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書寫】影子仍面向潛伏｜無數的啟程與停留：後記「影子仍面向潛伏」

《紅路》（Red Road）是系列的最後一場，但也可以說是我思考這次電影書寫的起點。影片以一座我生活過的蘇格蘭城市Glasgow為版圖，劇中主角們在其中窺探、藏匿、潛行、搜索。這版圖既指涉確切的物理空間（街道、住宅、路牌），予人視覺的重複與變異，也涉及情感層面，伴隨時間軸度而變化。有時感到昏黃、霓虹、金屬綠般奇詭，有時卻忽地向晚，或大塊蔚藍。

隨著劇情前進，角色漸漸立體，但那些在電影正片之前、暗藏心思與謀劃的夾層，似未鬆脫......

女主角賈姬的身份，教人聯想到電影觀眾。城市的影像，透過一座座閉路攝影機，傳送到他眼前的多格螢幕。透過手指和槓桿，視線得以調校，目光與即時影像的距離保持警戒與動態，一連串步驟決定了賈姬如何判斷遠方人們的安危，是否拿起電話，通報警政系統介入。

直到一夜，男主角克萊德意外地從她的凝視中現身，成為螢幕上閃動晃移的光影。

面對電影銀幕（或各種電子螢幕），看似安坐的觀眾，或許也想像自己能召喚、能存取、能感受某些神秘，或對應一些普遍的人類經驗，因而調整自己沉浸或抽離的程度。在工作坊時，我時常向大家提問，試著從各自的回應中，察覺同一片底下彼此思考的路徑。

片名「紅路」的指涉究竟為何？片尾是好的、或合適的嗎？你希望故事一開始，賈姬發現了克萊德嗎？兩人剛出場的時候，你覺得他們是怎樣的人？並在書寫練習時，一）邀請大家用自己的方式敘述、或想像其他的故事版本；二）撿拾片中閃現的、四散的線索，描繪這座城市。

相較於《紅路》的生死懸念與謎題，復仇的迴旋與猶疑，泰國導演納瓦波坦榮瓜塔納利改編自回憶錄的《明天，最後一天》，則提供了明朗的設定：觀眾已知你的死亡將至，但主角卻不知道。

每秒的死亡數字跳動，自殺致死的排行榜圖表，與黑底白字的字卡，給人冷硬冷冽的距離感。然而，與此相對應的數個生活短篇或切片，引領我們十分靠近一個個私密的、公眾的尋常場景，構圖緊密但速度悠然的鏡頭，彷彿生活就要這樣綿延下去，使得隨後（隱藏在畫面之外）死亡降臨的靜止、無聲、空缺、退後，悄然洩露了異樣的感受與質地。

片中的異樣和異質，還包括窄寬不一的景框比例，以及揉合了真人訪談和實景演出、廣告棚拍、肖像靜照與新聞檔案等媒材，而組合成一部帶有「散文電影」（essay film）（亦稱論文電影、日記電影）氣味的作品。

其中，一場流淚的戲，開啟了我們對於「女演員此刻必須哭嗎？」的正反討論。彷彿發生在遠方的一場車禍、在她身旁的化妝師與經紀人、背後的絮絮人言，以及手機彼岸的通話對象，甚至攝影棚的鏡頭，皆強化了我們對她的凝視與推測。此刻的她的臉猶如一張畫布，或一張即可拍的顯影，甚至一則故事的註解。

我覺得很好的是，她暫時遠離了面向鏡頭的位置，走向視野的深處，旁有一尊靜定且突兀的獅王（還是獅后？）坐像，有如護衛。有學員覺得那像是她的化身，因為她取代了過世的女明星，獲得了通告的角色。也有學員察覺她整個段落持續吃著零食的姿態，彷彿努力向內壓抑、消化著這樁驚人的意外，很能詮釋此刻她複雜的感受。

如果你是這些段落之中，一位倖存的人物（或死者），你會對當時的自己或旁人寫下／訴說些什麼？如果你是編導，你想怎樣編排、重現這些「今日場景」......

捕捉空缺、凸顯影音媒體的存在，以及著重姿態與動作等特點，也見於林欣怡的短片作品。《第六十九信》以實驗的手法，結合書信文件、人物訪談和戲劇表演，描繪一段白色恐怖歷史與政治犯／受害人的主題。

寫下信件的施水環與胞弟施至成，在片中曾短暫以黑白影像的大頭照閃現而過，成像在膠卷底片形成的「影像流」之中，但他們並不是影片唯二的主角。他們既是他們自己，也意味著其他人。留存在六張犁的墓碑姓名、判決紙上的「犯人」，不僅一層層拼湊白色恐怖集體記憶的局部，也牽引觀眾面向一個個狹長的、始終未明的歷史通道。

歷史能否再現重訴？記憶為何隱沒噤聲？這些叩問在片中並不以平鋪直敘的方式處理和提出，反而是透過詩抄和家書的字跡轉印、反覆敲打鐵扣的動作、布料與衣物的鋪排或包覆、演員遞送便當盒至屋內天花板夾層的描繪特寫、人物行走在建築物和林間的姿態，以及在聽覺上持續放送的放映機械運轉聲響，共同施作一個個影音現場，織出往往多重的內在面貌和隱密難言的感受。

有學員直言這部作品「草率、不夠全面」，也有人困惑於當時收發信件的具體實情，「第六十九信有沒有內容？」。對於人物／演員身份的未知和某些物件所代表的指涉對象不明，激發了大家許多猜想。來回檢閱影像片段的過程中，即使有些答案彷彿呼之欲出，但仍留下一座同樣也似無止盡的密林待考掘；背影與灰髮、鐵盒與皺紋，雨滴墜下而遺留的水紋，繼續迴盪。

搭建場景、沒有終點，用來形容《千日千夜》也同樣適合。相較於《明天，最後一天》，這裡由更多個段落組成，有的人物靜默不語地凝視，有的人物對談卻彼此難以招架。有的人物十分容易略過遺忘。

「都已經九月了」。一對老夫妻在市郊的山坡長椅上，背向鏡頭，遠眺整座城市，上方的雲層極厚。城市景觀是在導演的專屬片廠製作合成的。

「看得出來你們有很多事要談。」一對夫妻，一左一右隱沒在市場人群中，兩人一靠近，先生就醋意大發，戰力滿點。魚攤販的檯面上，結凍的魚頭也張大了口。「你知道我是愛著你的吧？」

書寫練習時，我邀請大家想像，一）若你是其中一個「沈默的」角色，你在腦海裡如何回應旁人，或這個世界；或者二）選定或創造一個角色，描繪一下你如何來到這一幕，此前你的經歷？以及你的下一步......

在低彩度的世界，年輕人與愛情歌舞的故事，似乎容許淺色和日光的穿透與蔓延。而在一個青春洋溢、相近的坡道構圖之中，換成了一位失去信仰的神父，嚴密的牆面和灰窗取代了大塊天空、路燈與樹林；站立旁觀的人群，取代了餐館戶外座位區的隨興眼光。他在自己的夢中走來，走向即將被釘上十字架的厄運。

一支敗軍在雪地走去，情侶在廢墟上空漂浮，氣惱的牙醫在酒吧聽著聖誕歌曲。片末，男子停下他拋錨的汽車，在無人的荒野路邊打開車門和引擎蓋，天空的鳥群飛遠。仍是老夫妻的同一個九月。

Q1：你提到《紅路》是思考這次電影書寫系列的起點。你是透過真實生活經驗，邀請大家一起進入記憶之城......或者，基於過去書寫引導的經驗，或者選片經驗，影響你選擇這四部片？或許，這是以一部片為起點，連結記憶、調閱資料庫的過程？

王冠人：結尾都是看不到正面、或看不清楚角色人物臉孔的片。人物在電影末尾，處於「準備離開」或「再次回歸」的狀態的電影。

Q2：電影書寫工作坊的流程，是在放映後，先講述對電影的印象，再來是你的整體分析與對觀眾提問，最後半個小時才進行書寫。這個順序是如何決定的？你享受實際在高雄文學館舉辦的過程嗎？有沒有發生什麼不妥當的情況，覺得可惜和後悔，甚至，你有沒有感覺到遺憾？

王冠人：讓大家可以結束在各自的書寫。蠻享受的，沒有不妥與可惜。此外，期待大家可以搜尋、建立自己的主題片單。

生於1982年，高雄人，電療聚樂部成員。格拉斯哥大學電影新聞碩士，曾任大學兼職講師，參與多屆高雄電影節工作，擔任2020年人權影展聚落工作坊講師，近年多帶著各式影片與高中生工作。現為自由接案的影視書寫工作者，文章散見個人部落格、《放映週報》、《電影欣賞》、《關鍵評論網》等。

1988年出生，高雄人，現為高雄文學館企劃專員。2014年以「現代詩的語言問題」研究，畢業於成功大學中文所，長期進行手繪、記錄、跨領域藝術與聯覺的解讀和互譯，嘗試將文本分析的技術轉化成藝文參與的基礎，現正於高雄文學館從事文學跨藝人體實驗。

「跨藝實驗線」是高雄文學館結合不同藝術領域與文學連結的推廣形式。電影書寫系列是以工作坊的形式規劃，邀請不同專業影評人，以其觀影理念為策展基礎，設定播映主題、選片，再搭配相應的書寫方法。

電影本身已是一種文學載體，它可以在最初即是詩影像，也可以進行文學改編，影像也可以乘載文學特質和詩意。因此，當文學與電影結合，除了「書寫」，更期待讓原本不熟悉影像識讀的學員們，透過細讀影像，無論是解讀影像語言、析辨影像語言的詩意，甚至嘗試解讀影像敘事語言比較繁複的電影，來習得文學的跨藝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