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比以前的人更容易得憂鬱症？｜閱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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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5/14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憂鬱，一種情緒與心理狀態，指一個人呈現哀傷、心情低落的狀況，絕望與沮喪為其特色。這是人類正常的情緒之一，但是強烈而長久持續的憂鬱情緒，可能是精神疾病造成。

先來看看近期台灣衛福部統計的資料。

從2005年至2019年，抗憂鬱劑的使用人數不斷上升，憂鬱的情緒、症狀，不斷滲透進每一個人的血液，戰況越演越烈。

圖源：https://www.peopo.org/news/569702

這篇文章將從不同面向的視角，對憂鬱症比例增加的原因給出一些解釋，由社會的環境改變再帶到個人生理的影響。

首先先讓我們從社會急遽變遷的開端：工業革命，開始說起。

工業革命影響的社會：從三個角度俯視憂鬱的源頭

1.家庭

工業革命後，物質生活快速提升，為了應付工廠巨大的生產量，中產階級的勞工耗費更多工時在工廠中，完成一成不變的任務，做著機械式一般地勞動事項，長久下來對個人的生存意義產生矛盾，工廠的噪音與環境也不像現代受到管控。

為了賺取足夠生活的金錢，在精神與生理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再延伸至家庭，家長對孩子的陪伴變得次要。

佛洛伊德提出需求金字塔，他認為人的需求應先滿足生理、安全需求等基本要件，再來才是愛與歸屬、尊重、自我實現。

確實很多時候生理的滿足是第一先考慮的，尤其父母必然會希望孩子先穿的暖、吃的飽，因此更投入生產活動，而忽略了家庭帶來的關係，疏忽了情感之間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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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會風氣、文化　

自殺

研究指出，憂鬱症患者有15%會死於自殺，自殺死亡者生前達憂鬱症診斷者高達87%，顯示憂鬱症與自殺之間有高度的相關性。

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涂爾幹，在工業革命誕生後，他研究了當時進入工業時代後的社會風氣，對於生活的巨大變化，所產生的社會失序行為，並提出了著名作品《自殺論》，來解釋人民對社會變遷所產生的不適應狀況，他認為社會的穩定是建構在社會的整合度與凝聚力，以及個體參與社會的程度。

經過統計發現，整個歐洲，新教徒的自殺率皆高於天主教徒，猶太教教徒最低。

他發現這與宗教的發展方式有關係，因為新教強調信徒得以直接以個體與上帝溝通，較不像其他宗教需要定期禮拜或接觸牧師，強調個體的同時也減少了最關鍵集體互動所造成的社會連結。因此同樣是宗教，新教教徒自殺率比其他教徒還要高。眼光放回整體社會，工業發展的過程中，如前面家庭部分提到的，人與人的親密關係其實是逐漸疏遠的。

工業革命導致失序型自殺與宿命型自殺的比例上升，尤其失序型自殺更是因為人承受著強烈、急遽的轉變，所帶來身心的無法調適，受盡折磨後所選擇的自我解脫。

儀式

在工業革命快速、緊張的步伐之下，我們對身分轉換的重視感降低了。榮格在《生命發展階段理論》就曾提過，儀式對一個人身分轉換的重要性，許多文化中皆有成年禮的儀式，透過儀式，人們可以感受到自己披上一層新的身分，可以幫助自己了解新身分帶來的新的責任，對一個人的成長歷程有莫大的影響。

缺乏了適當的對身分轉換的認知，始終不確定自己仍處於哪個人生階段，無法承擔責任、缺少了練習承擔著責任的壓力，自身的耐壓性下降，從失敗中爬起的能力不足，自我認知矛盾上升，在還未定義自己真正尋求的價值之前，就被社會趕著開始工作，導致「自我」長時間皆處在茫然與混亂的價值中，因此累積了長期的負面情緒。

3.教育

在工業革命後的教育，極度注重效率，尤其亞洲式的教育方式，更明顯的表現出，此教育體制是為了提供技術人才至勞動市場中而設計的，因此對哲學、人文探索等價值極度輕視，年輕學子錯失了認知自我的機會，被社會壓力牽著走，依靠外在標準與認知去選擇一生的職業，多數人對工作毫無熱情，只剩被消磨殆盡的現實。

壓抑的環境，讓學生無法喘息，更無法思考其他真正重要的東西，雖然科技的發展持續進步，但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表達能力卻逐漸下降，學校、家庭並沒有教我們如何好好溝通、表達情緒與想法，唯有成績好、能力高，才有資格發言、提問，此情況很大部分是體制下導致的問題。

綜合來看，自從工業革命後，社會給予的氛圍，大致可以列為以下幾點：

人與人之間建立親密關係的能力與連結變弱
社會的整合與凝聚力下降，個體的競爭上升
對人生價值的茫然
對真正的「自我」沒有認知
缺乏自我發展的時間、空間

這是工業社會後最大的不同之處。給出一些社會性的影響因素後，再進一步來看看「大腦」對憂鬱症的影響，分別有先天基因與後天環境或發展兩個部分，主軸將放在後半部分，對除了天生憂鬱症較高的基因做簡單說明後，針對可能是由後天環境導致大腦或身體產生問題，而增加這世代更多罹患憂鬱症的患者的解釋。

大腦的影響：先天基因、後天發展

1.先天基因

大腦中的「25區」

研究發現，大腦中有個特定的第25區，他是憂鬱線路的中樞，且很有可能很大的影響著憂鬱症的發生機率。25區連繫的構造有掌管恐懼與焦慮的杏仁核，與調節壓力的下視丘。

25區中富含血清張力素轉運蛋白，而血清張力素轉運蛋白的基因含有兩種(分別為長、短)，若先天具有「短基因型」的人，製造的運轉蛋白較少，會抑制血清張力素的傳訊，導致25區縮小，罹患憂鬱症的機率較高。

圖：https://ocw.nthu.edu.tw/ocw/index.php?page=course_news_content&cid=119&id=746

2.後天環境與發展

發炎與環境毒素

有一部分學者，反對「大腦內與情緒調控有關的神經傳導物質功能不足」這個假說，並相信憂鬱症主因是由「發炎」而產生的。

美國紐約曼哈頓職業的凱莉．布羅根，一位醫學博士，擁有精神醫學、身心醫學、整合全人醫學3個專科執照，為女性憂鬱症患者寫了《把心還給我》這一本書；艾德華．布爾摩教授，為英國皇家精神醫學院院士，劍橋精神醫學系主任，出過《終結憂鬱症：憂鬱症治療大突破》一書。

兩個人共同指向一件事，也就是質疑長期以來的主流解釋，並相信憂鬱症主因是由「發炎」而產生的。從對老鼠的實驗發現，神經細胞若是發炎，會降低血清素的供給，而血清素是神經細胞之間的傳導物質。

現在的環境與飲食狀態大大的影響了我們的身體，走進超商隨手拿起一個飯糰，內容的食品添加物多到超乎想像，使用各種的沐浴乳、洗面乳、洗髮精，這些化學調配的用品，都可能因為每個人體質不同，而導致某些人的憂鬱症狀，我們的身體時常處在發炎的階段，但我們卻渾身不自知，也很難意識到他的存在與影響力。

白質發展異常

長期以來都被視為被動的大腦白質，但近期的研究卻發現了，白質直接的影響了大腦的認知與學習功能。

由R.Douglas Fields撰寫的一篇關於大腦的文章《大腦白質有價值》中，提到了大腦白質的重要性，白質幾乎填滿了半個大腦，由無數神經纖維(白色)所組成，連結了個別腦區的不同神經元(灰質)，就像連結有線電話的中繼線。

一位知名鋼琴家Fredrik Ullenrm，同時也是瑞典斯德哥爾摩腦研究中心的副教授，利用一個DTI的擴散張量新造影掃描技術，來研究鋼琴家的腦部，他發現了某些知名鋼琴家的白質遠比非音樂人的腦部還要發達，複雜的技巧學習可以讓腦部的軸突與神經膠細胞的白質產生可觀變化。

這項研究與另一位神經科學家Vicent J. Schmithorst的研究有相似之處，他比較5~18歲的孩童的白質後發現，高度發展的白質構造與IQ呈現正比的關係，且若孩童曾經在家庭或社交中曾受嚴重忽視，他們的胼胝體白質會下降17% (胼胝體的主要功能是負責大腦兩半球間的通信，也是重要的白質帶）。

科學家花了幾十年在研究灰質如何造成精神疾病，在此也終於有了新觀點，白質也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白質的異常可能反映的是神經隨鞘有缺陷及神經元發育異常。研究更驚訝的發現了，現在許多的精神疾病與白質也有相關，如注意力不足過動症、躁鬱症、精神分裂症、自閉症......等等。

雖然這篇文章並未直接指出對憂鬱症的影響，但是也給我們一個新想法，大腦的發展，受後天環境、社交互動關係、認知發展等等因素，造成了白質也有不同的發展情況，隨鞘形成的狀況受環境因子的影響，若發展異常，就有可能造成精神方面的疾病。

圖源：科學人https://sa.ylib.com/MagArticle.aspx?id=1171

快樂與痛苦的平衡

史丹佛大學精神醫學教授，安娜·倫伯克提出一個觀點，快樂與痛苦是共存的，它的狀態像是個天秤，當情緒往一邊傾倒時，將來也必須承受相等的痛苦去達到大腦的平衡，也就是神經科學家所說的穩態。

而她認為，現在憂鬱症大量增加的原因，有可能正是因為我們太容易獲得「快樂」，透過物質與行為，我們更能快速的獲得刺激，而達到愉悅，而這實際上正是一種壓力。

當我們簡單的透過一些方式來獲得愉悅（如藥物、糖份、電玩、喝酒......等等），長期下來我們使用超過我們負荷的多巴胺，獲得過多的刺激，過度衝擊了腦中的獎勵機制，因此我們會需要產生更多的多巴胺才能達到同等的愉悅情緒，而此同時，穩態機制不只是將它重新回到平衡，而是以相同與相對的斜度作用在痛苦的一端上，也稱為相對歷程論。

長期下來，我們會非常容易感覺到痛苦，而體會到快樂會變得更困難，必須透過更多的刺激才能獲得快樂，我們也正因為這些垂手可得的快樂，而感到痛苦。

我們可以發現，大腦後天的發展，與前面的社會影響有很強的關聯性，像是神經發炎可能是因為生活環境與用品、食物，白質的發展異常也跟家庭與社會的連結有強大關係，快樂與痛苦的穩態也與工業化後的易於產生快感的物質社會有相關聯，彼此是環環相扣的，大腦的改變與社會環境始終是一體兩面的持續交錯影響著，導致憂鬱症人口的逐漸增加。

情緒復原之路

任何人都不想生病，尤其是身陷在憂鬱、痛苦的泥淖中。

若真的有相關的問題，請直接尋找專業的醫生幫助！

而憂鬱本身是一種正常的情緒，但若是長時間處在憂鬱的情境，即有可能影響到我們的一般日常生活。

《智慧之源：從哲學到神經科學的探索》一書中，提到了情緒韌性一詞，指應對危機、逆境、痛苦時，而不被情緒壓倒的能力，當發生一件嚴重的事，面臨產生的糟糕、憂鬱情緒前，大腦進行情緒調解(再評估reappraisal)的過程，有意識地將情緒的波動縮小，以致能從逆境中重新站起，雖然事情已經發生了，是不可變的事實，但仍可以利用「認知」去改變對應的情緒，銜接前面的白質發展，這行為其實也是一種學習處理複雜事務、增加認知能力的方式，這也是智慧的一種展現。

這令我想到了另一本書，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最沉重的負擔同時也是最激越的生命實現的形象。負擔越沉重，我們的生命就越貼近地面，生命就越寫實也越真實。相反的，完全沒有負擔會讓人的存在變得比空氣還輕，會讓人的存在飛起，遠離地面，遠離人世的存在，變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動作都變得自由自在，卻又無足輕重。

人生遭遇的輕與重，並非好與壞。任何體會與感受、任何遭遇與重挫，在人世間都有相對應的意義，這些看似痛苦、掙扎的經歷，同時也刻在人生路徑中最美妙的一個起伏轉折，再重的負擔，其實都很輕；反而，越是輕鬆無礙的路，越沒有人生的體驗過程。

而理解這些狀態真正的輕與重關係之後，亦能將情緒的波動縮小，也正對應了文章前面提到的天秤，幫助情緒保持在穩態。

由喬丹斯莫勒博士，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教授，所撰寫的《正常的另一面》一書中，同樣也提到了最大限度的使用「心智」的幾項能力，其中也包含了從失敗中爬起的能力，人們要學習的事之中，最重要的即是正面的解決社會生活的問題，有能力承擔、爬起。若是無法做到，問題可能出在基因或環境，此時也別馬上定義自己「不正常」，透過學習而重塑大腦，唯一的路徑即是實踐與反覆練習。

不僅僅是關於哲學、腦神經或醫學的書籍，強調了韌性的重要，就連美國的商學院與科技業，近年來同樣都在教導韌性（Resilience，或譯為「復原力」）的概念與提倡此心態的培養，一篇HBR文章《How To Bounce Back from Adversity》中也詳細分析了韌性，各領域都意識到此能力的重要性，也表示韌性在現今社會中是必須學習與重視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