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題│時代的眼神，建構的童年：台灣戰後兒童觀之轉變

前言：兒童觀作為「時代的眼神」

童年社會學的發展

兒童節與反共意識形態

真不知有幾千萬或億萬的兒童，失去了家庭的溫暖、人間的摯愛，在滅絕人性的摧殘役使之下，正慘痛地呼援。我們當然希望趕緊反攻，去救救這些苦難中的兒童。[5]

首先在教育學生成為人之所以為人，並生活與行動得像一個人，成為一個活活潑潑的好學生；次之，則在教育學生成為一個愛國家，愛同胞，合群服務，負責守紀，且足以表現中華民族道德文化，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前者必須著重生活教育，與人格教育；後者則必須著重民族精神教育，與民族道德教育。（蔣介石，1968）

家庭計畫與現代化育兒

父母對於子女的管教，並不是要經常的冷若冰霜，遇事便施以打罵。打罵的辦法是最沒有效果的辦法，不但會摧殘了兒童的自尊心，挫折了活潑的生機，並且會影響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情感。

[打罵教育]不僅在戕害兒童的身體，也在戕害兒童的精神，不但扼殺了天才，也摧殘了愛國愛家的美德，嚴格說來，簡直是一種『反教育』，這樣培育出來的下一代，何能福國？何能利民？[11]

父母的權威管教到孩子心智的保護

做父母的必需深察兒童心理，從它的動機上導諸正軌，不應貿然便下判斷或糾正，因為這種自以為是的主觀態度，會令兒童不明所以的，有不少心理失常的兒童，就是受了父母這種不適宜的教育影響所致，與其說子女的行為不良，不如說父母的態度錯誤。[14]

『民主開明』的親子關係成為教養的新正統，『快樂童年』、『獨立思考』被看作重要的教養益品……菁英家長被批評以物質財富過度保護其孩子，或是為了培養孩子的競爭力，給予過度壓力。勞工階級的父母可以陪伴小孩的時間卻有限，或是難以學習新的親職教養方式，以至於被批評無法跟上現代教養的步伐。（藍佩嘉，2019：354）

父母的角色從管教孩子的執行者，轉變為親職教育的接收者……在這個階段，兒童雖被看成需要保護的脆弱幼苗，但兒童做為一個獨立於父母或國家的主體位置逐漸浮現。（藍佩嘉，2019：355–356）

從《兒童福利法》到《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兒少福利政策與法規已不再單純只是人道主義的慈善取向（charity orientation），也不限於消極的以問題取向（problem orientation）為主，僅針對有特殊需求的不幸兒童及少年給予救濟與特別照顧，而是更進一步積極的以發展取向（development orientation）為主，將其服務對象擴及一般兒少健全生活之所需，並針對一般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做導引。（葉肅科，2012：39）

教育改革與實驗教育的興起

親子教養書籍的閱讀趨勢

照顧者不僅試圖在孩子身上傳遞特定的情緒狀態、培養可欲的情緒秉性（emotional disposition），也在家庭生活的親子互動中，試圖管理自己的情緒，如耐心、焦慮與責任感。（藍佩嘉，2019：34）

結論：理解成人與兒童的辯證性意義

註釋

[1] Heywood指出：「兒童並沒有固定的本質可以讓史家發現。」（Heywood, 2004: 249）例如，認為兒童是墮落的、兒童應基於家庭經濟考量盡早工作等過去被視為的「正統觀點」，都受到每個時代的教育家、道德家挑戰。
[2] 幼兒概念指的是「對幼兒的看法」；童年意象聚焦於「過去與現在童年的差異」、「幼兒與成人的關係」；幼兒核心素養包括「幼兒時期需要學習的事情」、「幼兒須具備未來社會的能力」。我認為這三者構成了廣義的「兒童觀」，即成人在特殊的歷史、社會、文化脈絡下，如何看待、理解、期待兒童，並反思成人與兒童之關係。
[3] 在幼兒概念方面，受訪者認為幼兒有充滿好奇與探索的本性，有不同於成人的獨特思考方式，且具有適應環境的潛能。至於在成人與幼兒的關係上，受訪者認為親子間要有親密的互動關係，以及幼兒需要成人的尊重、認同與陪伴。在幼兒需學習的態度的選項中，「學習面對挫折的忍受態度」、「尊重與關懷他人」與「會感恩與惜福」是前三高分者。
[4] 《民報》（1946）。
[5] 《商工日報》（1955）。
[6] 《豐年》（1952）。
[7] 同上。
[8] 有關家庭計畫與美國地緣政治考量的分析，見蔡宏政（2007）。
[9] 《民聲日報》（1957）。
[10] 《民聲日報》（1959）。
[11] 《民聲日報》（1966）。
[12] 陳嘉宗（1976）。
[13] 媛媛（1970）。
[14] 鄭麗（1972）。
[15] 分別為《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與《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使現行的六種實驗教育型態有法可循，包括學校型態的「公辦公營學校」、「私立實驗學校」；公校委託私人辦理的「公辦民營」；非學校型態的「團體自學」、「機構自學」與「個人自學」。
[16] 如《遍體鱗傷長大的孩子，會自己恢復正常嗎？》、《童年會傷人》、《母愛創傷》、《假性孤兒》、《如果父母情緒不成熟》、《家庭如何塑造人》等。
[17] 根據歷史學者熊秉真（2000）對中國兒童史的考察，她認為兒童與成人是呈現一種「彼此兼有的狀態」。一方面，每個孩童生命有一尚未成形的成人在內，儒家所謂的「四善端」，便是日後教育培養其成長的內在基礎。另一方面，道家談「返老還童」、宋儒談「復其本性」，乃是肯定童心未泯之成人。「童年與成年並不如西方近代文化習慣或心理學概念上所指是截然二分的兩個階段，而較接近互有消長，此起彼落，陰陽互動的兩個不斷變化中的氣質與過程。孩童與成人固可代表社會上兩種不同的身分與角色，但更可能是「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彼此交融，相互交替，可能始而復周，周而復始的一物之兩面，一種永遠變化不拘的過程……呈現出一個異於近世西方、更多層次、而充滿流動感的現象。」（熊秉真，2000：16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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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節有感〉（1959年4月4日）。《民聲日報》，第2版。
〈兒童節決定，諸種宣傳事宜〉（1946年3月9日）。《民報》，第2版。
〈兒童節述感〉（1957年4月4日）。《民聲日報》，第2版。
〈兒童節談兒童問題〉（1955年4月4日）。《商工日報》，第2版。
〈重視兒童的管教問題〉（1971年4月4日）。《民聲日報》，第2版。
〈救救我們的下一代吧！〉（1966年4月4日）。《民聲日報》，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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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ywood, Colin著，黃煜文譯（2004）。《孩子的歷史：從中世紀到現代的兒童與童年》（A History of Childhood.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the West from Medieval to Modern Times）。台北：麥田。
Prout, A. & James, A. (1997). A new paradigm for the sociology of childhood?Provenance, promise and problems. In Prout, A. & James, A. (Eds.), Consructing and Reconstructing childhood: Contemporary issues in the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ldhood (pp. 7–33). London: Routledge Fal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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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宗（1976年4月9日）。〈錯誤的教子觀念〉。《聯合報》，第6版。
媛媛（1970年11月10日）。〈培養孩子們的創造力〉。《聯合報》，第9版。
葉肅科（2012）。〈臺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回顧與展望〉。《社區發展季刊》139：31–41。
熊秉真（2000）。《兒童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
蔡宏政（2007）。〈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台灣社會學刊》39：65–106。
蔣介石（1968）。〈對國民教育小學「生活與倫理」中學「公民與道德」課程之指示〉。擷取自http://www.ccfd.org.tw/ccef001/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 835:0004–128&catid=353&Itemid=256
鄭麗（1972年4月3日）。〈教養子女的基本態度〉。《聯合報》，第10版。
盧美貴、黃月美（2012）。〈以民間童年意象為架構之幼兒核心素養研究〉。《幼兒教保研究期刊》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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