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別的國家如何搭起社會安全網

《 我們與惡的距離 》裡面有兩個所謂的「壞人」，一個是無差別殺人的李曉明，最後在還沒有人知道他到底什麼狀態、為什麼殺人，就被國家殺死了。另一個是患有思覺失調症的應思聰。一開始我以為這部台劇所謂的「與惡」指的是無差別殺人犯和應思聰，但後來才發現，那個「與惡」的「惡」指的是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把手指向「殺人犯」的人的狀態。

吳媛媛在《 幸福是我們的義務 》一書中，用淺白的文字和例子，來分析比較並討論他自小在台灣生長的經驗，和他到瑞典定居之後的經驗。其中一個例子是瑞典老公的多年好友約翰。他自從被診斷出憂鬱症長期請病假之後，就一天到晚在家裡打電動，工作也有一搭沒一搭，健康情形每況愈下。對於作者而言（當然，對我來說尤其是！）這人就像社會的米蟲一樣，他的軟爛看似永無止境，應該永遠都不會有回到正軌的一天，這樣的人竟然可以領著優渥的社會補助！？但對於瑞典人的腦袋來說：「我們都知道憂鬱來襲的時候他的情況有多糟糕，何況他在請病假之前，也工作繳稅了五、六年，我相信他只是需要休息，等他準備好了，情況會越來越好。」後來約翰也確實回到所謂的正軌，有比較健康的身體、穩定的工作和感情關係。

因為他在談的就是王婉諭剛遭遇小燈泡事件的那年一直在談的東西：社會安全網。社會是由許多個人組成的，奇妙的是，由個人組成的社會裡，除了有個人，還有因為個人集合起來所形成的「集體」，那種集體，可以在個人軟弱的時候，提供他需要的力量，一直提供到他能夠自己長出力量，然後再轉而成為那種公共力量的一份子，去扶持另一個需要這股力量的人，某方面來說，這就是社會救助制度的精神。

在現在組織越來越複雜的社會，我們可能是個人不願意、沒時間或是沒有專業技能，所以把這種工作外包給社工和相關精神科的醫療人員，甚至是需要幫助的人的家屬，這種外包，也容易讓我們以為已經足夠，或是不關我們的事。等到出事情之後，就把犯錯的人當作是原本就這麼壞來處置。如果只是一兩次，我也可能會覺得那就是個案，但如果這種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發生，難道不該想想，那個殺人犯，真的很有可能會是未來的我們每一個人嗎？就是當我們自己有時再也沒有力氣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卻從小被灌輸都是我自己的錯，沒有人「應該」「有義務」、「有能力」幫助我們，或是我們外包這種工作的社工和醫療人員也沒有足夠的力氣和資源，來陪伴那時候的我們。更糟糕的是，等我們真的到了犯錯的地步，也許就會像《與惡》裡面的李曉明那樣，再也發不出聲音述說我們的故事，因為我們已經被國家給殺了….第二次。

其實，任何受害者家屬所經歷的痛，不僅對他們來是椎心刺骨的傷口，對於我們大部分人來說也是一種血淋淋的直接生存威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把自己投射在受害者而不是加害者身上。這是純粹生物性的情感恐懼，合理，但對于預防自己成為加害者或受害者沒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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