產。早在1586年，馬尼拉總督和市內五十位有頭有臉的西班牙市民，便聯名上書菲力普二世，要求國王資助派兵前往「艾爾摩沙」島，讓島上的異教徒「得救」、也確保馬尼拉這塊東方殖民地的安全與繁榮。

    國王雖然回信給總督與仕紳說：「會盡快將眾意付諸實行」。但是一來在1588年無敵艦隊敗北後，西班牙王室在歐陸的財政與信用近乎破產，國王自顧不暇。二來光憑菲律賓當局，也欠缺足夠的動機與資源，去發動這類遠征。因此在殖民列強中甚早對臺灣感興趣的西班牙，就這樣蹉跎數十年的寶貴時光。

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威脅造就基隆的西班牙時代

    公元1616年，日本豪商村山等安受幕府之命，南下招撫「高砂國」的消息，雖然也曾在馬尼拉政壇造成不小的風波，掀起一股恐日症；但是西班牙當局的後續應對，卻是派員告知大明官員日本人對外擴張的領土野心、讓這些官大人知道大明國在「雞籠國」捕魚、貿易的同胞可能會遭受「倭寇」的侵害，而非對艾爾摩沙採取實際占領行動。只是村山等安麾下的日本武士，在面對臺灣原住民的爭鬥中並未討到多少便宜，扶桑人摸摸鼻子撤離臺灣。也因此，一場擬似電影「東方不敗」當中，西班牙、日本與明，三國軍船火拼的刺激場景，終究沒有在艾爾摩沙島的外海發生。況且，從西方悄悄航來的荷蘭人，似乎對天主教的忠實信徒們，帶來更大的威脅…。

    雖然在1620年代，新教徒來航東方還只不過二十餘年的時間，但是其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靈活手腕、豐富資源與高效率，卻已經對東南亞與東亞的天主教國家勢力，造成了政治與經濟上的莫大壓力。荷蘭人不只屢屢劫掠西葡船隻，還從葡萄牙人奪下香料群島、從當地王侯手中占領巴達維亞(今日的雅加達)，甚至一度圍攻葡屬澳門。等到聯合東印度公司終於在大員築城、做久居打算時，西班牙當局再也無法坐視不管，終於決定開始積極經營艾爾摩沙。

    當時西班牙人的戰略構想，是在艾爾摩沙島的北端建立根據地，與葡萄牙人的澳門、菲律賓的馬尼拉對大員構成三角夾擊的形勢。而艾爾摩沙島又恰好位在中國、日本與馬尼拉航線上，雖然荷蘭人已經在島嶼南部站穩腳跟，又與日本保持貿易關係，但若西班牙能在艾爾摩沙島北端的殖民地，建立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海上巡弋力量，那麼荷蘭人前往東北亞的貿易航線自然會被遮斷，利潤豐厚的東亞轉運也就沒有新教徒插手的空間。而身為良港的雞籠，自然也就成為西班牙王國殖民艾爾摩沙的頭號目標。

和平島上的聖薩爾瓦多城

    1626年2月8日，一支由兩艘帆槳船、九到十二艘戎克船組成，搭載有100名西班牙人與200名菲律賓傭兵的西班牙艦隊，由馬尼拉出發前往艾爾摩沙。由於這支艦隊曾在北呂宋涉入幾場針對當地人的戰爭，因此這支艦隊遲至5月4日才真正從北呂宋啟航。根據西班牙人所留下的記錄，他們在5月7日航抵艾爾摩沙島南端之後沿著海岸往北航行，並且在5月10日抵達聖地牙哥(Santiago，今天的三貂角)，再沿著海岸航行5小時，他們就來到了現在的基隆，並且將之命為「聖三位一體灣」。西班牙人登陸之後，曾經文謅謅地想找來當地原住民的頭人，詢問「是否願意與西班牙人友善交往、歸順吾王陛下」，不過攝於火繩槍的威力，沒有任何原住民願意出面，也因此西班牙人就在原住民缺席的情況下，宣布艾爾摩沙島成為菲力普四世的財產。

    西班牙人既有久居之算，也就需要在和平島上建立一座城堡鞏固勢力。於是乎一個以「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另漢譯為聖救主城)要塞與其他三座小堡壘(聖米崙、聖安東、聖路易)所構成的防禦體系，在隨後幾年建設完畢。根據1635年西班牙基隆長官的報告，聖薩爾瓦多要塞本身擁有四座以石頭和木材修建而成的稜堡，並且擁有18門口徑不一的火砲以資守護。在視線可及的三座小堡壘，也都各配備有2-4門火砲。這樣的防禦陣容，確實也讓1629年前來偵查的小型荷蘭艦隊完全討不到便宜。

    除了隨後沿伸至淡水河口的佔領防務外，傳教與貿易也是西班牙人關心的重點。原本一度恐懼西班牙火槍威力的原住民，不久之後仍舊歸來原居地，接受西班牙人存在的既成事實。西班牙道明會神父也開始深入北台灣、自淡水河至蘭陽平原一帶的原住民部落，學習原住民語言，並且開展傳教事業。由於村落中擁有一位天主教神父，就意味著在北臺灣錯綜複雜的部落局勢當中，擁有一個船堅砲利的盟友，因此一位原住民頭人便對一位傳教士說：「如果其他村子有神父的話，我的村子也要一位自己的神父！」

    在傳教士的努力下，1635年從淡水到三貂角，共有超過1000位原住民改宗成為天主信徒。而在艾爾摩沙島上欣欣向榮的傳教前景，使得教會甚至在和平島聖薩爾瓦多城外(約為今日和平島住民社區所在地)蓋了座修道院，希望這座修道院不只能夠讓更多原住民受洗，甚至能夠成為前進中國與再度潛入鎖國時期江戶日本的教會基地。

    聖薩爾瓦多城在日常生活方面，必須仰賴來自馬尼拉的補給船，否則就得透過貿易與對原住民的「徵收」來維持基本的民生需求。不過經過數年慘澹經營，來自大明的生理人(貿易商)也願意前來西班牙人的勢力範圍內，和原住民購買黃金、藤、硫黃與鹿皮，並且向原住民販售布料、陶容器、鐵器、琉璃珠等生活必需品與奢侈品。根據西班牙人的觀察，居住在北臺灣的原住民金包里社與大雞籠社人，在這種貿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們自己並不生產漢人最想要的黃金與鹿皮，而是透過跟遠方其他部落交易而來；用西班牙人的話來說，這些帶著商品走天涯的機敏南島語族商人，是島上許多部落的「雙手和雙腳」。

    有些漢人為了管照生意、或是決定遠離家園營生，也來到雞籠築屋久居，不過此時的漢人聚落仍小，不過十棟房屋的規模。他們也接受西班牙長官的管轄，發生經商糾紛時漢人會找西班牙長官裁決。曾經有一度西班牙人希望能在雞籠開展絲綢貿易，向漢人購買優質中國絲綢，但這種交易風險高、又要支付高額現金，西班牙人礙於資金不足只得作罷。

世易時移

    1634-36年，西班牙當局決定大幅減少自美洲經由太平洋航線輸往菲律賓的白銀數量。這使得極度仰賴美洲白銀支付開銷的馬尼拉當局，必須在各方面節衣縮食以免破產。同時間，菲律賓南方伊斯蘭教王國對馬尼拉的威脅增加，西班牙人必須集中運用各種武力資源對抗威脅；加上雞籠聖薩爾瓦多城的貿易收益不高，在西班牙當局決定開始對來到雞籠的生理人徵稅後，貿易額更是一落千丈，使得西班牙當局決定削減在艾爾摩沙的支出。淡水聖多明哥堡遭到拆毀，士兵撤回雞籠，前往聖三位一體灣的補給船也從每年兩艘減為一艘。

三貂角燈塔與龜山島。在1640年代西班牙殖民的最後時光，為了防止從菲律賓出發的補給船遭到荷蘭人劫掠，西班牙人還特地在三貂角設置哨兵。如果補給船望見三貂角發出危險烽火信號，就應該退至聖羅倫佐(San Lorenzo，今天的宜蘭南澳)避難。

    1641年，一支荷蘭艦隊就從大員來到聖三位一體灣，經過一番苦戰之後，西班牙人勉強守住堡壘。但在1642年8月19日，一支更為龐大、擁有690兵員的荷蘭艦隊再度來到雞籠外海，並且在8月20日順利登陸，此時的聖薩爾瓦多城內，只有不到270名戰鬥員。荷蘭軍在8月20日當天，輕易奪下和平島的制高點聖安東堡，並且開始架設重砲轟擊西班牙人，此舉也決定了西班牙人在艾爾摩沙的命運。

    經過數日戰鬥後，由於所有三個外環碉堡都已被荷軍攻陷，聖薩爾瓦多城也早已壟罩在荷軍的砲火之下，最末一任西班牙雞籠長官Gonzalo Portillo徵詢過軍官與神父的意見之後，終於在8月26日宣布投降，臺灣的艾爾摩沙年代於焉告終。

北台灣國際性格始於璀璨的艾爾摩沙年代

    原本據守在聖薩爾瓦多城的西班牙士兵、平民與僕役共計400名，在投降之後先被送往大員的熱蘭遮城，再被解往巴達維亞。他們並未受到虐待。不久之後，聯合東印度公司便釋放了所有戰俘。有人選擇回到歐洲，也有些人選擇回到馬尼拉，繼續他們在東方的生活。

    在大航海時代歐洲人遍及全球的一場場鬥爭中，基隆也曾是舞台上的演員。或許大航海時代最璀璨的一刻已經落幕，西班牙人在艾爾摩沙年代於北臺灣所留下的軌跡或許模糊，但過去的歷史，卻仍形塑我們今天所熟知的臺灣。當我們在追尋北臺灣商業與國際性格的根源之時，重新回首十七世紀大航海時代的基隆歷史，或許可以讓我們對這塊山海交接之地，生出更加濃郁的珍愛心情。

【延伸閱讀】

《西班牙人的臺灣體驗1626-1642：一項文藝復興時代的志業及其巴洛克的結局》 鮑曉鷗 著 Nakao Eki譯 南天書局

《十七世紀荷西時期北臺灣歷史考古研究成果報告(上、下冊)》 國立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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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榮耀與黃金，是西班牙人在文藝復興時代對外擴張的浪漫依據。而西班牙殖民帝國對臺灣的經營，也是這種16世紀意識型態之下的產物。但在17世紀全球政治經濟體制變化劇烈的情況下，邁入巴洛克時代的西班牙帝國，是如何在這塊小小的新殖民地上，逐漸走向悲劇性的終結？出生於Saragossa、目前任教於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的鮑曉鷗(Jose Eugenio Borao Mateo)教授，以詳實嚴謹的考證與充滿熱情的筆觸，帶領讀者重回大航海時代的「艾爾摩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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