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历史：日本污染的前车之鉴

水俣病，是20世纪最著名、也是历时最长的一场环境灾难。蒂莫西·乔治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举家迁到日本的九州岛，与水俣病患者们生活在一起，并写《水俣病》一书，揭示了二战结束后，日本民主政体渐进过程中，普通民众付出的辛酸和苦楚。

从表面看，民主宪政体制，比如宪法、定期选举、责任政府、媒体自由，日本样样不少。但是一实际操作起来，就不尽如人意了。日本的民主制度之所以运转得不理想，原因就在于日本国民普遍缺乏“公民意识”，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情”。乔治的这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个观点。

水俣下辖于九州岛的熊本县，地处偏远，窒素公司借两次世界大战的契机，在此地建工厂，赚得盆满钵满。

按说，一个新的元素加入进来之后，给老的社群增加了人的选择和流动性，应该是缓解了之前的不平等才对。但是在水俣，因为工厂太强大了。所以，工厂不仅为水俣带来了新的不平等，同时又固化了旧的不平等。

公司管理层处于最顶端，他们的下面是大学或高中文凭的白领工人，再下来是蓝领工人。而在工厂外，是东京来的精英看不起水俣的土包子、水俣的土包子里是贵族的后代看不起平民。村镇居民看不起农民、农民又看不起最底层的渔民。

日本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把这个被强化的歧视链，称之为水俣的“社会病理学”。了解这个歧视链，对理解后面事情的走向很重要。乔治说，在水俣病暴发之前，水俣就已经生病了，指的就是这个鄙视链，这个“社会病理学”。

当人们内心感到不满，却又不敢挑战强权时，他们往往把怨恨发泄到比他们更弱的人头上。这种懦弱者的残暴并不是水俣特有的现象，而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丑陋天性。我们甚至从我们的远亲猴子身上，也能发现同样的行为模式。

放眼古今中外，我们总是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就是一个受害者越无辜，加在他身上的侮辱就越是严重。群众总是倾向于高声宣判倒霉蛋活该、生病者有罪，以此来逃避本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承担不起的良心拷问。

至于在这其中，撒谎欺骗民众、隐瞒毒素调查结果等操作，也是当时日本政府和窒素公司被诟病的直接原因，而当时的日本民众做的，仅仅是常态化的生活，并希望政府出面解决赔偿问题。

现在日本民众对于核泄漏的态度和当年的日本水俣病的状态很类似，真的是“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总是压着相同的韵脚”

日本核泄漏已经过去十年了， 随着时间流逝，议论的热潮退去。人们迅速回归日常，每天查看辐射指标与蔬菜中的含辐射量的习惯成为危机后的 “新常态”。这也和现在的新冠疫情何其相识，各国人民 戴口罩、量体温已经 “完美” 嵌入日常生活；包里常放着免洗洗手液。正常上班、外出，朋友家人之间很少再谈论病毒。疫情期间的惶恐与煎熬似乎已经被抛之脑后。

此次涉事公司的操作真的和水俣病有着惊人的相似，侥幸心理如出一辙，导致的严重后果最后也由日本政府买单。

纵然有人质疑核泄露的必要性，有人呼吁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但人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轻而易举地回到了常态下特有的冷漠中。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急于去应对危机、急于恢复常态，我们怎么可能意识到自己与周遭环境的边界？而没有边界的自由，是真正的自由吗？

“当一场灾难过后，人类总是分为迅速遗忘和拒绝遗忘的两大类，后者永远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