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聽海湧》引起巨大迴響後，沉寂約80年的台籍日本兵議題總算浮上檯面，引起不少討論。然而，台籍日本兵的議題之廣，《聽海湧》以去到南洋擔任軍伕和軍屬的台灣人為敘事主角，自然也無法涵蓋所有二戰時投入戰事的台灣人遭遇。其中，更鮮為人知的是，二戰過後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台籍日本兵的這段故事。
第一次得知有部分台籍日本兵具有西伯利亞經驗是閱讀到陳力航先生所撰的《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本書講述作者的祖父──陳以文，當年被派駐到滿州服役，並在迎來終戰後，遭蘇聯軍俘虜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故事。台灣在1942年開始徵招陸軍特別志願役，隔年也開始實施海軍志願兵，陳以文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報考了陸軍的飛行兵，在日本八戶教育隊受訓後輾轉至滿州服役。具西伯利亞經驗的日本兵主要都是在滿州和北朝鮮一帶服役，而相較於在南洋或其他地區服役的台籍日本兵，這段歷史之所以長期遭到漠視和遺忘，除了所能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寥寥無幾外，也因為這類議題在當時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是禁忌話題。
《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為導演/作者許明淳先生爬梳了各種史料並集結相關經驗者和家屬的口述歷史所集結而成的一部紀錄片/專書，當中作者引用藍適其教授所使用學者Judith Butler的「戰爭之框」概念，指出戰爭經驗中屬於某一群人應當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且被納入屬於一群人的集體經驗，仰賴的是一群人如何且為何將這群人界定為屬於應當被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依此概念而論，台籍日本兵的歷史便是在國民黨政府長年「抗日」和 「反共」 所建構的「戰爭之框」 下被排除在外。而依照「戰爭之框」 所能建立的「可悲傷性」價值，自然也不適用於這些被排除在「戰爭之框」外的台籍日本兵，使得這群人的經歷長期受到漠視和遺忘。另外，史料的稀缺也因為日本政府當局並未將從西伯利亞引揚回日的台籍兵和朝鮮兵的人數明確的記載下來，致使至今仍無法掌握遭俘擄至西伯利亞的台灣人人數，對此議題的研究也因此相當難著手。
這一群具西伯利亞經驗的台籍兵更為特殊的是，他們曾受過蘇聯的「思想教育」 （民主運動）。蘇聯當時實施思想教育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將戰俘培育為共產主義者，並在歸國後積極推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然而，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下，從蘇聯歸國的台籍兵因此被政府密切注意，並被貼上了「 紅色標籤 」，他們不僅在歸國的路途上碰到許多阻礙，在回台灣後也因此長期遭到政府的監視。為了避免自身和家人惹上麻煩，他們選擇絕口不提自己西伯利亞的經驗。這也促使這段歷史沉寂了數十年，也不曾存在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
在閱讀《冰封的記憶》這本書時，可以感受到作者極力重視重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歷史乃是一群人撿起前人的過往，並是在不斷述說前人的事蹟下所構成的。歷史的不朽乃在於活著的人重視前人所發生的事，並在不斷的述說中建構這一群人的集體記憶，透過不斷的述說和傳講不僅使活著的人得以與前人連結並展望未來，且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乃凝聚一群人之所以為某一群人（誰）的條件。
觀看紀錄片時隱約可感受到導演的嘆息，在史料稀缺且歷史經驗被迫噤聲數十年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重建我們自身的集體記憶？而當今的我們又真的在乎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是「誰」嗎？
自《聽海湧》引起巨大迴響後，沉寂約80年的台籍日本兵議題總算浮上檯面，引起不少討論。然而，台籍日本兵的議題之廣，《聽海湧》以去到南洋擔任軍伕和軍屬的台灣人為敘事主角，自然也無法涵蓋所有二戰時投入戰事的台灣人遭遇。其中，更鮮為人知的是，二戰過後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台籍日本兵的這段故事。
第一次得知有部分台籍日本兵具有西伯利亞經驗是閱讀到陳力航先生所撰的《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本書講述作者的祖父──陳以文，當年被派駐到滿州服役，並在迎來終戰後，遭蘇聯軍俘虜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故事。台灣在1942年開始徵招陸軍特別志願役，隔年也開始實施海軍志願兵，陳以文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報考了陸軍的飛行兵，在日本八戶教育隊受訓後輾轉至滿州服役。具西伯利亞經驗的日本兵主要都是在滿州和北朝鮮一帶服役，而相較於在南洋或其他地區服役的台籍日本兵，這段歷史之所以長期遭到漠視和遺忘，除了所能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寥寥無幾外，也因為這類議題在當時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是禁忌話題。
《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為導演/作者許明淳先生爬梳了各種史料並集結相關經驗者和家屬的口述歷史所集結而成的一部紀錄片/專書，當中作者引用藍適其教授所使用學者Judith Butler的「戰爭之框」概念，指出戰爭經驗中屬於某一群人應當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且被納入屬於一群人的集體經驗，仰賴的是一群人如何且為何將這群人界定為屬於應當被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依此概念而論，台籍日本兵的歷史便是在國民黨政府長年「抗日」和 「反共」 所建構的「戰爭之框」 下被排除在外。而依照「戰爭之框」 所能建立的「可悲傷性」價值，自然也不適用於這些被排除在「戰爭之框」外的台籍日本兵，使得這群人的經歷長期受到漠視和遺忘。另外，史料的稀缺也因為日本政府當局並未將從西伯利亞引揚回日的台籍兵和朝鮮兵的人數明確的記載下來，致使至今仍無法掌握遭俘擄至西伯利亞的台灣人人數，對此議題的研究也因此相當難著手。
這一群具西伯利亞經驗的台籍兵更為特殊的是，他們曾受過蘇聯的「思想教育」 （民主運動）。蘇聯當時實施思想教育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將戰俘培育為共產主義者，並在歸國後積極推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然而，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下，從蘇聯歸國的台籍兵因此被政府密切注意，並被貼上了「 紅色標籤 」，他們不僅在歸國的路途上碰到許多阻礙，在回台灣後也因此長期遭到政府的監視。為了避免自身和家人惹上麻煩，他們選擇絕口不提自己西伯利亞的經驗。這也促使這段歷史沉寂了數十年，也不曾存在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
在閱讀《冰封的記憶》這本書時，可以感受到作者極力重視重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歷史乃是一群人撿起前人的過往，並是在不斷述說前人的事蹟下所構成的。歷史的不朽乃在於活著的人重視前人所發生的事，並在不斷的述說中建構這一群人的集體記憶，透過不斷的述說和傳講不僅使活著的人得以與前人連結並展望未來，且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乃凝聚一群人之所以為某一群人（誰）的條件。
觀看紀錄片時隱約可感受到導演的嘆息，在史料稀缺且歷史經驗被迫噤聲數十年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重建我們自身的集體記憶？而當今的我們又真的在乎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是「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