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那些花
紐約，1985年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昔日飛花今何在？)
Long time passing.(悠長歲月匆匆逝)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昔日飛花今何在？)
Long time ago.(遙想當年花開時)
－ 皮特．西格(Pete Seeger)，『昔日飛花今何在？(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
雨滴打在落地窗的玻璃，吃力地抓住滑溜溜的表面幾秒鐘就往下滑，摔在五層樓底的柏油路面，只在玻璃留下一道扭曲的軌跡。
「士圖。」站在落地窗前的我回過頭，報社的搭檔王萬里站在辦公桌前，手上拿著電話話筒，「亞克找你。」
我走上前接過話筒，「喂？」
「打了幾通電話你都沒接，還好吧？」
「沒事，剛才看窗外下雨出了神，沒聽到電話鈴聲。」我轉過頭，雨水把對面大樓的黑色帷幕牆，渲染得像是磨光的大理石。
「看下雨？你什麼時候那麼閒？」聽筒裡傳出一聲輕笑。
「找我什麼事？」
「下個禮拜就是『那個日子』，還記得嗎？」
瞄了桌上的日曆一眼，葉慕華跟易子琦的五週年忌日，就在下個禮拜。
原來已經五年了。
「知道了，那天我會過去。」
「還要我安排人過去嗎？」
齊亞克跟我每年這一天都會到史塔頓島的墓園，祭掃葉慕華跟易子琦的墳墓，坐到晚上，再跑到警察局對面的咖啡廳喝一杯。
易千帆自從五年前在法院告別後就音訊全無，不過呢，每年那一天早上，我們兩人帶著花束跟祭品走到墳前，都會在兩人墓碑前發現一束玫瑰花，有幾年玫瑰花瓣上還有露珠。
第二年開始，我們前一天就躲在附近的墓碑、樹木、甚至是剛挖好的墓穴裡，指望是否能遇到前來上墳的易千帆。
去年齊亞克還拿在中城的高級餐廳請客，第一個發現易千帆的人外加紅白酒無限量開瓶喝到飽當餌，拜託警局裡的十幾個同事在墓園等了兩個晚上。
那兩晚我們抓到幾個以為警察絕對不會跑到墳場巡邏的通緝犯，幫一些家庭找到他們失智在外流浪、逃學的親人，跟準備收戀愛税的無賴打了一架，還打擾了部份躲在安靜處談心的情侶。
後來亞克收到其中幾對情侶的喜帖，還有人要他在婚禮致詞。
局裡不得不以局長的名義發布新聞稿，宣稱這是經過長期規劃後，成功執行的『突擊掃蕩行動』。至少讓亞克高級餐廳跟紅白酒的帳單有地方報帳。
但我們還是沒發現易千帆的蹤影。
「我看算了，」我說：「我們不是常講他的思考永遠比別人快二十步嗎？只要他不想讓人找到，安排再多人恐怕都沒用。」
「那可不一定，你手上不是也有王牌嗎？」
「你說萬里？」我朝剛走出總編輯辦公室的搭檔一瞥，「好主意，我跟他提看看。」
王萬里是早我一年進入報社的文字記者，瘦高個子配上一襲扣得嚴實的英式風衣，讓他看起來更高，略顯蓬亂的濃密黑色直髮下是瘦削而線條分明的臉龐，如果大學辦公室長廊牆上那些油畫裡托腮思考的學究有一天走出畫框站在面前，大概就會像這樣。
我們兩人平時在報社跑刑案新聞，採訪每個當事人，王萬里寫稿，我負責拍照，然後刊登在報紙上。
有時這個流程會稍稍更動一下，變成我們採訪每個當事人，王萬里指出犯人是誰，我們兩個人抓住頑抗的犯人，丟給齊亞克去開記者會，然後王萬里寫稿，我負責拍照，把案情刊登在報紙上。
託比我早一年進入報社搭檔的福，後一種情況還滿常見的。
「那就拜託了。」
「我才要拜託你，今年可不可以帶花就好，不要帶那些希奇古怪的東西？」
齊亞克每年上墳時除了帶花，還會為子琦帶個洋娃娃、家家酒玩具、小洋裝之類小女孩喜歡的玩意，放在她的墳頭上，開車回警局的路上，我會照亞克指示停在路邊，讓他把小玩意塞給某個跟子琦年紀差不多的小女孩。
「我昨天才買了個日本小學生用的書包，還是粉紅色的。」
「我只是不想那一帶又多了個都會傳說，提到某個會亂塞禮物給小女孩的怪叔叔之類的。」
「你是說聖誕老公公嗎？」聽筒另一頭的齊亞克停了一下，「對了，有個老朋友明天午夜要離開紐約，你跟萬里要不要過來送他一程？」
「哪個老朋友那麼急著走？」我的視線滑過辦公桌上幾天前的舊報紙，「我懂了，幫我們留個位置。」
「我會安排。」
「謝謝，晚上見。」
我掛上電話，王萬里剛走到對面的辦公桌。
「有什麼事？」他問。
「州長簽准了馬里奥．莫頓的死刑執行令，明天午夜執行，」我拿起舊報紙遞給他，上面的標題寫著：馬里奥上訴遭駁回。「齊亞克答應留兩個媒體見證人的位置給我們，明天有空嗎？」
「沒問題，」王萬里瞄了我一眼，「那個死刑犯是當年你跟亞克抓進去的？」
「你怎麼會這麼想？」我笑了笑，「關於這個，說來話長了。」
「到比克曼最少要一個半鐘頭，這個應該不是問題。」
「換句話說，五年來你們沒見過那個朋友一面，但確定他每年都有回來掃墓？」
「是啊。」我握住方向盤，「所以今年可能要麻煩你幫我們想想看，今年易千帆有可能躲在哪裡？」
「這樣啊 － 」王萬里頎長的頸項縮進黑色風衣的翻領內。
原本紐約州的死刑在離曼哈頓北部的星星(Sing Sing)監獄執行，1963年最後一次執行死刑後，執行死刑的電椅搬到了比克曼鎮的格林黑文(Green Haven)監獄。
監獄座落在城郊，維持混凝土原色，讓人聯想到軍事堡壘的高牆跟守望塔，與四周碧綠的草原十分不搭配。我們抵達時夜色已深，只看得到守望塔上的燈光，還有正門停車場連串的車燈。
門口的停車場已經塞了八成滿，我找個空位把車插進去，下車走到正門前的圓環。十幾個身穿印有白色『終止死刑促進會』字樣黑T恤的青年正站在正門前，揮舞著上面寫著『政府殺人』之類文字的標語牌。
帶頭拿著擴音器的，是個瘦成皮包骨，留長髮十來歲的年輕人，應該還是大學生：
『請市政府展現美國的善良~中止死刑~饒馬里奧一命~』
齊亞克站在正門旁，朝我們揮手。
「你們來晚了。」他說。
「路上塞車。」我聳聳肩。
「畢竟已經二十幾年沒有執行死刑了嘛。」齊亞克下巴朝正門撇了撇，「走吧，我帶你們進去。」
門口的獄警打開正門一角的小門，齊亞克帶我們進去，在裡面的櫃臺核對證件。
一個瘦高個子，一頭亂髮，大衣搭在右臂的熟悉身影站在櫃臺旁，正把手上的證件塞回西裝口袋。
「這不是我們的檢，察，官嗎？」轉頭瞥見那個身影的齊亞克故意強調『檢察官』這個字眼。
「齊組長，別消遣我了。」那個身影轉了過來，「你很清楚，我只是助理檢察官。」
五年光陰像看不見的鉛錘，拉下菲利克斯．凱普的嘴角跟眼角。讓他的臉多了點讓人想保持距離的神氣，和當年警校講台上那個咄咄逼人的形象接近了一些。
他身上那件當年跟我們見面時穿的黑色西裝，袖口有幾處磨到可以隱約瞥見白色內襯，但是摺線燙得十分筆直。
「這位是 － 」他望向王萬里。
「萬里是我的同事。」
「我是前鋒新聞的市聞版記者王萬里，」王萬里伸出手來，「報社跑法庭的同事說，您是下一任檢察官的熱門人選。」
「您就是王先生嗎？檢察官辦公室裡都說兩位的報導寫的不錯，」凱普握住萬里的手，「霍先生跟我是老朋友了。」
「是啊，我們兩個的交情，跟裡面等著坐電椅的那個差不多，」我朝凱普挑挑眉毛：「你女兒還好吧？」
「她今年五歲，」凱普拿出皮夾打開，一個身穿白色芭蕾舞衣的棕髮女孩筆直站在裡面夾著的相片上，試著把一隻脚跨上身旁的橫桿，「今天晚上她的芭蕾舞學校公演，不過我要整理馬里奧的案卷，只能讓太太陪她。」
「菲利克斯，如果你每天都忙著案件的話，你會錯過她們很多重要時刻的。」
一個瘦高個，膚色蒼白，身穿黑西裝的初老男子走了過來。
「我是利安達．佩奇，幸會。」他伸出手掌，握著的感覺乾瘦結實，像握住老橡樹的枝葉。
「佩奇先生是辦公室的檢察官。」菲利克斯說。
「是齊組長嗎？」他朝齊亞克伸出手，「五年前菲利克斯是按照我的指示辦那件案子的，對於你們同事的遭遇，我很遺憾。」
「是嗎？」齊亞克握住那隻手搖了搖，「恐怕現在有點晚了。」
「不過今天至少正義可以伸張，」利安達拿下扣在鷹鉤鼻上的夾鼻眼鏡，收進口袋，「雖然只有很小一部份。」
「不過這一部份未免也太小了。」我說。
「現實有時是需要妥協的，」
「當年警校可不是這樣教我們的。」
「我要出門時同事才告訴我，上禮拜那個用中式菜刀砍死老婆的，你也跟他談認罪協議。」齊亞克說。
「如果你們跟嫌犯一起移送的證據充足點，我根本不用跟他談。」凱普說。
「很好的建議，下次抓到嫌犯問口供時，我會要同事把電話簿跟鐵鎚拿出來。」
「是誰說要拿電話簿跟鐵鎚的啊？」一個身影從裡面走出來，五年來梅爾文的身材似乎愈來愈胖，把走廊對面的燈光都遮住了。
「這不是我們的大律師嗎？」齊亞克說：「聽說五年來你賺了不少，看來他們沒亂講。」
「一個刑事組長，不要動不動就講像『電話簿跟鐵鎚』這種字眼，被媒體聽到可不是什麼好事，」梅爾文咧開嘴，「提到媒體，想當年市警局可是把你們三個塑造成警隊多元種族的代表，沒想到 一 」
「沒想到五年後一個殘廢了，一個被炒魷魚了，剩下那一個混吃等死多年後，成了警局的萬年米蟲 － 你是不是想提這個？」
「別這樣，當你們在冤枉、陷害無辜者的時候，我可是很辛苦在拯救他們呢。」他說：「跟你們比起來，光是這三年，我至少就拯救了三十個死刑犯。」
「三十個？」我說。
「是啊，這三年來全州的死刑犯審判，他幾乎全包了，」凱普說：「甚至馬里奧之前的上訴，也是委託他負責的。」
「不會吧？皮特曼有那麼多身家讓你花？」我問。
「我是西岸最出名的刑事辯護律師，可是有很多人提著裝滿鈔票的皮箱還有支票簿，讓我幫他們打官司的。」梅爾文舉高右手揚了揚，露出手腕上鑲滿碎鑽的金表，「像這顆金表就是最近一個當事人，寄給我的謝禮。」
「是嗎？那馬里奧今天為什麼會坐電椅？」齊亞克說。
「誰叫他沒錢付律師費！」梅爾文哼了一聲，「我的服務可是很貴的。」
「我想我們先進去吧。」菲利克斯．凱普望向通往執行室的走道，「我的實習生應該已經到了，讓她一個人在裡面等不大好。」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