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博，《我的朋友》（中國，2022）

金秋十月，暮色濃濃，擴音器殷殷切切喊著「願我們的友誼和歡樂長存，願四年後廣島再相見」，以此拉開了電影的序幕。1990年，中國第一次承辦亞運會，也是亞運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舉辦。對剛走過1989年風雲的中國和北京來說，意義不可謂不大。

友誼，恰恰直指片名《我的朋友》。然，友誼只是時代的面紗，面紗底下二十來分鐘的北京胡同剪影，說了四代人的故事：小周的母親、小周、文青李默，和關心課業的十來歲中小學生。

路燈上高掛著的擴音器，分別以聲音和光亮，說著巷弄裡的市井日常。一輛腳踏車滑進巷子，叮鈴叮鈴；不知誰家的狗，不甘寂寞地跟著吠叫了幾聲。兩個青少年站在家門口，擔心著做不完的功課。歷史的氛圍容或悠悠緩緩，但時代的巨輪不會為任何人而停下。正如轟轟烈烈開幕的亞運會，已到了「再見，朋友；下次相逢在廣島」的歌聲中落幕。

昏暗的燈光，昏暗的胡同，昏暗的廚房，層層疊進的昏暗空間，帶出了正在熬藥的小周。動作熟練俐落中，隱隱帶著對生命、對大環境的不張揚與認同，正與重重包圍她的昏昏暗暗相契合。小周將熬好的藥端到客廳，與她相依為命的母親卻還在沙發上打瞌睡。眼睛盯著電視，嘴裡輕輕跟著哼唱「下次相逢在廣島」的短暫片刻，似有一束光打在了小周臉上。從她後來對李默的談話中得知，小周沒捨得為自己買條牛仔褲，卻大方地捐了十塊錢給籌辦亞運會。亞運會成了她平凡生活裡的高光日子，對當時的中國和北京人來說，又何嘗不是？他們出錢，他們參與，他們深以為榮。他們質樸，他們愛家，他們也愛國。無怪乎，小周會炯炯有神地盯著電視螢光幕看閉幕式表演，翌日還會輕快地邊走邊唱「再見，朋友」。亞運吉祥物盼盼被載走時，小周還特地跑到外面揮手說再見。

這是小周的童心，小周的可愛之處。僅管她已是哀樂中年，僅管除了一成不變的門房工作，就是照顧身體不好的寡母，小周仍有平和的心境、找得著生活的滋味。所以她處起事來不急不緩，對待起人溫溫和和。

正是小周這種不經意的溫和，無意中打開了李默和她的友誼之門。

嬉皮式的半長頭髮，淺藍色牛仔褲，配上深藍色牛仔背包。從神態到肢體語言，就是個上世紀的文青兼憤青，絲毫無半點二十一世紀王一博的酷帥拽痕跡。這就是一個真正的演員，讓你進入劇中人的世界，重回九十年代。戴著粗框眼鏡的李默，二十三、四歲，散發著抑鬱、落寞、羞赧、不被理解的氛圍。小周邀他進去門房等張晨，他不作一聲地拒絕了，只是透著不安地無意識搓搓手指頭、扶扶鏡框。等到小周第二次邀他時，李默才答了聲「喔，沒事。」相對於李默在陌生環境、陌生人面前的拘謹，小周在自己的小小天地裡自得其樂。吃飯、看著外面吉祥物盼盼被卸下來，又輕快地哼起了「再見，朋友」，這才引起了李默的注意。

李默明顯希望能分享他去嘉裕關的心情，小周的表現可能和李默的父母一樣，無從理解這些文青腦子裡想些什麼？更不理解他們的反叛與吶喊為底事？單純的小周更在乎的是，為她帶來高光的亞運會，說結束就結束了。她向李默絮絮叨叨著，李默無聊地搓弄著放在兩腿間的背包，亞運會似與他無關。雖然不論年齡、文化、學識，二人都不在同一個頻率上，但難得有人聽她說說對亞運會結束的惋嘆，而不是繞著她要電影票，仍然讓小周對李默這個話不多的後生添了好感。正是這點好感，加上接下來隔著玻璃窗看李默和張晨的互動，小周和張晨一樣，不盡然理解李默，但對這個靦覥的後生多了點同情和包容。張晨應該就是這時候將自己的電影票給了李默，尤其是當天晚上放的還是法國新浪潮的電影，對李默的吸引力更大。小周也看到了這一幕，才會望向貼在牆上大喇喇的工廠通告：

「職工及家屬憑票入場，不得轉外。」

想來小周當時就心想著要照顧一下這個後生，才會在影院門口收票處一見是李默，只淡淡地說了聲「是你啊」，就猶如長姐般地催他「進去吧，開始了。」這一舉動互應著白天有幾個後生騎著摩托車向「周姐」說再見時，小周溫馨地叮嚀他們「小心啊！」

李默感受到小周向他遞來的友誼橄㰖枝，才會把小周看作如張晨一樣，成了「我的朋友」。

張晨之於李默，應該亦兄亦友，比他的父母更包容他的所作所為。所以他一回來，先來找張晨。張晨一句「詩人回來了！」不無調侃意味，更多的卻是包容。李默走向張晨，緩緩踱著的步伐和身影，透著不被理解的落寞和挫敗。他的心還在遠方，在來自天上之水的黃河湯湯，在一望無際的青青麥子田，在美麗壯闊的青海湖，在天下第一雄關嘉裕關。他想像著仗劍走天涯，卻生在一個沒有武俠的世界，身上又無千金可散盡，只有柴米油鹽的現實。他珍而重之地遞給張晨的詩集《藍火車》，是他內心的吶喊與理想，只有藍火車可以到達他心中的黃金家園。

李默剪了頭髮、換上了清一色的藍夾克廠服，似乎只為了在電影院裡，找到他創作的另一個黃金家園。

銀幕上放映著法國新浪潮導演楚浮的《四百擊》，為楚浮之半自傳。片中主角安東尼趁教導所少年外出踢球機會，逃走了。安東尼一直跑啊跑地，呼應著李默詩中的藍火車，一直跑至海灘，看到了他未曾看過的大海。藍色大海望啊望不到盡頭，充滿著未知，卻也帶來了希望。正如九十年代，走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

楚浮將《四百擊》獻給了帶領他離開教導所的精神導師，著名影評家安德烈·巴贊。導演張大磊則將《我的朋友》，獻給了新浪潮的創作精神。兩部電影的核心精神，皆源於創作，與李默尋尋覓覓的黃金樂園相契合。喻示著李默這股新精神、新力量，將搭著九十年代的藍色火車，走向影視創作之路，趕上了中國蓄勢待發的高度經濟發展和影視工業。

小周和李默這二代人，是中國上世紀發展的支柱。

小周的母親不僅日薄西山，而且似乎除了喝藥睡覺，對一切無動於衷。只因她要睡覺了，就叫小周把電視關掉，毫不體貼女兒興味盎然地唱著歌哩。他們不關心時代，就算不被淘汱，也即將化做塵埃。

巷弄裡擔心抱怨作業太多的小學生，喻示中國敎育的內卷化，初見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