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的故事（11）

左翼期刊《太平洋事务》——拉铁摩尔的武器

欧文拉铁摩尔夫妇合影

我们来仔细看看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这个人吧。

拉铁摩尔出生于美国，但在英国接受教育。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远东担任记者和作家。曾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院长。多年来一直与“太平洋关系研究院”关系密切。

他曾多年担任期刊《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的编辑，兼任执行委员会成员，并担任《美亚》（Amerasia）杂志编委会成员四年。

他并不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被狡猾的共产党阴谋家欺骗的好心行善者”。正相反，他是 I.P.R. 中一位很专业的写手。

二战爆发后，他与国务院和其他对远东感兴趣的政府机构密切合作，致力于将他对远东的看法转化为政府政策。所以被麦卡锡参议员谴责为共产主义代理人。后来麦卡锡修改了指控，称他为美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事业工作。其实两种说法都对。

对美国人来说，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共产党员显然属于这个范畴。不是党员但帮助共产党的人呢？比如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伊丽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等人，都是间谍组织的成员。他们是地下工作者，没有在美国共产党注册。所以他们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时，说的是真话。

还有许多美国人信仰共产主义，但他们从来都不是共产党员或间谍组织的成员。拉铁摩尔就是这样一个人。当他在听证会上愤怒的咆哮，说他不是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时，他还真没撒谎。尽管他信仰共产主义哲学。

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每当远东事务需要作出关键决定时，拉铁摩尔的影子就会笼罩在重要的舆论和决策机构上，为共产主义目标推波助澜。

他曾接受两项调查：泰丁斯委员会的调查宣告他无罪；麦卡伦委员会的调查则裁定他在主要指控上撒谎。

在卡特和拉铁摩尔这场利益巨大的合作中究竟谁是主导人物，这一点一直没有定论。卡特温文尔雅、社会地位高贵，显然是很棒的公关人物。拉铁摩尔善于谋略，做事非常坚持。麦卡伦委员会特别指出他似乎很喜欢使用“谨慎”（cagey）这个词。

1938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 I.P.R. 拨款 90,000 美元用于远东研究项目。卡特在内部指定了三名共产党人协助研究——中国人陈翰笙、冀朝鼎和德国人汉斯·穆勒（Hans Muller），绰号“亚洲通”（Asiaticus）。冀朝鼎曾是拉铁摩尔在巴尔的摩的沃尔特·H·佩奇（Walter Hines Page）学院的同事。可想而知这个研究项目的公正性还剩多少。拉铁摩尔写信给卡特说：

“我认为你把项目的中国部分交给亚洲通、翰笙和冀还是相当谨慎的。他们会滴水不漏的带入（共产党）激进的基本面。”（补充材料）

拉铁摩尔的意思是他们会带入共产党的观点，但会隐蔽而狡猾的完成，不会暴露他们的身份。并且他表达了对卡特“谨慎”态度的钦佩。

卡特在听证会上承认了拉铁摩尔要求他强调共产主义路线。就在同一封信中，拉铁摩尔使用了更明显的措辞。他向卡特建议：“让哪一派上位因国家而异”，“我的直觉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立场会获得回报。”

拉铁摩尔做梦也没想到，卡特会把文件存在家里的旧谷仓，或者说旧谷仓里的文件会被发现。

拉铁摩尔在信中进一步写道，他希望英国自由派（应该是指费边社，英国工党的前身）上位。原因则没有明确说明。

“但至于苏联——应该总体上支持他们的国际政策，但不要使用他们的口号。最重要的是不给任何人留下屈从的印象。”（第 39-41 页）

尽管一贯都很谨慎，拉铁摩尔有时还是会鲁莽行事。生性谨慎的卡特这时就不得不制止他。1939 年，拉铁摩尔写信给驻澳大利亚的记者：

“我正在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将我写的所有内容都提交给卡特。这样每当我说出任何不符合宣传者和绅士风度的言论时，他都会批评我。”

谁的宣传者？

1936年，卡特、哈丽特·摩尔和拉铁摩尔访问莫斯科。共产国际和俄罗斯 I.P.R. 成员沃廷斯基（Voitinsky）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太平洋事务》应该有更明确的路线。这次会议的记录显示，拉铁摩尔表示“他希望尽可能满足苏联的建议，即在 杂志中表达更明确的观点”。（第 3173 页）

一年后，拉铁摩尔在旅行时写了一篇文章，并在付梓印刷前进行了一些修改。他显然认为初稿不符合（共产主义）“路线”，可能不合莫斯科的心意。在给苏联 I.P.R. 负责人兼苏俄政府官员莫蒂列夫（Motylev）的信中，他说：

“如果我要将《太平洋事务》从一个松散、无组织性的杂志转变为一份具有可识别立场和观点的期刊，我真的必须非常依赖你。如果你能每一期为我撰写一篇文章，并且每一篇文章都以一种可识别的思路延续，那么把其他撰稿人的思路集中在这条线上就容易多了。（第 3241 页）

这一段内容已经极其露骨了。拉铁摩尔希望《太平洋事务》有一个公认的立场和观点。 这个立场和观点必须依赖莫蒂列夫来定义。其方法就是每个月从莫斯科得到一篇文章。这些文章应该经过精心策划，以形成“一条可识别的思路”，以此来约束其他的撰稿人。

谁还敢说这封信不是一个完整的认罪证据呢？拉铁摩尔不仅愿意，而且是恳求莫斯科每个月向他提供《太平洋事务》应该遵循的路线。

拉铁摩尔还是想狡辩。他向麦卡伦委员会坚称，他也刊登了反苏作家的文章。被要求出示例证时他卡住了，于是要求休息。休息后，他想起了三个作者——威廉·H·张伯伦（William Henry Chamberlin）、L.E.哈伯德（L. E. Hubbard）以及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

这下参议员们可来劲了。他们根据拉铁摩尔自己的信件提醒他注意以下事实：

莫蒂列夫曾经向拉铁摩尔抱怨张伯伦对斯大林的书评，说他“表现出对斯大林本人的不尊重”。拉铁摩尔回信道歉，说他没有意识到张伯伦的立场，并立即取消了张伯伦的另一篇文章。

至于艾萨克斯，拉铁摩尔最后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是托洛茨基的拥趸（苏共孟什维克派别的领袖）。菲尔德坚持认为应该对艾萨克斯的观点做出回应。他建议拉铁摩尔转载《今日中国》上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个叫 Hansu Chan 的人，实际上这是 冀朝鼎 的笔名。拉铁摩尔发表了其中的节选以表示对艾萨克斯文章的不满。

而哈伯德的那篇文章，拉铁摩尔是有发给莫斯科审批的，但莫斯科的回复很慢。所以拉铁摩尔发表了它。他写信给莫蒂列夫解释说，他需要发表一些这样的文章，否则 I.P.R. 就会被称为“苏联的宣传机关”。然后他加了这样一句话：

“每当发现无法阻止此类文章的发表时，我们一定会确保在同一期中出现一篇相同话题但观点‘真实’的文章。”

在信的最后他还保证，《太平洋事务》应该找到比反苏联文章更合适的主题。

虽然哈伯德的文章发表了，但在脚注部分进行了驳斥。这还不够，同时在同一期中还有一篇驳斥文章。I.P.R. 要求哈丽特·摩尔与安德鲁·格拉德扬泽夫（Andrew Gradjanzev）共同撰写“能够以最巧妙方式产生最有穿透力效果的反驳文字” （第 3435-3454 页）。

1938年，苏俄出版了一本世界地图集，被誉为对共产主义宣传的重要贡献。在 I.P.R. 档案中发现的文件表明，它的目的是提供一幅“马列主义世界地图”——展示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的对比。这本地图是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院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莫蒂列夫的指导下编写的。

I.P.R. 对这本地图集表现异常兴奋。卡特签署的一份备忘录这样写道：

“这是 I.P.R. 生命中重要的日子，因为莫蒂列夫博士这本伟大的苏联世界地图集的第一卷我们收到了……两份珍贵的图集，一份寄给了荷兰，一份寄给了我”（第 2705 页）。

拉铁摩尔在《太平洋事务》上对其进行了评论。 他写道：

“引言中特别提出的信息具有历史意义。它证明了苏联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明确目标是在未来用共产主义取代世界其它地区的资本主义。必须承认，这种方法令人敬畏。这不是庸俗的宣传，而是在一个层面上进行的科学论证，赢得了知识分子的充分尊重”（第 2703 页）。

1945 年是苏俄远东计划的关键一年。德国的战败已经显而易见。美国所有的军事力量随后将全部投入太平洋战区，日本负隅顽抗的日子也就屈指可数了。胜利者获得回报的时刻即将到来。

此时，斯大林得到罗斯福的承诺，用美国资金和物资武装了大批苏联红军，换取他们参与对日本的最终打击。苏俄入侵中国东三省、新疆、外蒙和朝鲜也不成问题。

接下来就是把中国交给共产党的第一阶段——即迫使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至于日本，斯大林希望说服美国政府向日本强加一个 迦太基式 的和平协议——也就是消灭天皇，让日本沦为农业经济。这将削弱其人口，使它很容易被纳入亚洲的共产主义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