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的戰爭記憶是一段沉寂已久的歷史，重述這段歷史不只是要拾起這些沉積已久的碎片，更是要建構一個以「台灣人」為主體的歷史敘事。 從藍適齊老師的新書《無處安放的記憶》中可以看到，二戰期間台灣人的遭遇是相當多元的，而他們這樣多元的遭遇多少與「台灣人/福爾摩沙人」作為殖民國日本國民的特殊身分有關。書中提到在戰爭期間擔任軍屬、在南洋和香港打拼的台灣人都因為這特殊的身分，在戰時和戰後皆遭遇到無可奈何的處境。然而，戰後中華民國來台，國民黨希望將台灣人快速「中國化」而有意消抹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取而代之的便是「抗戰」的史觀，和蘊含於此的國族觀念。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爬梳這些歷史資料時也有意抓住台灣人在戰時被視為不名譽的行為，我想作者有意這麼做的原因大概是因為曾經從一位學者口中聽到二戰時「日本人很壞，但台灣人更壞」的說法。既然要重構一個屬於台灣人的戰爭記憶，找出在不同地方從事不同工作的台灣人在戰爭期間到底做了什麼以及經歷了什麼，對於我們理解台灣人在戰時的處境至關重要，也有助於立足於此刻的我們思考，台灣人究竟是什麼。當然，不容忽視的是，戰後不論是國民黨政府或日本政府對台籍日本兵的忽視和歧視，都是我們應當重拾並紀念這段沈默已久的歷史的理由。 記憶並不是為了政治清算或挑起仇恨，而是一個讓我們好好面對過去的機會。立足於此刻的我們，在認識這島嶼上先人們的過去，此刻便是由我們決斷該如何放眼未來。

閱讀書評

對我們的生活世界、生命的遭遇進行反思

Gabriel Lux

創作

台灣人的二戰記憶──讀《無處安放的記憶》

自《聽海湧》引起巨大迴響後，沉寂約80年的台籍日本兵議題總算浮上檯面，引起不少討論。然而，台籍日本兵的議題之廣，《聽海湧》以去到南洋擔任軍伕和軍屬的台灣人為敘事主角，自然也無法涵蓋所有二戰時投入戰事的台灣人遭遇。其中，更鮮為人知的是，二戰過後被蘇聯俘虜到西伯利亞集中營的台籍日本兵的這段故事。 第一次得知有部分台籍日本兵具有西伯利亞經驗是閱讀到陳力航先生所撰的《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本書講述作者的祖父──陳以文，當年被派駐到滿州服役，並在迎來終戰後，遭蘇聯軍俘虜至西伯利亞集中營的故事。台灣在1942年開始徵招陸軍特別志願役，隔年也開始實施海軍志願兵，陳以文便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報考了陸軍的飛行兵，在日本八戶教育隊受訓後輾轉至滿州服役。具西伯利亞經驗的日本兵主要都是在滿州和北朝鮮一帶服役，而相較於在南洋或其他地區服役的台籍日本兵，這段歷史之所以長期遭到漠視和遺忘，除了所能找到相關的歷史資料寥寥無幾外，也因為這類議題在當時國民黨的戒嚴統治下是禁忌話題。 《冰封的記憶：尋找西伯利亞戰俘營的臺籍日本兵》為導演/作者許明淳先生爬梳了各種史料並集結相關經驗者和家屬的口述歷史所集結而成的一部紀錄片/專書，當中作者引用藍適其教授所使用學者Judith Butler的「戰爭之框」概念，指出戰爭經驗中屬於某一群人應當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且被納入屬於一群人的集體經驗，仰賴的是一群人如何且為何將這群人界定為屬於應當被記憶和關心的對象。依此概念而論，台籍日本兵的歷史便是在國民黨政府長年「抗日」和 「反共」 所建構的「戰爭之框」 下被排除在外。而依照「戰爭之框」 所能建立的「可悲傷性」價值，自然也不適用於這些被排除在「戰爭之框」外的台籍日本兵，使得這群人的經歷長期受到漠視和遺忘。另外，史料的稀缺也因為日本政府當局並未將從西伯利亞引揚回日的台籍兵和朝鮮兵的人數明確的記載下來，致使至今仍無法掌握遭俘擄至西伯利亞的台灣人人數，對此議題的研究也因此相當難著手。 這一群具西伯利亞經驗的台籍兵更為特殊的是，他們曾受過蘇聯的「思想教育」 （民主運動）。蘇聯當時實施思想教育的目的，在於希望能將戰俘培育為共產主義者，並在歸國後積極推動和宣傳社會主義。然而，在當時國民黨政府「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下，從蘇聯歸國的台籍兵因此被政府密切注意，並被貼上了「 紅色標籤 」，他們不僅在歸國的路途上碰到許多阻礙，在回台灣後也因此長期遭到政府的監視。為了避免自身和家人惹上麻煩，他們選擇絕口不提自己西伯利亞的經驗。這也促使這段歷史沉寂了數十年，也不曾存在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中。 在閱讀《冰封的記憶》這本書時，可以感受到作者極力重視重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歷史乃是一群人撿起前人的過往，並是在不斷述說前人的事蹟下所構成的。歷史的不朽乃在於活著的人重視前人所發生的事，並在不斷的述說中建構這一群人的集體記憶，透過不斷的述說和傳講不僅使活著的人得以與前人連結並展望未來，且所建構的集體記憶乃凝聚一群人之所以為某一群人（誰）的條件。 觀看紀錄片時隱約可感受到導演的嘆息，在史料稀缺且歷史經驗被迫噤聲數十年的情況下，我們該如何重建我們自身的集體記憶？而當今的我們又真的在乎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是「誰」嗎？

西伯利亞經驗的台籍日本兵

《聽海湧》── 一個在台灣不被提及卻不可被遺忘的「故事」

被冠上「竄改歷史、毀人名節」等汙名的《聽海湧》，曾遭國民黨立委柯志恩以此為由提案大幅刪減公視預算，而引起軒然大波[1]。姑且不論「歷史劇」和「歷史」之差別[2]（前者作為一種以歷史取材而進行的創作，後者則是透過文獻資料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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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

聽海湧

日本

中華民國

經驗

這群人

條件

生命

參與

空間

【隨筆】 「故事」將一群人凝聚為某個「誰」

［十年後的歸鄉］ 這一次看到離別十年的我，母親也眼淚汪汪的高興我的歸鄉。二十二年的五月，當她收到我從日本寄出的第一封信時，本來想立即回信告訴我不要回來。但因為信件的檢查太嚴，所以沒有寫。 母親告訴我那是因為當時同樣從海外回來的人，很多被冠上二·二八事件的嫌疑，甚至於完全無關的人也被秘密槍決，而到現在都無法知道受害的人數以及事件的真相。再說海外回來的人都不易找個工作，尤其原日本軍人、軍屬更為困難，如今還有很多人在失業當中。後來當母親正在擔心的時候，接到我再寫的信，得知暫時留在日本，並且找到了工作之後才安心下來。 可是為什麼同樣是中國人卻如此互相殘殺呢？這跟戰後在印尼救我，照顧我的那些親切的華僑社會，正好是強烈的對比了！ 回到故鄉的我，看到現地政府的政策之後非常的失望，反而對脫胎換骨，完全改革民主主義的日本增加信心，重新堅固了永居日本的決心。 母親看著父親和我很高興地說，你們兩個能平安回來真是太好了。瞭解了台灣的情況後，能夠選日本為居住地，以在日華僑的身份領得出入境證明，又從台灣再度回到日本的我，實在是很幸運了。 數日後，我去拜訪住在員林街的前戰友楊用（早川），跟他做八年的久別重逢。他一見我就很後悔的說：「你運氣眞好。戰後在印尼要從日本軍逃亡的時候，我應該不要回頭跟你一起走。到現在我仍後悔自己缺少了勇氣呢。」 「你有什麼可後悔嗎？」我反問他。 「回來台灣好是好，但你看我這個樣子。如今仍在失業中，只是偶而到作農的親戚那裡當幾天臨時工而已。政府對從海外回來的人特別歧視，到處都冷眼看待。我對這樣的社會已經厭倦了。」 他很淒涼的接著又說：「如果有什麼好辦法，我真想再去日本，但現在連出去國外都被禁止。正是有如脾肉之歎的心情呢！」 他告訴我真心話。可是不知為何，從頭到尾都不說一句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話，而我也不想去問他。我在聽他說話之後，對於自己在印尼能夠做正確的選擇，適時逃亡出來，心中感到很慶幸。

《失落祖國的人》——十年後的歸鄉

［回到日本］ 當受到婦女會和女學生等義工人員的獻花，以及「回國來的各位，長久的期間你們實在太辛苦了。」的慰問後，大家才開始有了終於回來的真實感。到了宇品的回國援護局的寮所安頓好了之後，內地出身者便陸續地出發回故鄉去。 可是明天起，我們台灣人不知什麼樣的人生在前方等待？留在空盪盪的寮裡，故鄉對我們似乎太遙遠了，遙遠得快忍不住那種空虛和寂寞感了。現在儘管說安頓了，但真不知何時會被趕出來呢。如果被趕，很明顯地馬上會徘徊街頭了。然而一起從日本出發的戰友們，再也不會出現我的面前了。活著的我到底獲得了什麼？而他們的死又究竟是什麼？想到這裡真是百感交集。 暫時被收容在回國援護局的第二天，援護局的職員發給每一個人回國證明書、幾天分的外餐券，以及五百圓現金的歸鄉旅費。拿了紙幣，點完了數目之後，聽到原陸軍軍屬的翁飛鵬向值班的職員問：「我在日本有親戚，所以今後想要定居在此。請告訴我要怎麼辦才好？」「復員回來日本的你們，今後要居住日本，或回去台灣都可以自由選擇。不過請別忘記一定要把歸來證明書帶到居住當地的公所。」職員事務性地回答。在旁邊聽到這個情形的我，忽然想起五年前別離後，被徵調到大阪造兵廠的弟弟生來。我很想念他，但不知他在何處，也更不知道如何去找他。 那一天晚上，我在硬床上想了整個晚上。從小就接受日本式的教育，到了青年後又徹底被灌輸日本精神，同時聽了中國的醜陋和惡劣環境的一面，最後甚至於被調去戰場，像這樣的我如果說馬上回到現在的母國台灣，那變成了中華民國國號的台灣，無論是語言或生活方式，想要適應新的環境都很困難。儘管說人要隨著時勢，順著潮流，但做一個人這樣會活得幸福嗎？可是另一方面，遠在澳洲的父親不知道有沒有平安歸來？母親和妹妹們都好不好？這都使我很擔心。渴望早日見親人是人之常情，何況生爲長男的我特別有這種責任感。 想來想去，最後似乎被逼入必須選擇的境地，可是還是久久未能下定決心。萬一在台灣被識穿做過日本兵，即使能平安過關，但家人一定會被人批評和岐視。我實在不忍心看到家人為了我而被捲入無妄之災中。

《失落祖國的人》——回到日本

［逃亡］ 我找了一棵大樹便坐在樹蔭下。涼風吹在疲倦的身體，不知不覺間我就睡著了。 而從夢中醒來的一刻，沈重的孤獨感更壓在心頭，昔日的戰友已經不在，從前所過那種熱鬧的日子，就像潮水般漸退漸遠，讓人感到惆悵。 可是這是自己選上的路了，自己激勵自己之後，又開始上路。 —《失落祖國的人》，磯村生得。

《失落祖國的人》——逃亡

［比亞克島全軍覆沒］ 受傷的人雖然立即運到野戰醫院，但因為人滿為患，從事治療和急救的軍醫都感到人手不夠，所以到處都看到被軍醫叫罵得團團轉的衛生兵。 這時所發現的是瀕臨死亡邊緣的士兵及軍屬，從痛苦中喊出來的是自己的父母和妻子的名字。而沒有一個如小學時代所聽那樣高喊「天皇陛下萬歲」。 這個讓我們深深的體會人對家庭的愛情，同時也感到我們所受的皇民教育是多麼的空虛。 —《失落祖國的人》 ，磯村生得。

《失落祖國的人》——比亞克島全軍覆沒

［外出日的事件］ 過了一個小時後，大家露出滿足的表情又聚在一起。外出是到下午五點鐘，大家想只要及時回到訓練所就行了，因此就慢慢的一邊走一邊談天。同伴中有人提議抄近路，於是大家就在從未走過的後街徘徊。這時看到路邊豎立著一塊直三公尺，橫五、六公尺的大看板。同學中有一個人還停住了腳步凝視著它，於是我也不經意的把視線移到看板上。一看，三塊連接的大看板上，唯妙唯俏的畫出窘得快要哭出來的三個大人頭像。畫像旁邊還清楚的寫有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的姓名。 當響導自稱對附近的地情很清楚的同學很認真的說：「對了，走過這條路的人，必須向看板上的人物像丟石頭，或者用棍子去敲打他們。」我一時不能夠了解他的說明，只默然的注視他那丟石頭的動作。這時站在我旁邊的同學，大聲讀起寫在看板旁邊的說明。 『如果你是日本人，一定對鬼畜羅斯福、邱吉爾、和蔣介石抱有敵愾之心。讓我們來丟擲石塊，或用棍棒狠狠的抽打他們，滑滅他們吧！』 他讀完了說明後，馬上從路邊拾起一塊石頭，一聲高喊「可惡的傢伙！」之下狠狠的丢過去。看板上的人物像被許多人石投棒打之後，已經又髒又破洞了。 剛好有一個警官騎著腳踏車，從我們的身旁經過。這時有個同學催促正看得驚訝的我說：「喂，趕快丟石頭走吧。」於是不得已我就緩緩的從路邊拾起一塊石子，沒看準的丟出去後，走開了。 當時台灣島民就這樣，被徹底注入對美、英、中國的憎恨心。這也許是提高戰鬥意志的一種策略。究竟是誰下的命令做這種事情，雖然至今仍不得而知，但想起來真是幼稚而沒有意義。 —《失落祖國的人》 ，磯村生得。

《失落祖國的人》——外出日的事件

二戰時被捲入太平洋戰爭的台灣人是一段長期被遺忘的歷史。1945年日本戰敗後，政權的更迭，台灣好像又被套上另一副枷鎖。台籍日本兵的過往因為各種因素不被提及，且不被允許常駐在人們的記憶中。一段屬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因為不再被講述，而漸漸不再成為台灣人的「歷史」。 但如果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歷史哲學論綱〉這篇文章所述，人們在世上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能夠將前人過去的事件從廢墟中拯救出來，成為所有活著的人眼前所能見、能聞的「歷史」，且藉由持續地傳講、眾人的分享，一段屬乎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便能夠因此被喚起，成為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一群人的「共同事物」(res publica)，且是一群人之所以是一個「共同體」的基礎。

沖繩平和祈念公園：台灣之塔

以台籍日本兵來談論台灣人在歷史上的身份認同困境，加上前陣子立委刪除公視預算的爭議，讓《聽海湧》不論在戲裡戲外都引發了討論；在被譽為「2024最強台劇」的同時，篡改歷史、醜化特定人士的批評也隨之而來。

國際

【職場讀書人看戲】不只看書，也要追劇

喜歡看書、追劇、看電影跟聽音樂的社畜，感覺把那些作品記錄下來好像比較不浪費已經花費的時間，也希望能夠幫助讓好作品接觸到更多適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