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早是從哪裡開始的？你可能無法想像

「自盤古開天闢地，三皇五帝到今。」無論是正史還是民間傳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都是這樣講述的。雖然有文字記載和典籍只能追溯到東週時期的記載，但就連孔子當時在談及往事時也說過：「夏禮，我可以說，簽字還不夠，殷禮，可以說宋代對其收藏還不夠。文獻不夠，所以我可以收集。」然而，多年來，這並沒有威脅到國人對古代文明的信仰，也沒有威脅到來自皇帝世界的忙碌的臣民。從時間和空間上來說，這麼遙遠的時間和空間或許根本就沒那麼重要。

時間的腳步還未到清朝末年，「三千多年的巨變」突然降臨，一幅全新的世界和時代圖景猶如一聲驚雷，打破了天暮最後的平靜。 。面對衝擊和失敗的焦慮，以及對自身身分的尋找和肯定，促使一群聰明人開始重新檢視固有的歷史敘事。從康有為的“古人愚昧無義”到胡適的“東週之上無歷史”，“疑古”逐漸成為時尚。

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羅振玉、王國維等人對甲骨文的銘文和解釋的發現，殷商時期的存在得到了實證證據的證實。王國維甚至有些樂觀地總結道：「從殷商血統的真實性，自然可以推斷出夏侯氏血統的真實性。」文獻的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給了研究人員重建古代歷史的信心和信任。錢穆在《國史大綱》中寫道：「《史記·商（註：應為殷）本紀》中記載的商代皇帝，有從殷墟得到的甲文為證，知道是真的。《商本紀》皇帝是可信的，《夏本紀》皇帝也未必不可信。」然而，這只是帶著「溫暖和尊重」的邏輯推演。在早期，它仍然很難被普遍認為是可靠的歷史。例如郭沫若、張蔭霖，他們幾乎與錢穆同時開始編撰通史，但仍只是從商開始。

挑戰夏文明的人中，顧頡剛的名氣最大。 1923年，他將禹列為《與錢玄同先生論古史書》中的神獸，並認為古代歷史上的夏禹是神話歷史化的結果：「我以為禹是九鼎上鑄造的動物……後來變成了神獸」。幾年後，透過文章《答柳翼謀先生》和第二卷序言《古史辨》，他表示自己已經放棄了這個假設，但他也強調「這個理論是否正確已經與我辯論的本質無關。 「顧頡剛在隨後的觀點中堅持認為，文學中涉及的夏史人物和行為，大部分都是後人杜撰的。他雖然沒有質疑夏朝的客觀存在，但實際上卻創造了夏朝歷史的偽史論。

顧頡剛的學說在當時影響巨大，為後來的「古史辨析運動」一舉奠定了中國近代史學萌芽的基礎學術基礎。然而，也有很多粉絲和反對者。從西方哲學轉向古代歷史研究的徐旭昇就是其中之一。在他看來，“（顧）太過分了，又失實陳述了，所以他的結論不值得認真對待。”從1938年開始，他用了四年的時間“了解古代歷史上所有的傳奇材料” 。 《梳理》以入木三分的《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來詳述古代歷史學派研究的缺陷，重構盤庚遷殷之前歷史的基本結構。

徐旭昇一生都沒有停止過傳奇時代的研究。顧頡剛留下的呼喚還在他腦海中盤旋：“還好，傳說中的夏朝有很多地方，我建議你去這些遺跡裡進行挖掘工作，找出真正的證據，看看吧！”

1952年，鄭州東南二里崗發現了大量文物和古墓葬。經考證，這是一處比安陽殷墟歷史更悠久的遺址。 1955年，在該地區重新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城牆，商代早期和中期的古都被發現。 1956年，在二里崗遺址西側的羅大廟村也發現了一處遺址，該遺址早於殷商文化，晚於龍山文化。

這些考古成果就像一個訊號，給正在思考尋找夏遺址的許旭昇發出了更明確的方向。從1957年10月開始，他開始清點、選取先秦史書中夏朝及同期的歷史記載，最終在中原這片廣闊的沃土上劃出了兩個坐標：晉南和晉西。河南。 。 1959年4月11日，徐旭昇終於在日記中寫下了這個決定：「14日出發前往河南」。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決定之一，也將成為考察中華文明起源過程中最重要的決定。一。

14.許旭昇和助手周振華準時登上從北京開往河南的火車，一週後抵達登封。已經71歲的徐旭生面前還有一段艱辛的跋涉：科考路線上，只能使用馬車和驢子，甚至要步行數十公里。在很多情況下都是腿；至於一日三餐，無非就是地瓜和饅頭。

幸運的是，檢查過程很順利。在登封，他們在望城崗、石陽關附近發現了兩處遺址，在蔚縣古水河和燕寨附近發現了兩處遺址。一個月後，他們到達洛陽以東的偃師，根據《乾隆偃師舊志》的記載，他們試圖在高莊村找到商朝第一個都城西伯。那天的日記裡，許旭生留下了這樣一段話：「除了有生（注考古學家方有生）在村裡的一個坑里弄了一個鼎外，其他什麼也沒有發現。我向西走了十、二十裡，什麼也沒發現。」…古陶碎片。越過洛河以南，陶碎片就會逐漸出現，到二里頭村喝水吧。 」

這是二里頭第一次出現在考古相關文獻中。如此隨意，卻又似有指涉。正是在這裡，許旭昇看到「五類分子在勞改期間挖掘的池塘旁，有大量殷初的陶器碎片」。他也從村民那裡聽說，出土的陶片範圍從南到南約三英里，從東到西更遠。寬度。他心中暗自升起一股難以抑制的激動，連「驚雷北起，大雨傾盆」也無法澆熄。當晚冒著雨返回招待所的路上，「天黑了，泥又厚又滑」。他不得不「脫掉鞋子，在泥濘中行走」。但許旭昇卻有一種「無邊無際」的感覺。

這也是徐旭昇一行考察的最後一天。第二天一早，他們就回到了洛陽工作站。他們原本打算再去山西考察一個月，但由於小麥收穫季節即將到來，無法進行野外工作，所以他們決定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後，許旭昇很快就整理出版了《1959年夏豫西調查「夏墟」的初步報告》，其中提到二里頭的發現，他寫道：「該遺址東西長約3至3.5公里。南北寬約1.5公里。這個遺址的遺跡性質和鄭州洛大、洛陽東幹溝寺的遺跡屬性差不多，都屬於商代早期……這次我們看到這個地方還蠻大的，不過我們沒有去追那四個地方。如果村民們所言屬實，那麼當時這裡其實已經是第五年的一座大城市了，成為上塘都城的可能性非常大。”

雖然在這份報告中，許旭昇並沒有假設這裡與他所思考的夏遺址有關，但二里頭遺址的考古工作卻真正從這裡開始。同年秋天，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夏鼐指派洛陽團隊趙誌全等人對該遺址進行試發掘，基本上明確了該遺址的範圍和規模。建立階段框架。根據情況，整個工地劃分為9個工作區域。

試挖掘開始僅六個月後，建​​築地基在工地中央露出。經過兩年的挖掘，面積6500平方公尺的基址東半部被發掘出來，這無疑顯示這裡曾經矗立著一座龐大而宏偉的建築。 1975年，基址區剩餘部分及遺址命名為「二號宮」。 「1號」終於露出了完整的形態：一個寬闊的庭院，四面都有相連的遊廊，主殿位於庭院的北側，而南方則是一片寬敞的大夢。地基現場未發現明顯的居住痕跡。據此，考古學家推測，這可能是一座具有祠堂性質的建築。

1978年，「宮二號」基地再次被發現。此外，還發掘了30多處夯土基址，發掘了數座貴族墳墓，並發現了許多青銅器、玉器等文物。二里頭的區位基本上呈現出顯著的城市特徵。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將這段時期視為二里頭考古的第一階段。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由於這一階段的工作，「二里頭被確立為中國第一個國家首都。重要的學術遺產地位」。

此後近二十年，二里頭遺址進入打撈調查階段，配合當地基礎建設。不僅文化景觀進一步提升，還在西側和北側規劃了三個新的工作區，大大擴大了場地範圍。以青銅鑄造工坊為代表的重點遺址的發掘以及大量出土文物證明二里頭文化進入了青銅文明。

儘管二里頭的許多發現已經足夠令人驚嘆，但它們像珍珠一樣散落在廢墟周圍，因此一些外國學者認為這裡不具備城市的特徵。因此，二里頭聚落的整體面貌是什麼樣子，其起源是源自於自然聚集還是精心策劃，成為一個亟待解釋的問題。

尋找答案的艱鉅任務落在了學者徐宏的肩上。 20世紀的最後一年，也是二里頭遺址發現40週年。他接替前任，成為二里頭第三任考古主任。此前，他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城市考古，考察了仰韶至戰國時期遺留下來的數​​千處城址。

徐宏上任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遺址邊緣區域及其外圍進行系統鑽探，明確遺址的真實範圍。依靠這些實地考察的支持，他在場地平面圖上用虛線畫了一個圈——北起洛河灘，東至嘎格頭村東線，南至四角樓村南。西至北墟村。大致呈西北-東南走向，東西最長約2.4公里，南北最寬約1.9公里，面積300萬平方公尺。因此，二里頭遺址的規模空前。

在考察遺址邊界的同時，徐宏也檢視了過去留下的勘察和發掘記錄。一方面，1976年秋，他發現「二號宮」基本地塊找到時，其東側鑿出了一條道路，共鑿了200多公尺。他立刻預感到，有一把鑰匙出現，可以揭示宮殿遺址區域的佈局。

2001年，未完成的道路搜尋工作又重新開始。短短幾天時間，繼續向北、向南推進，最終停在了北端的晚集和南端的莘莊村。赫然可見的是長700公尺、寬10餘公尺（最寬處20公尺）的南北走向道路。勘查過程中，還意外發現了一條300公尺長的東西走向道路。兩條道路環繞著「二號宮」的基址和5個20世紀70年代發現的中型夯土遺址。位於魯北路以東的夯土建築規模較小。顯然，它們並不是唯一以前的交通路線，在空間規劃上也扮演了明顯的角色。

根據這個規律，徐宏做出了合理的猜測：「一號宮」基座的南側和西側。 1"必須是道路。這個猜想終於得到了驗證，天空中重新出現了一條「井」字形的道路，環繞著宮城圈。

同時，在1號場地的南北兩側。 2號遺址也已出土。 4和位置編號。 6.這三個地點形成了一個單一中軸線的建築群。在基地一號的南側。 1.基數7具有中心軸。他所創建的「西路建設團」與1號基地的「東路建設團」形成兩條平行線。 246.

而當範圍向外擴大時，「井」字中間的宮殿區、祭祀遺存區位於「井」字牌的北面，南面的作坊遺存區也形成了一條大中軸線。串聯起來，與「井」字牌相連的東西兩側的貴族宅邸和墓地共同形成同心圓佈局。

二里頭的城市佈局一下子清晰起來。這與中國三千年來的建築理念非常相似。 「二里頭遺址中心區的主路網對於詮釋二里頭遺址王都內涵來說是最重要、最有價值的。」現任二里頭考古隊隊長趙海濤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說，如此嚴格、清晰、有規律的規劃，說明當時的社會結構是等級分明、等級森嚴的，這意味著當時已經有了成熟、發達的管理制度和模式，這意味著二里頭文明進入了王朝時代。狀態。更重要的是，如果將場地的內部佈局與整個埃爾利塔“四通八達”的地理位置相結合，完全符合“擇天下建國，擇天下而建國”的說法。國建宮，擇巳宮」並立廟宇」是王朝都城規劃的特色。

但與後世所熟知的傳統城市模式不同的是，二里頭遺址附近並沒有發現城牆遺跡。基於前人對早期城市遺址的研究，徐宏提出了「大多數城市沒有城市」的概念。他認為，郭城的建設是後漢的概念。二里頭時代，城的外圍沒有設防。但同時他又堅信，宮殿區作為統治中心，也是皇室的禁區，不該對外開放，必須有城牆。

因此，2003年初，他在向斯洛伐克共和國考古研究所和國家文物局提交的年度發掘計劃中，提出將宮殿週邊文物調查作為重要項目。他發布了“軍令”，透過最小程度的挖掘來確認圍蔽設施的存在。隔年，他又投入這項工作中，並於2004年春天，在「二號宮」地區成功找到了殘存的四處宮牆殘骸。 2」。成為現實。當年評選的「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這座被徐宏稱為「中國最早的紫禁城」的宮城就是其中之一。

對於這些新發現，2002年加入二里頭考古工作的趙海濤大部分是經歷和見證的。在他看來，這是自該遺址發現以來最有成效的時期。他就任隊長後，結算單的審查繼續進行。近兩年，他們在宮城以西地區新發現了拱西路以北200多公尺的道路、拱北路入口、城牆東南角。據此，他們認為二里頭首都的平面佈局很可能會被縱橫交錯的道路和城牆分隔開來，形成多重網絡。每個網格屬於不同的家庭，居住在不同的區域，區域外有圍牆，居住和墓葬為一體。

2020年10月初，二里頭又一處新發現的超標準墓葬整體轉移至實驗室。經過幾個月的發掘，墓中發現了多件陶器、漆器和散落的綠松石碎片，其中一件蟬形玉器是首次見到。即使只清理了表層的掩埋物，從出土的隨葬品和未清理的掩埋物的厚度來看，這也可能是該地迄今為止發現的隨葬品最豐富的一座墳墓。

墓地的最後一次重大發現是在二十年前。與最近發現的墓葬一樣，它們都來自結構更為複雜的較古老的夯土遺跡（遺址3和5），而遺址2已將其縮小。

2002年早春的一個早晨，考古學家李志鵬在清理灰坑時，正在進行一號基址的日常挖掘工作。 3.一簇綠松石突然在他眼前閃現。他意識到他發現了青銅器。近40年來，二里頭僅出土青銅器數十件，全部來自高級貴族墓葬。所以，在這一簇鮮豔的色彩之下，一定有不尋常的遺跡。 。

李志鵬把徐宏叫了過來，兩人小心翼翼地剝開表層，露出一角飾有凸起弦紋的銅鈴。而就在它的旁邊，真的出現了人骨。在隨後的發掘中，這座編號為2002VM3的長方形豎坑墓逐漸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墓主是一名30至35歲的男性。他側身站立，四肢伸直，頭轉向北邊和東邊，四肢的一些骨頭被毀壞了。棺材已無明顯痕跡，墓底散有硃砂。隨葬品除銅鈴外，還有鳥頭玉飾、「花瓣貝項鍊」、漆器、陶瓷等數百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堆小綠松石片，斷斷續續地分佈在墓主人的肩部到胯部，總長70多公分。

清理後，原來是龍形容器，長64.5厘米，寬4厘米，由2000多塊形狀各異的綠松石組成－每塊綠松石的大小只有0.2至0.9厘米，厚度約0.1厘米。 「龍」身略呈波浪狀，中間有向兩側傾斜的棱線；頭部淺浮雕，青花玉目，鼻樑，鼻尖碧綠。 3公分末端有一條綠松石條。裝飾垂直於龍的身體並連接它們的紅色斑紋。

雖然這種龍形器物的性質尚無定論，但人們認為它具有鮮明的圖騰崇拜和宗教信仰色彩，與社會地位密切相關。它是二里頭文明貴族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回想起來，這件龍形器上所描繪的神獸形象，無疑與中華民族傳承的龍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血緣關係。根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週研究局局長杜金鵬介紹，它是「天然的『中國龍』」。

就在龍形器物被發現的同一年，還發現了一座面積不下1000平方米的巨大的生產綠松石器物的作坊。與1980年代初發現的鑄銅作坊、陶器作坊、近年發現的骨角作坊以及可能的漆作坊一起，構成了「井」巷以南的「工作城」。 。這座「工業城」城牆高、工事深，呈現出「國家工業基地」的特色。

相當有趣的是，趙海濤透過梳理這段時期二里頭文化晚期的資料，發現道路系統、宮殿牆、宮殿建築群等大型禮政工程都遭到破壞。 「城」仍在使用中，並新建了宮殿建築等大量夯土工程。一個可能接近歷史真相的解釋是，這可能表明當時二里頭政權已被推翻，專業技術人員和設備設施仍在繼續使用。雖然不再是王朝的首都，但它仍然是新政權的中心。重要的總部。

此外，稻麥的出現和多種耕作方式的培育，牛羊的馴化和繁育，高品質陶瓷和原始瓷器的發展，青銅禮器體系對玉器的複雜揚棄儀式。器皿體系、複合銅模型的餐具製作技術等多種特徵，顯示了二里頭文明在經濟、技術、文化上的巨大進步和中心地位。

爭議與前進之路

如今的二里頭遺址建有面積3.2萬平方公尺的博物館，博物館前的大石上刻有「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格望頭村東側，村口有一座石牌坊，牌子上寫著「最古老的中國」五個大字——這也是徐宏一直堅持描述二里頭遺址的方式。 。從學術意義上來說，徐宏不同意將埃爾利塔和夏之間建立明確聯繫的熱情。在他看來，二里頭雖然極有可能是夏，而且極有可能是夏，但這只是一個假設。在沒有內部書面證據的情況下，夏的存在仍然是一個無法驗證或證偽的問題。

自1959年發現以來，關於二里頭遺址是否屬於夏朝的爭論就從未停止過。

雖然許旭昇在尋找「下須」的過程中首先發現了二里頭遺址，但根據文獻中的記載以及他當時對相關文物的了解，他推測該遺址就是商湯西伯。這種觀點被稱為“西伯說”，二十年來一直是夏商邊界學術爭論的主流。時期之間加了一個剪切，即二里頭一期、二期屬於夏文化，三期、四期屬於商文化。

直到1977年，在河南省登封縣召開了「發掘成功現場會議」。在會議上，考古學家鄒恆在長達六小時的演講中提出了「令人震驚」的觀點——二里頭遺址其實是夏都，第四期是整個夏文化，鄭州商城是夏都。唐尚。 。這種說法被學界稱為“鄭伯說”，徹底顛覆了夏商文化先前建立的認知體系，自然引發了眾多同行的“集體反擊”。與相關問題，一場長達數十年的爭論開始了。

1983年3月，偃師商遺址的發掘引發了「西伯論」陣營的分裂。有些學者將西伯微調為偃師商城，使爭論複雜化。除兩派原有觀點外，也有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但第三、四期是商文化；有學者認為二里頭遺址是夏都，只有第四期是商文化；這裡是錫伯，只有一期是夏文化…

2000年，完成驗收的「夏商周工程」發布了簡化版的成果報告，將夏朝的開國時間定為西元前2070年左右，夏商的界線在西元前2070年左右。西元前1600年，也就是說，二里頭一期至四期全部屬於夏文華。然而，這一結果仍然不能令人信服，相反，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許多批評。例如，英國學者艾蘭認為，中國學者先入為主地相信夏朝的存在，然後尋找證據是有問題的。 「如果'夏'原本是一個神話，後來變成了'歷史'，那麼就很難在網絡上建立'夏文化'。」更重要的是，正如美國漢學家倪德偉所言，「國際學術界將將工程報告撕成碎片」。

即使在國內學術界，該報告也無法100%說服所有研究人員。但學術進步的本質是在討論中修正和更新。 2002年，隨著中華文明普查工程的啟動，二里頭遺址各時期的年代範圍再次進行了新的“系列調整”，進一步完善了根據測量系列呈現的時間範圍進行測年。數據。準確性。由此，早期測年計畫中獲得的二里頭遺址的年代範圍從西元前1880年至1520年縮短為西元前1750年至1520年。

當然，新的數據總是會面臨新的挑戰。堅信第一至第三時期都是夏文化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部特聘教授、社科院學部委員王振中表示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質疑：「不僅用了200多年的二里頭文化歷年，根本無法填滿夏朝471年的時間跨度，二里頭第三期有可能反而落入早期商代年代學，這也使得原來聲稱第三、四期屬於商文化。保存一段時間後，視圖將再次激活。”

在缺乏直接文字證據的情況下，圍繞著二里頭和夏的爭論可能還會繼續下去。因為現代中國考古學從誕生之日起，就蘊含著恢復古代歷史和民族自信心的基因。正如趙海濤所說：「夏朝是古文獻記載的第一個王朝。夏朝的建立奠定了中華文明的基礎，是中華文明史上的里程碑。對夏文化的考古考察是一項重要的工作。 「這是研究中華早期文明的一個重要步驟，是研究中華文明從何而來、如何發展的關鍵問題特徵和關鍵文章。

對於二里頭遺址及其研究人員來說，除了繼續探索之外，沒有其他出路。如佈局框架、遺址的具體範圍、週邊防禦設施狀況、廣泛的王陵、水環境系統、祭祀遺存、網絡差異以及與文化分佈中各級聚落的深入關係等區域、控製網絡、統治文明等重大問題仍然是二里頭有待解決的難題。 63年來，二里頭的發掘僅佔遺址總面積的1.7%。照這個速度，需要三千多年才能完成整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