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日》看不見還是視而不見

台灣獨立媒體「報導者」在2018年時曾作過一系列關於台灣底層被社會遺忘無法發聲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生活，將台灣新一代社會底層風景和這些因為生活於低收入或無人得自理生活的孩子被社會遺忘的困境，一直到2021年當年參與的攝影記者林佑恩仍持續追蹤其一、二人生活狀況。

獲得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的私電影《度日》拍出台灣不能出聲新底層未成年少年仔的聲音和生活，拍攝剛滿19的少年土豆面臨雙親離開過世居住於叔叔家中，從小就得開始自力更生，從灑農藥、搬金紙、走險路，青春的他從非法童工到如今成年加入就業市場是否能有翻轉機會，或是複製上一代家庭的人生困境。

2018年報導者開始關於「廢墟裡的少年」台灣兩萬名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的系列報導時，啟發我寫作耽美台語文BL作品《少年仔》的契機，對於留下逗點的各方故事，不管是吸毒販毒、加入黑社會或是非法童工和逃家街頭遊走，作為一個無法給予任何實質幫助的BL作者，只能透過文字寫出一部我能給出的故事的好結局。

但現實是殘酷的，不管是從2018年以前到2020年被搬上大螢幕的台灣少年仔的故事，都或多或少顯示出台灣社會有幾萬名兒少的生活是無法自救深陷於困境之中。

獲得第58屆金馬最佳紀錄短片的《度日》，是一部不到一小時的紀錄電影，它拍攝了報導文學《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中一開始【家庭的流轉與階級的禁錮】篇章主角土豆的後來的故事。

19歲的土豆因父母離開從未成年開始就得想辦法賺錢過生活，過去因為未成年無法正常工作以為成年會好過一些的土豆卻發現即使成年了日子卻無法一天翻轉，他只能繼續跟以前一樣做著社會底層的勞力活、一邊一天天的過資本主義下屬於他的日子。

原先《廢墟少年》一書是由報導者的記者編輯們撰文寫作，導演林佑恩只是當初團隊其一的攝影記者。

在專題報導結束日後，林佑恩能繼續追蹤這個議題，並打算用影像記錄其一青少年土豆的生命故事《度日》，將土豆和他朋友的狀況和每日所經的生活和看未來困境與年少迷茫都呈現在被現在繁忙速食的社會壓迫的觀眾視野裡，看見一個不同於自己卻在同一片土地上被迫接受社會貧富結構下，每天靠著體力討取生活的故事。

在首映座談會中導演表示出他在拍攝時的矛盾，一方面他想放下記者或本身的位子去接近土豆的群體，但面對攝影機下土豆表示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並且一開始也很反感攝影機跟錄音設備，從不適應到接受，甚至從這個記者到直呼名字，都讓《度日》的導演感受很深。

同時也對於自身在這裡或拍攝影片結束後自己的定位矛盾，在最後一幕土豆跟其他人駛車離去那一刻，也許導演和觀眾也在逐步深入土豆世界中意識到：「我們始終都是他生活裡的那個陌生人。」

在眼花撩亂的金馬獎，我想寫這篇可能在多火花的紀錄短片《度日》，祝賀導演也謝謝報導者，甚至是讓我完成了自己的小說。但是卻沒有辦法了解是否紀錄片中的主角土豆的生活能改變什麼。

在脫離封建結構與專政時期走向民主或共產的人們以為自己終能擺脫階級複製，但他卻只是在社會中埋藏了更深，不管是睜眼說瞎話或是全然不知，對於高風險家庭的孩童少年，能活下去是一場搏鬥，能堅持住自己不受金錢誘惑走偏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在我們未成年為學業和未來苦惱的時候，有人卻為了下一餐與我能不能活過明天而困擾，這不是電影裡的悲慘世界或是戰亂國家造成的悲劇，而是一個真實在全球數一數二安全的台灣社會上鮮少被看見的故事。

在創作中《少年仔》故事最後角色獲得救贖、《度日》紀錄影片得獎，但土豆與他朋友的底層生活依舊持續著，其中一人口中說：「我想盡量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這樣對小孩比較好。不希望孩子到時候跟我一樣。」也許我們也可以祈禱未來的他們都好好的，而台灣社會人群、政府也能慢慢不讓他們排除在制度之外，期許這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