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所偽青銅器《禽簋》《大祝禽鼎》係後人偽造
清代學者錢大昕之侄，乃乾隆嘉慶年間的錢坫（1744～1806年）在其《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首先收入此二相關之器《禽簋》及《大祝禽鼎》，從以下分析裡可以知此二器上係清代當時金石家之偽銘。《禽簋》該器上有銘文如下：
『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
但是“禽”又是何人，於是此造偽銘者於另一鼎上把答案銘之於其上，即同樣首見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的《大祝禽鼎》裡，銘上四字“大祝禽鼎”，表示了那個《禽簋》裡的“禽”就是職為西漢《周禮》一書裡的“大祝”，等同於掌祀神及祝禱的巫師身份。所以《禽簋》的銘文就很容易解出來了，原來此銘文的白話乃：
周王伐奄侯，周公找到“大祝”名叫禽的，問他怎麼辨。大祝就用脤器致祭。王就賜了銅百寽，大祝禽就作了器。（按，有關”脤祝”一辭，研究者各有說法，吾人同意馬承源之釋）
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舉隅而指出：『禽簋（上博,《集成》4041西周早）：『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祝，禽有祳祝，王賜金百鋝，禽用作寶彝』，按，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
今詳論各偽證如下：
（一）按，其中的“謀”字，金文原作“某”，並不作“謀”字解。而且周初並無金文裡出現過此字。而西周金文也並沒有“謀”這個字，到了東周戰國時代鮮虞人建立的中山國，始有“謀”這個金文字，《中山王鼎》裡“謀”作似上母下心之字。而金文裡的後來出現的“某”字，都是當作否定詞義。此《禽簋》會出現的此“某”字的字形，原來乃是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的“某”的小篆字形。故由此字的來路，乃出於秦代始出現的小篆，自知此銘文自非西周之文字了。
（二）“奄侯”的“奄”乃自商代以來即為商人東方之地界，而且《竹書紀年》記載奄係商人之舊都之一，在盤庚遷都到殷以前的南庚遷都到奄，所以後世常以“商奄”連用，如《左傳‧昭公九年》。到了西周立國，此地仍是商人故地，與西周一點都沒有關係，則其“奄”地的首領，何時竟然被稱做諸侯裡的“奄侯”去了。如果奄君真是西周所封的侯，何至於周成王時要討伐自已剛封的諸侯“奄侯”。此“奄侯”完全不見於史料，而且是根本不能置信的囈語了，因為史料裡，如《竹書紀年》記載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可以看出，“奄人”或“伐奄”、“入奄”、“殘奄”等字眼，可知奄人乃周人之敵對的一方，何以以“侯”之美稱稱之，而各史料裡只稱“奄君”，說奄君是侯，那到底是誰封的“侯”。所以一見此“《禽簋》的內容，即知不倫不類，乃是後人所偽造銘文的青銅偽銘器。
（三）“大祝”之職稱，出於西漢劉歆組織班子完成的《周禮》一書裡，先秦史料無見此一職官，故乃此偽銘作者的清代金石家從《周禮》的“大祝”用來編銘文劇本用。故而《大祝禽鼎》首先現偽。而《禽簋》裡的“禽”擔任“祝”亦由《大祝禽鼎》間接確認，故此二偽銘器的銘文皆出自一人的構思，皆同一清儒所偽。
（四）即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指出的，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
所以，此《禽簋》《大祝禽鼎》兩器皆係清代乾隆年間出自民間的金石學者的偽銘，為何寫偽銘的一定是金石學家呢，因為要寫偽銘文，一定要連同偽金文一起寫成，才能找偽銘高手複製在青銅器上，此所以凡是青銅器偽銘，其作者一定是精通金文在內的文字學及史學方面的能寫金文及編偽銘上的偽史的學人才能寫的出來。（劉有恒，2026,01,06）
清人所偽青銅器《禽簋》《大祝禽鼎》係後人偽造
清代學者錢大昕之侄，乃乾隆嘉慶年間的錢坫（1744～1806年）在其《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首先收入此二相關之器《禽簋》及《大祝禽鼎》，從以下分析裡可以知此二器上係清代當時金石家之偽銘。《禽簋》該器上有銘文如下：
『王伐奄侯，周公謀禽祝，禽有脤祝，王賜金百寽。禽用作寶彝』
但是“禽”又是何人，於是此造偽銘者於另一鼎上把答案銘之於其上，即同樣首見於《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裡的《大祝禽鼎》裡，銘上四字“大祝禽鼎”，表示了那個《禽簋》裡的“禽”就是職為西漢《周禮》一書裡的“大祝”，等同於掌祀神及祝禱的巫師身份。所以《禽簋》的銘文就很容易解出來了，原來此銘文的白話乃：
周王伐奄侯，周公找到“大祝”名叫禽的，問他怎麼辨。大祝就用脤器致祭。王就賜了銅百寽，大祝禽就作了器。（按，有關”脤祝”一辭，研究者各有說法，吾人同意馬承源之釋）
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舉隅而指出：『禽簋（上博,《集成》4041西周早）：『王伐蓋侯，周公謀禽祝，禽有祳祝，王賜金百鋝，禽用作寶彝』，按，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
今詳論各偽證如下：
（一）按，其中的“謀”字，金文原作“某”，並不作“謀”字解。而且周初並無金文裡出現過此字。而西周金文也並沒有“謀”這個字，到了東周戰國時代鮮虞人建立的中山國，始有“謀”這個金文字，《中山王鼎》裡“謀”作似上母下心之字。而金文裡的後來出現的“某”字，都是當作否定詞義。此《禽簋》會出現的此“某”字的字形，原來乃是抄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裡的“某”的小篆字形。故由此字的來路，乃出於秦代始出現的小篆，自知此銘文自非西周之文字了。
（二）“奄侯”的“奄”乃自商代以來即為商人東方之地界，而且《竹書紀年》記載奄係商人之舊都之一，在盤庚遷都到殷以前的南庚遷都到奄，所以後世常以“商奄”連用，如《左傳‧昭公九年》。到了西周立國，此地仍是商人故地，與西周一點都沒有關係，則其“奄”地的首領，何時竟然被稱做諸侯裡的“奄侯”去了。如果奄君真是西周所封的侯，何至於周成王時要討伐自已剛封的諸侯“奄侯”。此“奄侯”完全不見於史料，而且是根本不能置信的囈語了，因為史料裡，如《竹書紀年》記載成王『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於邶以叛。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遷殷民于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夏四月，初嘗麥。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遷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遷殷民於洛邑。遂營成周。』《史記‧周本紀》『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夷，殘奄，遷其君薄姑。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可以看出，“奄人”或“伐奄”、“入奄”、“殘奄”等字眼，可知奄人乃周人之敵對的一方，何以以“侯”之美稱稱之，而各史料裡只稱“奄君”，說奄君是侯，那到底是誰封的“侯”。所以一見此“《禽簋》的內容，即知不倫不類，乃是後人所偽造銘文的青銅偽銘器。
（三）“大祝”之職稱，出於西漢劉歆組織班子完成的《周禮》一書裡，先秦史料無見此一職官，故乃此偽銘作者的清代金石家從《周禮》的“大祝”用來編銘文劇本用。故而《大祝禽鼎》首先現偽。而《禽簋》裡的“禽”擔任“祝”亦由《大祝禽鼎》間接確認，故此二偽銘器的銘文皆出自一人的構思，皆同一清儒所偽。
（四）即吾人於《青銅器偽銘文舉隅》文內指出的，所謂王伐蓋侯，指成王初伐叛，時周公就是代替王執政，何來又有王與周公分成了二角色，故不合史實，乃後人之編劇而已。
所以，此《禽簋》《大祝禽鼎》兩器皆係清代乾隆年間出自民間的金石學者的偽銘，為何寫偽銘的一定是金石學家呢，因為要寫偽銘文，一定要連同偽金文一起寫成，才能找偽銘高手複製在青銅器上，此所以凡是青銅器偽銘，其作者一定是精通金文在內的文字學及史學方面的能寫金文及編偽銘上的偽史的學人才能寫的出來。（劉有恒，2026,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