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如何實踐「兒童遊戲權」：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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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篇 2018 下半年發表、西班牙政府「經濟、工業與競爭力 部會」預算補助的研究，2019 年 1 月刊登在《童年與兒童服務 國際期刊》特刊主題「童年研究的未來」的文章。

整整 60 年前，1959 年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兒童人權宣言》，直到 30 年前，1989 年的《兒童權利公約》，才確立了「兒童，也是生而享有人權」的普世共識，而這一個被全球 200 個國家支持認同的締約，是史上唯一最獲共識而正式批准的。

英國社會學家 Hammersley 在 2015 年提到，這樣一個「新的進步典範」的存在，無非宣示了人類社會最佳投資，就是投資在童年和青少時期，而前述這樣的思考模式，促使眾人認可了「人權不可與兒童主體分割」的重大進展。

然而，世界上多數國家的兒童相關政策，仍然僅注重在「基本的生存和保護」的權利，而對兒童身心發展和尊重兒童視角意見的權利（如第 31 條的遊戲權，休憩權、文化活動或資訊取得權利）都興趣缺缺；當然，除非，是跟教育有關。
的確，基本生存權在「發展中國家」很重要，但不代表其他權利要被放在次要，因為「人權」是一體的，不是可以區分先後緩急，或是認同卻不實務執行的。

因此，1991 年，聯合國開始監督各國的實務作業，確保各國確實將締約「國內法化」或納入政策。

遊戲，對於兒童的童年、身心發展及健康福祉的重要性，已經有太多研究，但是，學者及倡議團體，卻還需要一直為「遊戲」對兒童認知、生理和社交發展中「無庸置疑的存在」，提出各種辯證爭取，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冥頑，甚至無知。
遊戲權的必要性，一點也不亞於基本生存權，因為它是一個跨領域、多元面向的整合性人權，但是，全球一致性地對此缺乏計畫、程序和政治行動。
是時候，把理論帶去實踐了！
國際遊戲協會（IPA, International Play Association）說得很好，遊戲權，是兒童的童年中，最少被聽聞、最不被理解、最難被認同，因而最經常被忽略、最會被低估，且全球集體犯罪去違反的兒童人權。
政府、公部門機關校院、社會或甚至家庭本身，有沒有滿足到兒童的遊戲權，怎麼測量評估，或是說，有什麼方法、工具或系統，能幫助我們，去真正地實踐「兒童遊戲權」？

遊戲權的定義，有 4 個屬性：
- 遊戲時間（休憩時間 和 自由時間）
- 遊戲空間（學校、遊戲場、家裡、公園等）
- 遊戲素材（玩具 和 可玩物件）
- 遊戲夥伴（朋友、鄰居、夥伴 和家庭成員等）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特公盟）進入第 4 年，盟眾用了很多角度和方法，我相信大家都普遍認同「遊戲空間」的改造設計，加上「遊戲文化」的公眾教育，所結合的路徑實踐。

而西班牙這一群學者，同樣也是用了 4 年時間，除了資料分析之外，還從學校、社交和家庭三種可能形成遊戲的環境，做 24 組兒童和成人的焦點團體，建立了一套 SIDERJU 指標系統，以法規結構、執行過程和有效結果三種指標面向，來評估「兒童遊戲權」的辨識。

讓我們看看，附圖，這個研究歸納出的製表，一同檢視，政府、公部門機關校院、社會和特公盟或友盟等相關團體，甚至我們每一個家庭裡的每一個個體，還需要增加和補強的，是哪些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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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在：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111/chso.12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