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訂殷商銘器《戍鈴方彝》係真器談銘文辨真
青銅器銘文的辨真難矣，偽銘文則易於判其偽因有跡可循，而真銘文則若尋到其“不得不真”，始可判定為真，但求真之能成者實萬中得一，於殷商銘器《戍鈴方彝》之例可一見之。
北宋的《博古圖》《嘯堂集古錄》有收錄此《戍鈴方彝》器，認為是周器，而皆稱《周乙酉方彝》，而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則認為乃殷商之器：『《博古》第為周器，然銘文全類商兄癸卣，殆一時器也。』《集成》9894改列入殷商銘器，訂名《戍鈴方彝》，而陳劍作《萬剢（豕刂）方彝》。其銘文粗念不甚通，今人王寧曾改字句排列重排而釋之，顯然非也。此銘文，今人約隸定如：
『己酉，戍[余令]尊宜於召，置庸（鏞）、[兮帶]九律[兮帶]。賞貝十朋，萬剢用造（？）丁宗彝，在九月，唯王十祀協日五，唯來束。』
《甲骨金文考釋論集》裡，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一文裡，把銘文裡的金文難釋字釋出應乃“造”字，整句成了器主萬剢“用造”了丁宗彝，如此一來，立洩此器之偽。因為，殷商青銅器，於作器用辭乃“用作”器，即，用來“作”青銅器，而西周到東周戰國中期以前，作器都曰“作”，當然也可以有作“用作”者，總之，不論是殷商或西周到東周後期之前，於作器都離不開用“作”字，今所謂北宋人金石書裡的《戍鈴方彝》，於作器竟用上了“造”字而不用“作”字，明白顯露其為北宋人之偽銘器了。
但，不是這樣就可訂其偽了，因為，反而可以判定，陳劍釋銘文中的難釋字為“造”必誤了，因為，在銘文裡有“尊宜”一辭，在清末甲骨文出土後，經研究而始知此辭之意為“奠宜”， 如連劭名曾指出甲骨文裡的“尊宜”辭例，如《合》15865：『……矢尊宜……十牛。十二月, 在……』。《合》33140：『……幸尊宜……十牢。』指薦以俎的祭典，而北宋時無甲骨文出土，根本未知商代會有“尊宜”一辭，怎能仿造出有“尊宜”之辭的銘文，則知，此《戍鈴方彝》可以判定乃殷商真銘器了。
故青銅器的銘文的真偽，判偽有法有跡可識，而判真則極其不易。像吾人可以判某些器銘係偽，其一之法乃從其字辭的來源出發，找到最早出世之器，若其係偽銘，則日後所出各器的銘文有引用到此偽銘內的人、地等者，則有跡以判其抄前人偽銘裡的自創人物或宮室而偽。但若始器無法判其真偽，日後諸器因它理由而判偽，則始出器亦不能判其偽，此吾人諸判偽文裡有例：如〈 疑“井伯”“五邑”偽器群始偽於後人～“井伯”偽銘器:豆閉簋等七器,“五邑”偽銘器:元年師兌簋,柞鐘等四器〉一文裡，“井伯”最早見於北宋《宣和博古圖錄》內收錄了《師毛父簋》，但該器銘文並無任何如“王年月偽器”或“夙夕偽器”之類的偽狀，故日後所出七器《師虎簋》《豆閉簋》《七年趞曹鼎》《長甶簋》《師員簋蓋》《永盂》《五祀衛鼎》俱因其它理由被判偽於後人。但《師毛公簋》則仍判屬真器。又如該文裡的“五邑”首見於北宋金石書《考古圖》裡的《弁簋》，亦無明顯偽狀，但日後所出四器《元年師兌簋》《柞鐘》《殷簋》《虎簋蓋》全因其它理由被判偽於後人。但《弁簋》則仍判屬真器。
以上判真之例可顯示出，銘文之判真極為不易，因而，存世的每一銘器到底真或偽，也是考驗研究者的課題了。（2026,2,24）
從訂殷商銘器《戍鈴方彝》係真器談銘文辨真
青銅器銘文的辨真難矣，偽銘文則易於判其偽因有跡可循，而真銘文則若尋到其“不得不真”，始可判定為真，但求真之能成者實萬中得一，於殷商銘器《戍鈴方彝》之例可一見之。
北宋的《博古圖》《嘯堂集古錄》有收錄此《戍鈴方彝》器，認為是周器，而皆稱《周乙酉方彝》，而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則認為乃殷商之器：『《博古》第為周器，然銘文全類商兄癸卣，殆一時器也。』《集成》9894改列入殷商銘器，訂名《戍鈴方彝》，而陳劍作《萬剢（豕刂）方彝》。其銘文粗念不甚通，今人王寧曾改字句排列重排而釋之，顯然非也。此銘文，今人約隸定如：
『己酉，戍[余令]尊宜於召，置庸（鏞）、[兮帶]九律[兮帶]。賞貝十朋，萬剢用造（？）丁宗彝，在九月，唯王十祀協日五，唯來束。』
《甲骨金文考釋論集》裡，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一文裡，把銘文裡的金文難釋字釋出應乃“造”字，整句成了器主萬剢“用造”了丁宗彝，如此一來，立洩此器之偽。因為，殷商青銅器，於作器用辭乃“用作”器，即，用來“作”青銅器，而西周到東周戰國中期以前，作器都曰“作”，當然也可以有作“用作”者，總之，不論是殷商或西周到東周後期之前，於作器都離不開用“作”字，今所謂北宋人金石書裡的《戍鈴方彝》，於作器竟用上了“造”字而不用“作”字，明白顯露其為北宋人之偽銘器了。
但，不是這樣就可訂其偽了，因為，反而可以判定，陳劍釋銘文中的難釋字為“造”必誤了，因為，在銘文裡有“尊宜”一辭，在清末甲骨文出土後，經研究而始知此辭之意為“奠宜”， 如連劭名曾指出甲骨文裡的“尊宜”辭例，如《合》15865：『……矢尊宜……十牛。十二月, 在……』。《合》33140：『……幸尊宜……十牢。』指薦以俎的祭典，而北宋時無甲骨文出土，根本未知商代會有“尊宜”一辭，怎能仿造出有“尊宜”之辭的銘文，則知，此《戍鈴方彝》可以判定乃殷商真銘器了。
故青銅器的銘文的真偽，判偽有法有跡可識，而判真則極其不易。像吾人可以判某些器銘係偽，其一之法乃從其字辭的來源出發，找到最早出世之器，若其係偽銘，則日後所出各器的銘文有引用到此偽銘內的人、地等者，則有跡以判其抄前人偽銘裡的自創人物或宮室而偽。但若始器無法判其真偽，日後諸器因它理由而判偽，則始出器亦不能判其偽，此吾人諸判偽文裡有例：如〈 疑“井伯”“五邑”偽器群始偽於後人～“井伯”偽銘器:豆閉簋等七器,“五邑”偽銘器:元年師兌簋,柞鐘等四器〉一文裡，“井伯”最早見於北宋《宣和博古圖錄》內收錄了《師毛父簋》，但該器銘文並無任何如“王年月偽器”或“夙夕偽器”之類的偽狀，故日後所出七器《師虎簋》《豆閉簋》《七年趞曹鼎》《長甶簋》《師員簋蓋》《永盂》《五祀衛鼎》俱因其它理由被判偽於後人。但《師毛公簋》則仍判屬真器。又如該文裡的“五邑”首見於北宋金石書《考古圖》裡的《弁簋》，亦無明顯偽狀，但日後所出四器《元年師兌簋》《柞鐘》《殷簋》《虎簋蓋》全因其它理由被判偽於後人。但《弁簋》則仍判屬真器。
以上判真之例可顯示出，銘文之判真極為不易，因而，存世的每一銘器到底真或偽，也是考驗研究者的課題了。（2026,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