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的陰影，印度何以不安

上世紀80年代，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訪華，高齡84歲的鄧小平親自接見，為兩國僵持三十餘載的疏離破冰。鄧小平表示，中印兩國對人類負有共同責任，應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發展自己，「人們都在議論說下一個世紀是亞太世紀，好像這個世紀就要到來。我不同意這個看法。其實，真正的亞太世紀，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

30年過去了，言猶在耳，中印也已躋身大國之林，但雙邊的現實互動依舊時有齟齬。從1962年的邊境戰爭，到今年6月的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對峙，某些心結就像積雪千年的喜馬拉雅山脈，始終在兩國間橫亙。

就歷史視角觀之，中印之間的深層問題，在於70年來印度屢屢誤讀中國的對外行為。

以1962年的邊界戰爭為例，中印關係自此由50年代的雙邊合作，急轉為分立對峙，但這場戰爭的根源，其實源自印度對中國的意向錯估。早在戰事爆發前，時任印度總理的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便屢向中國「示好」，包括邀請中國參加萬隆會議、放棄在西藏的相關特權等，後者尤其被印度內部視作前所未有的讓步，悲劇也由此而起：印度自認已對中國「極度友好」，故料想中方應能包容自己在邊界上的強硬立場。

然而事實明顯不如人願。印度軍隊屢屢越界挑釁、建立據點，中方多次溝通未果，只能開戰。戰役最後以印度的敗退吿終，即便中國因長遠考慮而主動撤軍，仍舊難解印度心結。此戰不僅導致尼赫魯政府垮台，也強化了印度媒體與知識界的抗中論述，將戰事起因歸咎於所謂「中國背叛」，加上中國又在戰後扶持與印度長年不睦的巴基斯坦，更加坐實了印度的虛構敘事。

這並非印度對中國的首次誤讀，也不是最後一次。前者對中印邊界的執迷，既有英國劃定麥克馬洪線的因素，也有內心深處的不安全感作用，其認為中國終有一日要揮軍南下，為求先發制人，印度多年來屢屢越界建立據點，望能在開戰前掌握主導權，這才釀成無數衝突與對峙，邊界戰爭不過是加劇了其心中的「示好無效」與「中國威脅」兩大圖景。

1981年後，中印雙方雖有幾次領導人互訪，卻在印度人民黨開啟核試驗後再次凍結，人民黨甚至也不諱言，表示核武的假想敵便是中國。類似的模式，多年來屢屢重複，中印關係即便數次回穩，依舊難逃風聲鶴唳的困境，不僅屢屢爆發邊境對峙，近年更在氣候問題、水資源問題、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上出現分歧。而此矛盾的背後原因，便在於中印的第二層困境：國家想象錯位。

國家利益向來受國家身分所建構，進而影響國家的對外行為。所謂「背叛」與「中國威脅論」，便是印度對國家角色的認知與中國相互錯位的結果。

印度的近代史主體源自英國殖民賦予的現代性，早在獨立前，其便心懷濃厚大國情結。這股情緒隨解殖而強化，如今的印度視泛印度洋地區為勢力範圍，積極插手區域事務，並自認是此區唯一領導者，故對中國的發展有着強烈防範心理與干擾衝動。即便是毫無敵意的舉措，都能被識別成中方別有用心的圖謀。

但相對於印方的「泛印度洋大國」想象，中國雖也是大國中心主義掛帥，卻有着殊異的自我角色界定。在中國的想象中，其自認是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換句話說，中方並不把印度當做首要安全威脅與互動對象，即便有所提防，也大多是在中美印、中印巴等多邊關係的考慮下。

長年以來，相對於互動複雜的中美關係，中國對印度的要求主要體現在「西線無戰事」方針上，即希望降低邊界「起火」的頻率，且要避免印度完全站到自己對立面；但對意欲掌控泛印度洋區的印度而言，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與影響力，本身就是對印度利益的侵犯，早年的中巴友好已令印度大為光火，近年則又多了新的火苗：「一帶一路」。

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為印度提供了經濟成長的契機，印度出於對自身發展的考慮，也選擇參與。但綜觀其立場言行，其實盡顯警惕與防範。

在南亞大陸上，印度忌憚中國蠶食自己的地緣影響力，自然不樂見中巴經濟走廊、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以及一系列中國在巴基斯坦、尼泊爾、孟加拉國、緬甸各地的基礎設施等項目。而在海洋戰略上，由於南亞是陸上絲綢之路和海洋絲綢之路的連接地帶，故中國在此的一切舉措，又極易被識別為對港口的覬覦，以及對印度洋軍事勢力的圖謀。

綜合上述考慮，在南亞相關的「一帶一路」建設項目中，印度態度始終搖擺。出於對中巴交好的阻卻，其公開反對中巴經濟走廊；在經濟發展與攏絡南亞諸小國間，其採用中間路線，即選擇性地參與亞投行等計劃，但同時提出由印度主導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例如東向發展計劃、孟加拉國灣倡議、藍色經濟計劃等。

但儘管如此，印度猶嫌不足。自從「一帶一路」項目進入南亞與印度洋，印度便如坐鍼氈，失勢的焦慮促使其尋找外援與打破平靜。首先，面對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推出的「印太戰略」，印度本身雖有不結盟政策的歷史經驗，但仍選擇將其視作地緣政治的新倚仗，並在2017年重啟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強調加強安全協作，以削減中國與日漸增長的影響力。

其次，邊界問題也逐漸從目的化為手段。印度政府開始將與中國的領土衝突當作籌碼，在需要時打出，或為解決國內壓力，或為敲打中國。2017年長達72天的洞朗對峙便是結果，此次的加勒萬河谷衝突也同此理。到頭來，仍是雙方互信嚴重不足導致。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9年12月的數據顯示，印度約有46%的民眾對中國持負面觀感，持正面觀感者只有23%；而面對「一帶一路」項目，約有20%的印度民眾認為其有助提升本土經濟，但有61%的民眾認為中國的經濟成長會對印度產生負面影響，更有高達71%的民意對中國日漸增長的軍事實力感到擔憂。

在印度內部，除了印度共產黨、左傾學者與記者、和平主義者對中國較為友好外，「提防中國」仍是當前的社會主流，軍事精英普遍關注中國龐大的軍費開支，政府又受強烈民族情緒裹挾，媒體更為博眼球屢屢報道斷章取義的中國新聞，無形之中皆為中印關係籠上不安陰影。

短期之內，互信困境會是中印互動的一大隱憂，龍象如何前行，將考驗着雙方領導人的政治智慧。

2020年6月26日《香港01》：

2020年6月28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