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鹽湖城、米爾頓凱恩斯、開羅與羅馬──詩人飛行員鳥瞰世界的抒情觀察

我在將近不惑之年時，讀到一首史詩──美國詩人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長詩鉅作《帕特森》（Paterson）。在引文中，威廉斯說明這首詩的前提：「人本身就是一座城市，在開始、追尋、實現與完成人生的過程中，如果發揮想像力，則許多不同層面都是城市可體現的；任何城市的所有細節，都可以用來表達他最親密的信念。」 

這並不表示，我一直意識到自己像座城市。但如果我們確實就像城市，那麼城市也可能像人。這麼一來，我會想要思索一下匹茲菲是誰──那裡的街燈如神經系統般相連，思維則在八月午後馬路上的空氣反射層中悠蕩，記憶慢慢掉落到一月湖面，穿過冰層沉入灰黑色的深處。 

如果城市就像人，那我就比較理解為何我們稱城市為母親：麥加與亞松森（Asunción，巴拉圭首都）是城市之母，開普敦則是母城；正如吉卜林（Kipling）在詩作〈獻給孟買城〉（To the City of Bombay）中，憶起他的第一座城市（「我眼中的城市之母／因為我在她的城門裡出生」），並描述人對故鄉的牽絆，就像「孩子拉著母親的衣裳」。 

的確，這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會以人類的詞彙來訴說城市的各個層面：城市的精神與靈魂（這個觀念至少可以追溯自柏拉圖）；城市的心臟、動脈、肺與骨骼；城市的姊妹，甚至伴侶──例如吉達（Jeddah）也稱為紅海新娘；而威尼斯愛水域，水域也愛著她，因此每年威尼斯總督（或現在的市長）會儀式性地把婚戒拋進水域，時至今日依然如此。這也解釋了為何我們能深深愛著一座城市，只要閉上雙眼，就能想像出城市仰望著天空的臉龐，或者嘗試想像在城市的第一天，天空是何種模樣。 

匹茲菲
我穿過泥濘操場，從中學的校園走出來。父母有個好友好像養成習慣，總要提起某年感恩節時（那年聚會就是在她家舉辦），我走到她椅子旁，咕噥著：「這是我碰過最爛的感恩節！」她說，那時我三歲。 

現在，十二歲的我對自己說：「這是我讀過最爛的中學。」瑞奇要搬到康乃狄克州了，這位朋友曾和我一起搭樹屋、在森林閒逛，把硬幣放在貫穿匹茲菲的貨運列車行駛路徑上，之後再去尋找硬幣殘骸。瑞奇的爸爸對我很好，他有輛跑車，偶爾會帶我去狩獵。他在奇異公司（General Electric）上班──匹茲菲最好的工作大多來自這家跨國企業，而最近他獲得晉升，要到公司總部任職。 

少了瑞奇，我會很難過。中學生活很嚴苛，但瑞奇很堅強，也比我受歡迎多了。他和我不同，沒有人會叫瑞奇書呆子、怪胎，或說他是同性戀。而就算他有語言障礙，也沒人敢取笑他──只要和瑞奇在一起，就沒有人敢取笑我的語言障礙。沒有小朋友膽敢跟瑞奇講，在某個日期、時間或地點要揍他一頓；不像我，今天就得面對這種事。 

最後一堂課下課後，我從儲物櫃拿外套，小心翼翼地往北穿越操場。從昨天開始，我就胃部翻攪。我告訴自己，該來的就是會來。我以前就碰過這種情況，也曾經跟媽媽告狀一次。我要她保證不會打電話到學校之後，她告訴我，起身反抗很重要。 

哥哥也告訴我該怎麼辦。從他七、八歲，我五、六歲時以來，我們三不五時就打打鬧鬧，爸媽說這是我們的「日常」。有時候，日常是發生在室內，有時候則在一堆落葉間，或剛在後院蓋好的雪堡上。哥哥總是贏家，因此這會兒我一邊走，一邊努力記住他跟我說的話。我會盡力。 

我一腳跟著另一腳，小心踏出步伐。現在我已來到操場中央──正確的時間與地點──可是沒看見那個威脅我的小孩。我還不了解的是，那個人就算說話的當下是認真的，也可能根本不會記得自己講了什麼，即使那些話害我整個星期、整個月都變調。 

我經過幾個其他小孩身邊，但我怕的那個人沒有在等我。我知道不要回頭看，也不要跑（一腳跟著另一腳）。我來到操場的北邊，開始走上操場對面一條陡峭的街道。 

幾分鐘後，我抵達這條路的頂端。當我俯視平緩的山坡時，呼吸放鬆了些。我回到我家沒上鎖的廚房門口，把門打開，放下書包，用家裡剛裝好的第一台微波爐做了熱巧克力，還裝了一碗多力多滋。我把點心帶到樓上的房間書桌。在我開始寫功課之前，我拿出一張白紙，在最上面以小小的大寫字母，寫上我想像中的城市的名稱。然後我開始畫圖，彷彿是第一次畫似地──從鄉間蜿蜒而出的鐵路、兩條跑道，筆直的新街道線條。 

京都
戴夫（Dave）與我躺在相鄰但不完全相連的日式蒲團上，讓煙霧在頭上盤旋。香菸是七星牌的；七是我最愛的數字，原因只是許多飛機上都有這數字。一台隨身聽放在蒲團之間的榻榻米上，我們各自戴著一隻耳機。隨身聽播放著電子樂團「謎」（Enigma）的樂曲，這是我今年夏天才認識的音樂，啟發著我們以香菸在頭頂的黑暗中緩慢繪製八字形；在音樂引導下，煙軌在消逝前再度被餘火重新環繞。 

那是在八月，在日本高中的暑期寄宿家庭計畫已近尾聲。我為此存了兩年的錢，在餐廳洗碗，並在攝氏零度以下的清晨於雪中舉步維艱地送報。但這趟旅程完全值得我每分每秒的付出。 

這趟行程大約有十二人參加，大部分是像我這樣的十七歲學生，即將開始讀高中的最後一年。我們在東京待了幾天──在得知這是史上最大城市時我好驚訝──之後在日本西岸的金澤市度過一個月。每個人分別住在一個日本家庭（我的寄宿家庭把他們新來的小狗命名為馬克二號；過了幾年，當我在大學時重訪日本與寄宿家庭，這隻小狗在我一進門就搖搖身子、開心蹦跳，即使我只在牠最小、最可愛的日子見過牠。）平時大家一起上語言課程，而在搭機返家之前，則來一趟短短的京都之旅，參加者只有我們和導護員梅格（Meg）。她是美國的研究所學生，剛在我日誌的最後幾頁，以大大的字母與底線寫下她要我時時記住的事：無論你去哪裡，你就是在那裡。 

我喜歡這段話，雖然不確定是不是理解。她的意思是，無論你去哪裡，都應該要完全著重於當下嗎？或者，在我看來似乎還有相反的意義：即使最遙遠的旅程也無法讓你逃避自我？ 

這天雖然是我第一天來到京都這個城市，但思緒卻越來越集中在遙遠的匹茲菲；過幾天就得回去，別無選擇。爸媽去年離婚，媽媽離開匹茲菲，後來又回來；她買了棟小房子，距離爸爸、哥哥和我仍住著的家只有幾條街。那間公寓所在的街道會往南離開匹茲菲，而我們會在她的小公寓裡一張新的圓形玻璃桌邊，尷尬地吃晚餐。 

同時，爸爸正在和一個人約會，我預期他會再婚。爸爸的約會對象待我很好，但我還得再過個幾年，才會對她有一半的客氣。不過，現在她和我至少有個共同點：飛機。她已逝的第一任丈夫是私人飛機駕駛；他在匹茲菲市立機場學習飛行，我也是。她說過自己對飛行的熱愛，還分享了故事；其中一則是說，她的先生曾駕著飛機載她從匹茲菲飛到紐約，並在晚間八點零二分，為單引擎塞斯納一七二（Cessna 172）取得降落許可，在甘迺迪國際機場最長的跑道上落地。 

我很高興能聊到任何關於飛機的事，或是聊聊甘迺迪落地費用的時程安排（她說，八點之前是二十五美元，過了八點只要五元）；但這改變不了的事實是，父母離婚，原因不明，讓我也覺得很難受。出走還比較簡單，就像今年夏天這樣，我甚至能暫時忘卻發生過這樣的事。 

日本距離遙遠，也讓我更看清楚自己的家鄉。我第一次理解到，一方面有無數的城市像匹茲菲，另一方面，你出生地的名稱永遠固定了──這看起來是小事情，但其實很重要；在其他時代很可能會成為你名字的一部分，並傳給後代子孫。 

我也第一次想到，對父母而言，匹茲菲不太像後來會成為家鄉的地方；對爸爸來說尤其如此。他出生在比利時的西法蘭德斯省，並在布魯日（Bruges）接受訓練，成為天主教司鐸。之後他離開比利時，到當時的比屬剛果（Belgian Congo）任職，然後又飄洋過海，在巴西三大城市工作十年。 

媽媽到匹茲菲的旅程比較直接，但我看來仍相當不可思議。她出生在賓州無煙煤產區的小鎮上，她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都來自立陶宛。雖然母親成長過程中多半是說英語，但一輩子都能輕鬆運用許多立陶宛文。她在青少年時期，成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郊外的傳教團體成員。團體派她去巴黎，並計畫送她到印尼。不過，她決定離開這個組織，搬到波士頓。 

一九六八年春天，多年來一直為信仰掙扎的爸爸正從巴西前往比利時，中途停留在波士頓；有個跨種族的普世教會合一組織（interracial ecumenical organisation）邀請他到羅斯伯里（Roxbury）談談社會經濟正義計畫，那是他和司鐸同仁在巴西的城市薩爾瓦多所發起的計畫。媽媽參加了這場演講，並邀請爸爸隔天晚上一同晚餐。他們交換了地址，但爸爸了解到媽媽已有男友（其實是誤解，或許是因為不太擅長美式英語的對話），這又多了一個理由，讓他認為自己繼續返鄉之旅後，兩人就永遠不會再見面。 

在比利時，爸爸找上布魯日主教，表明已決定要離開神職（他後來寫道，已找不到理由，「過著不再屬於我的生活」。）。爸爸在筆記中寫道，他的上司在接下來幾個月堅持要再開三個會，並訴諸「聖多瑪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在十三世紀就已經確立」的主張，確保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不過這些都無法改變他的決定。 

爸爸認為，美國允諾新的開始；他在美國的友人也這樣想，包括與他魚雁往返的媽媽。於是他再度越過大西洋，媽媽到洛根機場（Logan Airport）接他。隔年，兩人成婚。他們在波士頓待了幾年，之後搬到佛蒙特州的伯靈頓（Burlington），收養了我哥哥；他出生在巴西的若昂佩索亞（João Pessoa），是爸爸旅居巴西十年期間所待過的大都市之一（他在筆記上留下的標題是：「美洲最東的城市」）。 

不久之後，爸爸在匹茲菲找到工作。父母都沒見過這座城市，雖然他們曾到伯克夏一帶的其他地方度蜜月。他們在匹茲菲度過第一個冬天之後的晚春，我誕生於世。 

我在日本交換學生時，其他同學是來自亞特蘭大、坦帕（Tampa）、舊金山、芝加哥與紐約這樣的城市。這群新朋友當中，只有一個聽過匹茲菲；我把這個經驗（以及他們之前都不認識我的事實）當成是一種自由。我不必告訴他們我最近才擺脫語言障礙；我相信他們有幾個人懷疑我是同志，但沒有人會以我最常聽到的刻意羞辱來表達；我不必告訴他們我的父母離婚，也不必說出和家鄉朋友來往的簡短歷程──當我向他們聊到與這些朋友的友誼時，聽起來好像是從出生以來就是如此。 

我大半輩子都夢想著能與匹茲菲保持距離，但當這個夢想成真時，反倒有個層面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當我從遙遠的太平洋彼岸回顧我的生命時，我發現自己雖然很擔心回家（回到高中、回到離婚的父母身邊、回到我有時會等不及再度離開的城市），然而我愛我的家鄉也是事實。 

這種矛盾就呈現在與其他同學聊到匹茲菲時，我會說些善意的玩笑話。事實上，這種關於匹茲菲的善意玩笑成為我那年暑假課程中的「強項」，而我以前從來不擅長這麼做。我說，你需要有通關密碼，才能翻山越嶺，進入匹茲菲，而且需要簽證。一位來自布朗克斯（Bronx）的新朋友笑了，並問我會不會還有特別的握手方式。我告訴她：有喔，還有一種方言，如果我想要的話可以隨時切換，但這樣妳就聽不懂我說話了。（我已能開玩笑，說出自己不被人理解。） 

這年夏天我結交的朋友當中，最親近的就是戴夫。戴夫和我一樣喜歡飛機。他很逗趣，我們經常大笑；而每回要兩兩分組進行語言練習，或是在巴士上找位置，或是在客棧裡同住一室，我們都會選上彼此。他跟我說起他的家鄉加州，我則告訴他匹茲菲的事──不光是些俏皮話，而是使盡力氣，想解釋那裡真正的情況：山丘看起來如何、初雪何時飄下、我哥哥惹上什麼麻煩、我那一小群朋友是誰──你不會相信我們做過什麼樣的瘋狂舉動，一下這樣、一下那樣。 

這間客棧安安靜靜，房間近乎黑暗。下一首歌曲傳來，於是戴夫和我都點了另一根香菸。這時，我想起匹茲菲的一個同學；我們站在他家廚房吃麗茲餅乾時，他的妹妹告訴媽媽，她認為我是同志。他們的母親一手放在我肩上，要我放心：「噢，別理她。如果我認為她講得沒錯，我怎麼可能還讓你留下來過夜呢？」 

忽然間，在這間京都客棧，我察覺到有個感受慢慢接近，於是我明白，自己並沒有離開匹茲菲（無論你去哪裡，你就是在那裡。）我那時還不知道這叫羞恥，但我知道，自己要想點別的事。 

如果不去想我的想像城市（我十七歲了，如果想像一座城市是個該放下的幼稚習慣，現在就該放下），那就想想京都吧。在抵達之前，我研究過這座群山環繞的城市地圖，試著理解隨處可見的河道、寺廟與神社。梅格向我們解釋，或許我們覺得「京都」很陌生，但這兩個字在日文中，意義可說是再明確不過：「京師」與「都市」。我也深深迷戀這座城市的歷史感，同時深受另一項事實所吸引：自地球存在以來的大部分時間裡，這裡並不存在城市。京都有第一天嗎？ 

我往蒲團一靠，而當我抬起頭，旅遊指南中折疊地圖上的簡單草圖，彷彿在我眼前重現。香菸燃燒，煙霧繚繞。有時候，我開始忘記自己在哪裡。之後，戴夫說話了，而我想像著上方是京都地圖，彷彿這座城市在等我回答。 

四下一片沉寂，只有我們其中一人吸氣時的劈啪聲；我試著想像，這個房間沒有天花板、客棧沒有屋頂，於是我們的香菸會在日本的星空下盤旋。或者，我也在上面，俯視燈光，俯視我們；這時的我們就躺在蒲團、躺在這擺在低矮榻榻米上的床鋪上。在家鄉，這種高度的床鋪只有鞋子會睡在上面。接著，戴夫談到他的一個朋友，講述關於那個朋友的女友的故事。在這近乎黑暗的環境中，我們可以是任何人，身處任何地方。——摘自臉譜出版《想像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