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衛城出版過很多很好的學術翻譯書。出學術翻譯書基本上是為社會做功德,因為翻譯和編輯校對的成本很高,要做出一個好的華文譯本其實不容易,但版權是有年限的,一般五年,五年後又要花錢再續,所以出越多要續約的錢越多,但再版不一定有銷量,但如果不續之前付出的翻譯勞動和成本都付諸東流。
近期讀了台灣衛城的《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這是Acemoglu和Robinson在《國家為何失敗》之後另一本大歷史鉅作。雖然談論的是“自由”,但其根本立論在強調體制和國家“巨靈”存在的必要性,因為如果沒有體制,很多公共服務和福利都沒有辦法提供,會陷入無政府的混亂,而在混亂底下的個人也談不上有什麼“自由”,但國家和體制巨靈必須受到社會監督和制衡,否則會走向獨裁專制的另一個極端,個人自由會為體制所侵害。
因此真正的自由必定是在這兩者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所以說是一條“窄廊”,有些國家社會從來沒有擠進這條窄廊過,即使有,要停留在這條窄廊並不容易,一不小心就會跌出,如納粹德國就是一例。公民社會的素質也很重要,有文化和民主素養的社會,窄廊就會寬一些,在政治路上比較容易維持自由民主的運作。
面對專制“效率”的挑戰,這本書的出發點某種程度上是在替西方的自由民主辯護,因此讀起來有點“西方憑什麼”的意味。而西方到底憑什麼,作者認為,西方剛好有羅馬帝國這個國家巨靈和日耳曼部落分權的傳統,使歐洲千年來一直處於分裂和互相競爭的狀態,而終得以擠進這個自由的窄廊。
另一方面,也有點法蘭西斯福山“歷史的終結和最後一人”的感覺,因為照作者的模型,無論什麼宗教文化背景,要個人的自由能夠被保障,社會能夠繁榮進步,都要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走進這個窄廊。本書也不乏對各文明的歷史“指指點點”,包括認為中國專制的起點是從商鞅“強國弱民”的法家思想開始,“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這樣的思想影響中國千年至今。
而且國家為什麼會走向專制,作者認為,往往是因為菁英對社會動員感到恐懼和不信任。
在華文世界,“自由”的概念其實常常缺乏深入的討論,更多時候淪為一種口號和控訴。對於體制的態度也頗為兩極,一方面常常會有“明主”思想威權崇拜,另一方則是對體制和專業的不信任而流於民粹。
關於本書的評論和引用,常常著重在對於中國的批判,但我認為“自由的窄廊”應該是個建設性的概念,更應該拿來檢視我們自身的政治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