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燕婷的國際新聞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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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美國、印度、沙特等在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場邊簽署諒解備忘錄，宣布建設「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IMEC）。
11月2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Shehbaz Sharif，下稱夏巴茲），會後兩國於同日發表聯合聲明。
由前述條件觀之，這場世界規模最大的疫苗接種運動，早在此前3個月便已開始，更有本土自產疫苗供應、在線追蹤系統配合，以常理而言，應是兵精糧足、多錢善賈。但放眼印度當今慘況，莫迪的雄心顯然未能見效，疫苗接種運動辦得轟轟烈烈，結局卻好似船過水無痕，駭人的火葬規模與確診人數，盡顯前述規劃的紙上空談。
4月上旬起，「新冠海嘯」席捲印度，確診病例數先是在4月5日打破印度本土紀錄，來到日增10.3萬的新高峯，又在疫況失控後，一路飆升到了30餘萬，連續刷新全球單國單日新增確診峯值。
2月20日，台灣大學中國大陸事務學會、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研究中心合辦學術講座，邀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副教授吳啟訥，以「中印關係的兩種空間脈絡」為題，回顧歷史遞進中的中印互動，以及英國殖民勢力進入亞洲後，對近代中印衝突的激化與形塑。
30年過去了，言猶在耳，中印也已躋身大國之林，但雙邊的現實互動依舊時有齟齬。從1962年的邊境戰爭，到今年6月的加勒萬河谷（Galwan Valley）對峙，某些心結就像積雪千年的喜馬拉雅山脈，始終在兩國間橫亙。
自印度政府9月通過農業改革法案以來，農民示威便越演越烈。憤怒群眾由旁遮普邦一路湧向德里，參與團體除農民工會外，也擴及運輸工會的卡車司機們。繼年初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動亂後，年末的印度再現大規模示威，莫迪（Narendra Modi）的第7年執政由此籠上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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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延燒至今，各國已出台第一階段防疫措施，從隔離、宵禁到封城，人類以重創日常商業活動的代價，阻卻病毒的跨界擴散。然而面對日積月累的經濟壓力，空間封禁並非長久之道，在醫學騰飛的今日，人類已能憑藉科學基石形構個體與病毒的屏障，其中既有駐防前線的醫用口罩，更有固守後方的多種疫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