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威：溫尼考特的心靈——談《溫尼考特的語言》的出版

2024/01/02閱讀時間約 10 分鐘

I.

對我個人來說，溫尼考特是當年讓我可以打開通往無意識的大門之一。

1985年那一年我從高雄醫學院（現在的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系畢業， 1987年開始在臺大醫院精神科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在這段期間自己確定了要走精神醫學這條路，再加上當時社會條件充足了，在台灣最嚴重的慢性精神病患（以精神分裂症患者為主的精神病人）已經由官方開始執行符合現代精神醫學的相關政策，精神醫學界開始有足夠時間去學習關於精神官能症或其他較輕的心理問題的可能性以後，很自然地就會想從精神分析來著手。

因為如此，當時年紀相近的幾個年輕精神科醫師，其中市立療養院（現在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的蔡榮裕和桃園療養院的楊明敏原本就是醫學院時代在一起的同班同學，再加上當時已經在市立療養院擔任主治醫師的陳登義、在台北榮民醫院精神科擔任住院醫師的張凱理和李清發，再加上剛剛在美國拿到心理學博士的林玉華和英國拿到碩士的洪素珍⋯⋯，慢慢凝聚了一小群人。

我們試著去理解佛洛伊德，然而，當時的文本可以理解的程度，離我們的平常臨床經驗是非常遙遠的。其中的幾個人也隨著台灣當時剛要萌芽的法國當代思潮，與其他各種不同人文背景的朋友，組織了拉岡讀書會。同樣地，也是不得其門而入。

II.

我們的困境是可以想像的。

廣義的精神分析（包括阿德勒和榮格），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中文世界，除了少數的單篇文章（其中許多並沒有全譯），被翻譯成中文的佛洛伊德作品僅有四本，而且出現了許多現在來看是可以諒解的錯誤。這四本是：章士釗從德文直接翻譯的《茀羅乙德敍傳》（Selbstdarstellung，1924/5；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高覺敷從英文譯本翻譯的《精神分析引論》（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德文1916/7，英文1920；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年）；高覺敷同樣從英文譯本翻譯的《精神分析新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德文1932/33，英文1933；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北京大學心理系講師夏斧心從英文譯本翻譯的《群眾心理學與自我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德文1921，英文1922；北京：開明書店，1929年）。這是中文世界的第一波精神分析浪潮。

第二波則發生在七〇年代的台灣。當時的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推出了一系列的佛洛伊德翻譯：《弗洛伊德傳》（廖運範譯，1969）、《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譯，1970）、《少女朵拉的故事》（文榮光譯，1971）、《性學三論·愛情心理學》（林克明譯，1971）、《夢的解析》（賴其萬、符傳孝譯，1973）、《圖騰與禁忌》（楊庸一譯，1975）、另外在其他出版社還有《迷幻（附文明與不滿）》（石印滇、王杏慶譯，1971，台北：晨鐘）、《蒙娜麗莎的微笑：達文西性心理分析》（葉頌姿譯，1971，台北：晨鐘）、《弗洛伊德論文精選：李克曼（編）》（歐申談譯，1971，台北：開山））、《藝術論》（王安崇譯，1973，台北：晨鐘），這一波的佛洛伊德熱似乎就在七八年內就慢慢消退了。雖然1985年才又出版了葉頌壽翻譯的《夢的分析引論與新論》（台北：志文），但影響依然有限，特別是對當時台灣的臨床實務工作來說，更看不出太多的相關性。似乎，分析心理學或精神分析離中文的世界還是很遙遠的。

如今，回頭看這樣的困難，也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包括集體心靈的阻抗等等。關於這一部分，需要另外的長文討論。

III.

佛洛伊德的臨床個案，還處在十九世紀末的氛圍；而拉岡的閱讀，當時唯一翻譯成英文的《文集》（Écrits），簡直是天書。（當時是Alan Sheridan 1977年的選譯本，而不是Bruce Fink等人2007年的全譯本，多年以後才知道前者翻譯其中錯誤百出。）這兩個人，一個是精神分析的始祖，一個是八年代正如日中天的法國精神分析天皇，他們的作品對於心理治療剛剛起步的任何人，都是相當不適合的。

後來，好不容易發現了聖克萊爾（Michael St. Clair）所著的《客體關係理論與自體心理學》（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1986），從此才慢慢找到可以扣緊臨床工作的精神分析。在這過程裡，每個人在這個領域裡，各自選擇自己的方向，譬如張凱理投入自體心理學，我自己則找到了溫尼考特。甚至在1990年年底的臺大醫院精神科，當時規定每一位總住院醫師必須進行的全科演講作為另一種畢業儀式時，我選擇了溫尼考特的理論介紹為報告的主題。

因為這一本書，這一群人也才發現倫敦塔維斯托克中心的存在，發現了克萊恩，還有溫尼考特在內的中間學派。林玉華毫不猶豫地就直奔過去，而洪素珍也再回到英國進行她創傷學的博士學程，張凱理到辛辛那提繼續自體心理學，楊明敏則是1995年到巴黎而翌年進入第七大學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學博士班。

在心靈工坊出版社成立以後，林玉華和樊雪梅翻譯審閱了克萊恩全集，我則策劃出版了溫尼考特《遊戲與現實》等書，還有他的傳記。

IV.

溫尼考特的理論是源自於他的臨床經驗，而且不只是分析工作，也包括做為小兒科醫師的門診工作。也許因為如此，相對其他的精神分析大師，他的理論有其平易近人的一面（但這不代表深入理解他的理論是容易的）。當然，這也和他對一般民眾心理教育的重視有關：他在戰後透過收音機，持續向年輕的媽媽們傳播有關親職的一切。

2023年五月我到韓國參加台日韓家族治療個案討論會，結束以後在首爾的某個區域家庭協助中心參觀。這是韓國社區心理衛生的核心特色，全國到當時為止共有280個這樣的中心。我走進中心，立刻在牆上看見了這樣的字：「Good Enough Families!」（夠好的家庭！）當遇到中心負責的主任時，提到了這段詞，她立刻很興奮地說：「Yes, Winnicott, my favoritest!」

溫尼考特的理論概念是親切的，甚至對於護理和社會工作的實務都有廣泛的適用性和影響力。一位社工教授（Applegate, J. S.，1993）就提到，溫尼考特的概念對社會工作者最有用是這五個：自我關聯，過渡客體，客體關聯和客體使用，真實自體和虛假自體，和遊戲。

溫尼考特的包容性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榮格和佛洛伊德在1913年決裂。從此，佛洛伊德不允許他的追隨者有任何與榮格的交往，甚至不准有任何的引用，也就間接阻止了可能的閱讀和接觸。然而這一點對溫尼考特顯然是行不通的。

當榮格在1961年去世後，他影響世人甚深的自傳出版了。溫尼考特在1964年《國際精神分析期刋》發表了〈評論：C‧G‧榮格的記憶、夢境、反思〉（Review: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By C. G. Jung），對榮格這本《記憶、夢、反思》進行了廣泛的評論。溫尼考特討論了佛洛伊德和榮格之間的關係，然後以自己的理論為框架分析了榮格從四歲左右開始的早期精神病經歷。他繼續討論榮格的無意識觀念和對自性/自體（self）一詞的使用。該文首先重建了溫尼考特對分析心理學和榮格自傳的接受，強調了溫尼考特在個人和理論方面構思榮格和佛洛伊德之間對立的方式。他斷言榮格對分析的創造性貢獻因他未能整合他的「原始破壞性衝動」而受到限制，這是由於早期遏制不充分。有人認為，儘管溫尼考特的診斷照亮了榮格的陰影，特別是他對被壓抑的佛洛伊德無意識的限制，但它未能認識到榮格在集體無意識中發現的補償性遏制的功效。然而溫尼考特闡述了佛洛伊德和榮格之間的互補性，甚至重點介紹了該書的前三章，認為「每個精神分析師都必須閱讀」，特別是第一章「第一年」。

V.

就像拉岡的追隨者自名為Lacanian，克萊恩的追隨者被稱為Kleinian，溫尼考特的追隨者也形成了所謂的Winnicottian。在台灣，在廣大的華人世界，所謂的Winnicottians是不在少數的。

對全世界的Winnicottians來說，《溫尼考特的語言》是溫尼考特學派三大里程碑之一，另外兩個是死後的作品整理和2016年由凱德威爾（ Lesley Caldwell）負責的溫尼考特全集（共12冊）的整理出版。

周仁宇醫師多年以來就投入在溫尼考特的閱讀與研究。早在他前往西雅圖以前，就曾經翻譯溫尼考特的《成熟歷程和促進環境》（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當時某間出版社曾允諾出版。在那個個人電腦才剛普遍的時代，翻了一半就必須出國的仁宇，不得不把譯稿交給同樣當時在中國醫藥大學精神科的陳錦宏醫師繼續。可惜的是，出版社延宕多年，最後決定不出版。待日後想要拿回原來的碟片時，已經找不到了。（後來我向陳醫師表示歉意，他反倒不在意，還告訴我：有了翻譯這本書的經歷，獲得的學習對他後來當爸爸反而幫助深遠！）

《溫尼考特的語言》這本書雖然已經有趙丞智醫師翻譯的簡體中文版，然而讀者們能夠從譯文中讀出其中的理解差異和反思的深度不同。周仁宇醫師的嚴謹，讓這本書的翻譯不只是翻譯，更是娓娓道來的教學。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王浩威（精神科醫師、榮格分析師）

2023年十二月

《溫尼考特的語言：通往核心概念的23個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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