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振瑞的沙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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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我對於詩歌是「不可譯」這種看法不予苟同，理由很簡單，因為如果詩歌不可翻譯的話，那麼我們憑藉什麼與外國詩歌交流以打開嶄新的視界，又如何從異文化的詩歌思想中，得到深化本國文化系統的養份與契機？換句話說，設若將「不可譯」的消極性和否定性，目的在提醒譯詩者應當嚴謹不可放逸，它就為自身開創了新的可能
近年來，我越來越清楚認識到這一事實：當我們投入「大逆事件」這起爭議性的政治案件的探析，多半會從英雄主義或抓大放小的博論概念切入，進而聚焦在主角（主謀）幸德秋水身上，至於其他涉入該案的成員，由於知名度不大，除了小說家特別關注他們的生與死的經歷，他們甚少進入主流論敘的視野裡。對我而言，新村忠雄就是被我疏
之前，我一直關注著水上勉小說中的敘述手法，留意他用細膩的文字想要突顯的帶有高度美學視覺效果的場景。當然，我們可以說這是水上勉一開始就設定的，這樣方便以後改拍成電影或連續劇，同時保留住他文本的原味。
在小說《五番町夕霧樓》的結尾處，身患重病的夕子得知其愛慕的正順因縱火燒了鳳閣寺自殺身亡，她萬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