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夜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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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時開始、又是什麼人教會我這樣行動的。一切是那樣自然，從我長大的過程中一磚一瓦建構起來。是啊到底是為什麼，為什麼要把每個陌生人都當作潛在的罪犯？準確地說，每個陌生「男」人？又為什麼光是分享自己的恐懼，就會有（男）人不高興？
昨晚在台南發生的事讓台灣人都很難睡好
「婦女要夜行權，同志要日行權」
這句在1996年紀念彭婉如火照夜路大遊行的口號依舊言猶在耳。極度諷刺的是，時至今日的女性仍然無法全然安心地獨自走在路上；而明天恰也是台灣同志大遊行的18歲，搭上近期基督教國家祈禱早餐會的事件，一再顯示了反同勢力仍未曾停歇。
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要執法到賦予這些權力的同時，我們得做出什麼樣的改變／代價。不是「男性」或「女性」必須付出代價，而是作為法治社會之下的人，「我們」該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夜行權最簡單的做法，可以是加強ＣＣＴＶ與人口追蹤。就算中共再怎樣惡劣，這種做法對於女性夜行權依然有正面效益。但問題是，這種監控是否是大眾願意付出的代價呢？
日行權，很大程度是教育與文化轉變。西方在社會工程這方面，非常有經驗，台灣當然也不差，但問題是，需要談論日行權這件事就很奇怪了——他人想在什麼時間出門去什麼地方，是我們必須在意的事情嗎？「談論」的代價，我們必須先行支付。再來就是，社會工程是否能執行？執行到什麼程度？所謂的言論思想自由，又會做出什麼樣的變化？大眾願意接受這種變化嗎？
要我說我的想法？
幹這干我什麼事呢？我會要求想談論這些話題的人，先證明這些東西比更實務的能源工程需求、街友等人口的心理疾病、勞工權益結構性問題、高教與產業合作問題還要更重要。依我來看，台灣人很喜歡玩這些已開發國家、第一世界才會煩惱的玩意兒，但在很多人薪水連基本薪資都沒有的時候來談「日行權」或「夜行權」，我會認為這種東西，並非不重要，卻對在台灣的人無法存活吃飯的悲劇，非常無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