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活著》：最深刻的希望，是從最悲慘的境遇中生出來的。

《活著》為1994年的電影，改編自余華的同名小說，張藝謀執導，編劇為余華、蘆葦，由葛優、鞏俐主演，獲得了該年度坎城影展的評審團大獎及最佳男主角獎。故事以小人物徐福貴(葛優飾)的一生為引，敘述其和家人一生所遭遇的悲歡離合，以微觀的角度反映出中國大陸從四十到七十年代動盪紛亂的時代背景，政治社會的變革如何影響普通老百姓的一生。

電影中有一個重要的意象是「皮影戲」，是小說中所沒有的元素，色彩斑斕，絲竹、鑼鼓喧天的皮影戲除了帶給觀者視覺與聽覺的衝擊力外，也象徵著人的一生正如被操控的提線人偶，誰也沒辦法逃出時代的框架之下，張藝謀以此為意象，凝練出《活著》充滿悲劇色彩的人物宿命論。

那箱皮影戲人偶，是徐福貴因為好賭賠掉了祖宅後，債主，亦是皮影戲班主龍二所贈與他的維生工具。徐福貴靠著這箱皮影戲人偶浪子回頭、改邪歸正。而國共內戰之際，當國民黨軍的長劍一揮，上演皮影戲的白幕裂開，彷彿昭示著，時代的浪潮終於朝徐福貴的生命襲來，先是被抓去做國民黨軍，國民黨節節敗退之後，又成了為解放軍唱戲的「反革命榮譽份子」，在文革的時候，皮影戲成為了「典型的四舊」得拿去燒掉。

電影分成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及以後四個部分敘述。

四十年代，奪走徐家祖宅的龍二被視為反革命的地主，在鬧市中被槍決。

五十年代，為了慶祝大煉鋼的「成功」，好幾天沒闔過眼的兒子有慶，又被叫去參加學校的煉鋼活動，不慎被車給撞了。

六十年代，新婚燕爾，才剛要生下第一胎的女兒鳳霞，在其生產的時候，醫院裡的醫生都被紅衛兵抓去批鬥了，在一群紅衛兵學生的手忙腳亂之下，失血過多而亡。

以後，是小說和電影情節最大的分野，電影保留了一點溫情，停留在小孫子饅頭、家珍、鳳霞的丈夫萬二喜都還活著，一起吃飯的畫面，小說的結尾則是徐福貴身邊的親人都已離去，只留徐福貴一人和一頭老牛。

這些看來荒謬而辛酸的個人悲劇，起因都脫離不了當時複雜而龐大的社會背景。然而《活著》卻沒有刻意用尖銳的口吻去批判這些事情，這些人物都只是些平凡的底層老百姓，面對變動的時局，並沒有什麼批判全局的眼光，他們只要能夠吃飽穿暖，家人安在，好好「活著」就足夠了。

所以《活著》也只是平淡地演繹著徐福貴一家子的故事，有許多處甚至是令人會心一笑的，如弟弟為因為啞巴而被欺負的姊姊報仇，拿著加滿辣醬的麵往人家頭上倒；爸爸知道自己錯怪兒子後，抱歉又不好意思承認錯誤，只能頻頻問「爸爸唱戲給你聽好不好?」的窘態，從這些微小的劇情中，能感受這個家庭的羈絆與溫馨。而在平淡的敘事中，卻更加凸顯了時局的荒誕，就連無心於政治的小人物都被捲入。正如貫穿全片那淒涼而悠長的笛聲，《活著》是一部不刻意煽情，卻叫人感到異常沉鬱，久久不能忘懷的電影。

原著作者余華在其自序中有這樣的詮釋:

徐福貴的一生遭遇了種種苦難，是很多人一輩子也湊不全的，然而他卻從來沒有過「我為何要活著?」這樣的質疑。或許「活著」這件事本身，就只是人天生最質樸原始的本能而已，但也是在遭遇種種磨難之際，最頑強的依靠。面對千種無奈、萬般艱辛，無論如何終將一死的命運，我們為何還要活著?這個問題的回答並沒有那麼多高尚的道理，僅僅是我想「活著」罷了。

最深刻的希望是從最悲慘的境遇中生出來的，就像從塵埃裡開出花來一樣，是《活著》帶給人最大的力量，也是為何我們需要閱讀悲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