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清儒偽造的“王年月偽器”《散氏盤》偽銘文
《散氏盤》是清代中期出現在世上的一件西周大青銅盤，一度被阮元看到後，還去鑄了兩件相同的偽銘器，坊間也有流行其他的製品。到了清朝嘉慶皇帝五十大壽時，聽說是當時大官兩江總督阿林保為了拍馬庇，向楊州鹽商處弄到其中之一件，獻給了皇上，由此進入清宮。後來在清亡後，一度被傳說從清故宮消失，但後來發現又回來了，而且當時故宮院長馬衡在倉庫找到了一份《散氏盤》的昔日故宮拓片，比對之下，認定就是昔日送進宮的那一件，於是認為即為真品了。
不過，有關此《散氏盤》自出世後，當日的清儒間就有紛訟，也有一位寫過《中國金石學講義》的陸和九（1883～1958）後來在民初寫過一篇《散盤真偽辨》，因今日難見，故全錄此文如下：
『散盤文字之解釋，歷來金文家各持一說，而學者靡所折衷，此固為治金文者極感困難之事也。於是有以為真者，有以為偽者。其以為偽者，則持陳氏寶琛之說，而謂阮氏元嘗翻沙鑄二器，一藏北湖祠塾，經赭寇之亂，流徙入泰州，歸蕭山任氏，上虞羅氏叔蘊曾借拓者，此偽器之一也。一藏阮氏家廟，後為長沙某氏所得，以為真器，重價鬻諸海外，此偽器之二也。其以為真者，則主吳氏士鑑之說，而謂吳氏士鑑，與王氏懿榮同值。嘗聞諸潘鄭齋、陳簠齋諸老，言散盤自阿林保督兩江時，於嘉慶十四年，睿廟五旬萬壽之期，購諸鹽商，以入貢者（按阮氏積古齋欵識書成在嘉慶九年，其時盤尚在洪氏也），即今日故宮博物院之所謂真器之一也。余所見流傳拓本有三：一為故宮博物院所拓，一為吳熙載所藏，一有徐戊生所藏，三本文字，大略相同，而點畫微有異處，是否有阮氏元翻鑄二器，羼入其中，未見原器，殊難懸斷其真偽也。竊以為金器之真偽，當以其流傳之文字，可通與不可通為斷，可通者則信其為真，不可通者則信其為偽，此一定之理也。今取散盤各拓本之文字，參考各家學說，而為之校訂，知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決非《揚州畫舫錄》所載江藩解釋洪氏所藏之散盤也。且疑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或為阮氏翻鑄偽器之一也。何以云然也？首段用夨僕散邑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皆無異說，惟江藩謂為周太僕散邑，此可疑者一。末段誓曰，我遂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賦則爰千罰千，又誓曰，我遂付散氏溼田牆田，余有爽［糸言糸］，爰千罰千。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亦無異說，惟江藩釋文，於廼界西宮襄戎誓曰，句下，只有戎父則誓，而少遂付散氏以下數字，此可疑者二。考《揚州畫舫錄》成於乾隆六十年，阮氏元作序，在嘉慶二年，其作《積古齋欵識》在嘉慶九年，阿林保購此盤貢入內府，在嘉慶十四年，何以《積古齋》所釋盤文，與江藩所釋盤文，其不同竟至於此，豈阮氏元作《揚州畫舫錄》序之時，未注意於江藩釋文耶？此可疑者三。如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盤為真，則揚州洪氏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揚州洪氏藏盤為真，則故宮博物院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阿氏所貢，購自揚州洪氏，而非鑄自揚州阮氏，何以文字不同若是。一真一偽，鑑賞家必有能辨之者矣。更進而論其器名，錢趙江三家皆定為鬲，羅王二家，定皆為盤。今審其形，盤似也，而其花文，則非蠟模所鑄也。論其官名，豆人之虞，名考，［工隹］人之有司，亦名考。考名或同也，而小門人，則非周代官制所有也。論其地名，《周金文存》之說剛若各地，隸屬於蜀，《觀堂集林》之說夨散各地，隸屬於秦，而濾沽各地，究竟屬蜀屬秦，今為何地之水，亦殊堪研究也。以名言，則近偽，以器言，則失真，吾不敢言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盤，定為阮氏翻鑄也。吾亦不敢信其為揚州洪氏所藏之原盤也。願以質之海內外治金文學家。』
他在文裡明白指出了『以名言，則近偽』，是指《散氏盤》銘文裡的不論是出現的西周官名或是西周地名，都有後人假造的成份，如所謂西周的有官名“小門人”根本就沒有這種官，或一些銘文裡的地名，分屬陝西與四川風馬牛不相及之地，故其實，他己明白證明不論存世的哪一器的《散氏盤》都是後人之作了。
而且，吾人只要一見今日《散氏盤》上的銘文，不禁失笑了。因為，在青銅器上作銘文，所依據的必是作器者的一篇墨書，由造器者鑄造時複製在青銅器上，不論早先鑄造或東周有用刀刻出的方式。但此《散氏盤》的銘文，一見其珠圓玉潤，其銘文的作法，必係依據偽此銘文的清代金石家的手書的墨書，以工具另行模仿而照樣子來刮出或匏出來作鑄模，如今日有半圓形美工匏刀的類似工具為之。此《散氏盤》的字體全是粗圓狀，不是墨書可為，而是二次作業出來的。偽情十足。
更加好笑的，也是不明不可用“王年月”於西周銘文上,在由清代乾隆年間由金石學家所著的《散氏盤》銘裡最後一段裡，用上了“唯王九月，辰在乙卯”而露其偽饀。故由誤用“唯王九月”並加上其字形後人工具所為，顯係後人之偽作，及昔人陸和九所指出的，用西周所無的官制及地方寫及陝西及四川此蜀道艱難之地的不合理地界，故其偽其實己昭然於世。（劉有恒，2026,01,06）
談清儒偽造的“王年月偽器”《散氏盤》偽銘文
《散氏盤》是清代中期出現在世上的一件西周大青銅盤，一度被阮元看到後，還去鑄了兩件相同的偽銘器，坊間也有流行其他的製品。到了清朝嘉慶皇帝五十大壽時，聽說是當時大官兩江總督阿林保為了拍馬庇，向楊州鹽商處弄到其中之一件，獻給了皇上，由此進入清宮。後來在清亡後，一度被傳說從清故宮消失，但後來發現又回來了，而且當時故宮院長馬衡在倉庫找到了一份《散氏盤》的昔日故宮拓片，比對之下，認定就是昔日送進宮的那一件，於是認為即為真品了。
不過，有關此《散氏盤》自出世後，當日的清儒間就有紛訟，也有一位寫過《中國金石學講義》的陸和九（1883～1958）後來在民初寫過一篇《散盤真偽辨》，因今日難見，故全錄此文如下：
『散盤文字之解釋，歷來金文家各持一說，而學者靡所折衷，此固為治金文者極感困難之事也。於是有以為真者，有以為偽者。其以為偽者，則持陳氏寶琛之說，而謂阮氏元嘗翻沙鑄二器，一藏北湖祠塾，經赭寇之亂，流徙入泰州，歸蕭山任氏，上虞羅氏叔蘊曾借拓者，此偽器之一也。一藏阮氏家廟，後為長沙某氏所得，以為真器，重價鬻諸海外，此偽器之二也。其以為真者，則主吳氏士鑑之說，而謂吳氏士鑑，與王氏懿榮同值。嘗聞諸潘鄭齋、陳簠齋諸老，言散盤自阿林保督兩江時，於嘉慶十四年，睿廟五旬萬壽之期，購諸鹽商，以入貢者（按阮氏積古齋欵識書成在嘉慶九年，其時盤尚在洪氏也），即今日故宮博物院之所謂真器之一也。余所見流傳拓本有三：一為故宮博物院所拓，一為吳熙載所藏，一有徐戊生所藏，三本文字，大略相同，而點畫微有異處，是否有阮氏元翻鑄二器，羼入其中，未見原器，殊難懸斷其真偽也。竊以為金器之真偽，當以其流傳之文字，可通與不可通為斷，可通者則信其為真，不可通者則信其為偽，此一定之理也。今取散盤各拓本之文字，參考各家學說，而為之校訂，知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決非《揚州畫舫錄》所載江藩解釋洪氏所藏之散盤也。且疑故宮博物院所藏之散盤，或為阮氏翻鑄偽器之一也。何以云然也？首段用夨僕散邑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皆無異說，惟江藩謂為周太僕散邑，此可疑者一。末段誓曰，我遂付散氏田器有爽，實余有散氏心，賦則爰千罰千，又誓曰，我遂付散氏溼田牆田，余有爽［糸言糸］，爰千罰千。自錢大昕、趙秉沖，以至羅振玉、王國維諸氏，亦無異說，惟江藩釋文，於廼界西宮襄戎誓曰，句下，只有戎父則誓，而少遂付散氏以下數字，此可疑者二。考《揚州畫舫錄》成於乾隆六十年，阮氏元作序，在嘉慶二年，其作《積古齋欵識》在嘉慶九年，阿林保購此盤貢入內府，在嘉慶十四年，何以《積古齋》所釋盤文，與江藩所釋盤文，其不同竟至於此，豈阮氏元作《揚州畫舫錄》序之時，未注意於江藩釋文耶？此可疑者三。如以故宮博物院所藏盤為真，則揚州洪氏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揚州洪氏藏盤為真，則故宮博物院所藏者即偽器也。如以阿氏所貢，購自揚州洪氏，而非鑄自揚州阮氏，何以文字不同若是。一真一偽，鑑賞家必有能辨之者矣。更進而論其器名，錢趙江三家皆定為鬲，羅王二家，定皆為盤。今審其形，盤似也，而其花文，則非蠟模所鑄也。論其官名，豆人之虞，名考，［工隹］人之有司，亦名考。考名或同也，而小門人，則非周代官制所有也。論其地名，《周金文存》之說剛若各地，隸屬於蜀，《觀堂集林》之說夨散各地，隸屬於秦，而濾沽各地，究竟屬蜀屬秦，今為何地之水，亦殊堪研究也。以名言，則近偽，以器言，則失真，吾不敢言故宮博物院所藏之盤，定為阮氏翻鑄也。吾亦不敢信其為揚州洪氏所藏之原盤也。願以質之海內外治金文學家。』
他在文裡明白指出了『以名言，則近偽』，是指《散氏盤》銘文裡的不論是出現的西周官名或是西周地名，都有後人假造的成份，如所謂西周的有官名“小門人”根本就沒有這種官，或一些銘文裡的地名，分屬陝西與四川風馬牛不相及之地，故其實，他己明白證明不論存世的哪一器的《散氏盤》都是後人之作了。
而且，吾人只要一見今日《散氏盤》上的銘文，不禁失笑了。因為，在青銅器上作銘文，所依據的必是作器者的一篇墨書，由造器者鑄造時複製在青銅器上，不論早先鑄造或東周有用刀刻出的方式。但此《散氏盤》的銘文，一見其珠圓玉潤，其銘文的作法，必係依據偽此銘文的清代金石家的手書的墨書，以工具另行模仿而照樣子來刮出或匏出來作鑄模，如今日有半圓形美工匏刀的類似工具為之。此《散氏盤》的字體全是粗圓狀，不是墨書可為，而是二次作業出來的。偽情十足。
更加好笑的，也是不明不可用“王年月”於西周銘文上,在由清代乾隆年間由金石學家所著的《散氏盤》銘裡最後一段裡，用上了“唯王九月，辰在乙卯”而露其偽饀。故由誤用“唯王九月”並加上其字形後人工具所為，顯係後人之偽作，及昔人陸和九所指出的，用西周所無的官制及地方寫及陝西及四川此蜀道艱難之地的不合理地界，故其偽其實己昭然於世。（劉有恒，202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