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甲午戰爭後，他與老師康有為發起「公車上書」，未幾擔任《時務報》主筆。光緒皇帝有意維新，他一度參與其中。民國初年活躍政壇，後來退出，轉為從事學術研究工作，著書講學，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

《清代學術概論》原本是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史》的序，梁啟超交代寫作緣起：

1920 – 21 年，文章冠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變＞，不久改為《清代學術概論》。

顧名思義，全書扼要介紹清代學術之演變，分啓蒙、全盛、蜕分、衰落四階段。梁氏認為，「清代思潮」的總趨勢是「以復古為解放」。

何謂「科學的研究精神」？答曰：在「實事求是」、「無征 (引) 不信」。

「清代思潮」之所以如此發展，很大程度是對宋明理學「游談無根」的反動。早在明中葉，羅整菴已言「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自誤者也」(《困知記》卷下)，至清初，有見學者「相率於不學，且無所用心」，顧炎武率先發不平鳴，說：「今之君子，聚賓客門人數十百人，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廢先儒之說而駕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梁啟超覺得這簡直是「大聲疾呼以促思潮之轉捩」。

書中一大主調 (也可說是爭議之處) 是將清代學術發展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提並論。且看梁氏所持理由，在談及戴震哲學時，他說：

鄭宗義在《明清儒學轉型探析︰從劉蕺山到戴東原》一書指出，從明末劉蕺山到清中葉的戴東原，這是一個「道德形上學」慢慢倒塌，「達情遂欲」哲學逐步建立的歷程，用孔恩 (Thomas Kuhn) 的話說，此乃哲學史上的一次「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任公將清代目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或許有欠允當，但他觀察到戴震哲學的獨特與破格，且與西方作出比較，此於當時來說是相當新穎，亦極具啟發。

有清一代學術，前半期為「考証學」，後半期則為「今文學」。梁氏說：

目睹國是日非，遂萌憂患意識，欲為國家富強謀出路，「今文學」往後由康有為接續，梁啟超本人也是其中之一，不過，書中有一段提及二人分歧：

觀念史家伯林 (Isaiah Berlin) 曾把人分成刺蝟、狐狸兩種，「狐狸知道許多小事，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康有為屬刺蝟型，梁啟超則近似狐狸型。胡適亦以狐狸自視，二人互相敬重，絕非偶然。

《概論》篇幅不多，僅七萬餘字，惟用上半文半白的語句，讀者閱讀時或要多花費一重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