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包括佛學嗎?

2020/02/24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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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年,媒體稱季羨林先生為國學大師時,先生都遜謝說不敢當。許多人也不以為然,說季先生擅長的是印度學佛學,那能算是國學嗎?人大國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把藏傳佛教列為教學研究內容,號稱「大國學」時,許多人也不苟同,認為傳統經史子集還沒弄明白,就好大喜功起來,不免大而無當。
說到什麼是國學、誰是國學大師,大家的意見從來都不統一。唯獨說章太炎先生為國學大師,世無異辭。章先生本人也頗以此自詡。因此我們談起佛學與國學的關係時,不妨由章先生講起。
1906年章先生在日本,便模仿日本人的國學運動,發起國學振興會,對魯迅、錢玄同等人講說中國國學。1913年,他在北京,遭袁世凱軟禁時,亦以講國學自遣。
1922年居上海,又作國學系列講座。《申報》經辦此次講會,有廣告詞謂:「念國學之根柢最深者,無如章太炎先生。爰特敦請先生蒞會,主講國學」。可見當時人心目中國學家之代表,就是他。
但是太炎先生所講的國學,內涵究竟為何?包不包含佛教?
首先,佛學到底能不能算是國學,於今觀之,或不能無疑。不過,在清末民初,知識人頗以論佛學為時尚,且亦將之視為國學或國故中的重要部分。梁啟超胡適論國學,就都曾把它列入範圍。
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裡,曾開列了
《四十二章經》
《佛遺教經》
《異部宗輪論述記》
《大方廣佛華嚴經》
《妙法蓮華經》
《般若綱要》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阿彌陀經》
《大方廣圓覺了義經》
《十二門論》
《中論》
《三論玄義》
《大乘起信論》
《小止觀》
《相宗八要直解》
《因明入正理論疏》
《大慈恩三藏法師傳》
《壇經》
《古尊宿語錄》
《宏明集》等廿一種佛書,外加一本梁啟超的《大乘起信論考證》。
講國學,且是最低限度必讀書目,佛經居然開列如此之多,不能不說是怪事。
問他要書單的清華大學學生首先就質疑:「做留學生的,如沒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議他們,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
胡適答辯,則說將這些列入,乃是要留學生知道這些都是應該知道的書云云。
胡適的回答固有其道理,但也還是令人不解,因為佛書比例太高了。相對來說,道經就一本也沒有。
且既列了《大乘起信論》,又把梁先生的考證也算最低限度書目,便顯得跟其他領域輕重失調。因此這個書目大抵只能說是顯現了胡先生個人的興趣,或民國初年知識界對佛學十分重視之氣氛。
梁啟超的〈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並沒有列佛書,看起來似與胡先生不同,但他在〈治國學的兩條大路〉一文中卻明白說過:「我們國學的第二源泉就是佛教」。
第一個,當然是儒家。可是梁先生說佛為儒之外一大源泉,佛家「所講的宇宙精微,的確還在儒家之上」,推崇亦可謂甚至矣!
依胡先生梁先生這樣的看法,佛學自然是國學領域中該仔細研究的部分了。
由此進而觀察章太炎的情況,則更有趣。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上卷小學十篇、中卷文學七篇、下卷諸子學九篇,連史學都沒談,佛教問題當然更未廁列其間。章先生另有一本《國學略說》則是分小學、經學、史學、諸子、文學五部分,佛學亦未專門討論。
既如此,在章氏觀念中,佛學不屬於國學領域囉?是又不然。
章先生在具體闡述國學內涵時,屢以佛理說之,情況就如他作《齊物論釋》時那樣。同時他還與梁啟超一樣推崇佛學高於儒學。其《國學略說.諸子略說》云:
《中庸》之言,比於婆羅門教,所謂參天地、贊化育者,是其極致。乃入摩酰首羅天王一流也。儒釋不同之處在此。……若全依釋氏,必至超出世間,與中土素重世間法者違反,是故明心見性之儒,謂之為禪,未嘗不可。惟此所謂禪,乃四禪八定,佛家與外道共有之禪,不肯打破意根者也。昔歐陽永叔謂孔子罕言性,性非聖人所重,此言甚是。儒者若但求修己治人,不務談天說性,則譬之食肉不食馬肝,亦未為不知味也。
這一段話,可視為他論儒佛關係的總綱。重點一是區分儒佛,儒只重世間法、佛超出世間,因此佛境界高於儒。
其次,儒者有一種只重在修己治人的,這種也很好,與從佛者可以各行其是;另一種則受佛教影響,喜歡談天說理,或講明心見性,但此種其實仍不及佛。
所以他說王陽明、鄒東廓、歐陽南野、聶雙江、王塘南等皆明心見性,日事宴坐,見解都很高。王塘南云一念不動,念念相續,更是被他認為就是佛家講的阿賴耶識。可是「釋家欲轉阿賴耶識以成涅槃,而王學不然,故僅至四禪四空地」。
其宗趣如此,故儒家中最高者為孔子顏回,孟荀以下大都只在世間,未超出人格。
這些話,須再做些解釋:
章氏之學,本原在經學小學,這是一般人之印象。但經學可能只是他自「詁經經舍」學來之一套知識,對這套知識研練雖精,卻不見得具有價值上的認同感。
因此他說:「《春秋》言治亂雖繁,識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
又說:「《尚書》不過片斷史料而已」;《易》則只能用來清談,若施之於人事,必導至《禮記.經解》所云:「易之失賊」,為什麼?「施之人事,必用機械之心;用機械之心太過,即不自覺為賊也。蓋作《易》者本有憂患,故曰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若之何其不賊也?」《儀禮》安上治民、《周禮》治太平,看起來好像較有價值,但這種價值仍然是有限的。
由經學發展下來的儒家,成就因而也是有限的:「儒者之書,《大學》是至德以為道本、〈儒行〉是敏德以為行本、《孝經》是孝德以知逆惡。此三書實儒家之總持」「儒者之業,本不過大司徒之言,專以修己治人為務」。
修己治人,這不是很好嗎?是,章先生也說這很好,然而並不是頂好。
因為修己治人都屬於人間事,依章先生說,這就叫未超出人格。整個儒家體系中,自周公以下就都未能超出這個格局,只有孔子顏回例外:
孔子平居教人,多修己治人之言。及自道所得,則不限於此。
……蓋有超出人格之外者矣。「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毋意者,意非意識之意,乃佛法之意根也。
……欲除我見,必先斷意根。毋必者,必即審慎思量之審。毋固者,固即意根之念念執著。無恆審思量,無念念執著,斯無我見矣。然則絕四即是超出三界之說。六朝人好以佛老孔比量,謂老孔遠不如佛,玄奘亦云,皆非知言之論也。孔門弟子,獨顏子聞克己之說。克己者,破我執之謂。
……顏子之事不甚著,獨莊子所稱「心齋坐忘」能傳其意。
……謂「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即本來無物,無修無得之意。然老子亦見到此,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德者,得也。有所得非也,有所見亦非也。……皆超出人格。
……佛法立人我二執,覺自己有主宰,即為人我執。信佛而執著佛、信聖人而執著聖人,即為法我執。推而至於信道而執著於道,亦法我執也。絕四之說,人我法俱盡。「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者,亦除法我執也矣。此等自得之語,孔顏之後,無第三人能道。
孔顏之外,依他看,老莊也均嘗道及此境。其後,子思甚高,可以超出人格,但超出而不能斷滅,故只入於佛法之所謂天趣。
天,在中國人看來是最高了,但以佛法衡之,佛境界又更在天上。基督教所說的上帝,只居佛法的慾界天;子思所說的「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相當佛教說的色界天,與印度婆羅門崇拜梵天王相似。
到孟子,又比子思更高。不說天,只說我,以我為最高,萬物皆備於我。此說若一轉而入佛法,就可成為三界皆由心造之說。可惜孟子只如印度之數論,立神我義,以為一切萬物皆由我流出。這就容易形成我慢,比不上孔顏了。但他不論天,由色界天入無色界天,又比子思高了一層。
他們都是超出人格的,然主要用心畢竟仍在修己治人,故又與婆羅門及數論不同。荀子則反對思孟,專務人事,有人趣而無天趣,故論政優於孟子。
此後儒家就分兩派,一派修己治人,一派明心見性。前者不超出人格,後者超出。前者如曾子、荀子、王通、范仲淹、胡安定、葉水心、陳止齋、呂東萊、顧亭林、顏習齋、戴震等。後者如李翱、周敦頤等,宋明理學家大抵歸於此派。
但明心見性之儒,並不是由孔子顏回那裡直接學到這樣一條思路的,乃是由佛教那兒「陰襲」或「改頭換面」而來。其中程明道、陳白沙都近於四禪八定工夫。
對陽明,太炎先生亦不甚推崇,謂彼拖沓,不如心齋直截了當;王塘南胡正甫則所見高於陽明。「正甫謂天地萬物皆由心造,獨契釋氏旨趣。前此理學家謂天地萬物與我同體,語涉含混,不知天地萬物與我孰為賓主,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說亦然,皆不及正甫之明白了當」。
至於劉蕺山講誠意,章先生更不以為然,說:「誠其意根者,即墮入數論之神我。意根愈誠,則我見愈深也。……誠之為言,無異佛所稱無明,信我至於極端,則執一切為實有,無無明則無物,故曰不誠無物」。因此總括起來看,明心見性之儒,亦可稱為禪,只不過乃是佛與外道共有之禪,尚未打破意根。
太炎先生論儒佛關係大抵如此。從究極處說,佛與孔老都到達了超世無我之境界。但因社會條件與需要不同,中國人平常只講世間法,宋明有講明心見性者,見地亦不甚高。
如此說,乃以孔老合於佛也,且以佛說判別諸儒境界。諸儒論心論性,便指其襲禪或竟是禪。
如此崇佛抑儒,雖不廢孔學,謂儒者修己治人,符切中國之需,且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未必人人均要去說心性云云,但在理趣上確是宗佛而非宗經徵聖的了。
論儒家如此,論道家亦然。云老莊之善者,在於能契佛法,以老子說「滌除玄覽」、莊子說「心齋坐忘」為證,而對此後道家道教之徒殊為不屑,作風頗類其師楊仁山。
仁山作《孟子發隱》《道德經發隱》《南華經發隱》等,講孔老佛一源,大體亦是如此。
故綜合起來看,太炎之國學,不但包含佛學,甚至是以佛學為最高,並要以佛學來衡估儒道、評量百家。他是「國粹派」之大將,可是對於什麼才是國學中最高之理,他恰好就不是個本土國粹派。
許多人以為既講國學,尤其是從經學小學來講國學,應該就是儒家或以儒家為主的,太炎先生其實正好不是如此。
早年推崇諸子高於孔子,末年雖重新推尊孔子,但他說孔子之所以高於諸子,實際上卻是說孔子合於佛法。
對於楊仁山、章太炎這樣的說法,我都不贊成。其問題,一是價值選擇及文化認同上的。
太炎先生講國學,係以「昌大國性」為念,不同於一般純知識之講說,故能動人。然而佛法玄談,太炎先生自己也說非目前用世所急,否則流弊即是清談,非惟禍及國家,抑且有傷風俗,有決江救涸之嫌(以上均見〈諸子略說〉)。
既如此,一定要合孔老於佛,什麼用意呢?昌明國故,而令人知國故之最高者僅合佛法之一端,其餘不過爾爾,又如何昌大國性呢?
其次,是如此說在知識上合不合理的問題。例如把孔子之「毋意」解釋為斷意根,把老子的「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解釋為無得亦無不得,都可說是附會。
《諸子略說》中還說莊子有近於佛家輪迴之說;儒家云無極、道家云無始,則近於佛教之說無盡緣起;又謂明儒萬思默云靜坐之功,若思若無思,便是佛法中的非想非非想……等,也都是附會。
附會最嚴重的,則是以唯識學去解釋儒家之說性。
認為佛說阿賴耶識本無善惡,故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意根執著阿賴耶為我,乃生根本四煩惱:我見我癡我愛我慢,故孟子亦有見於我愛而說惻隱之心、說性善;荀子有見於我慢,所以說性惡;揚雄見我愛我慢交相用,故說善惡混等等,不但對荀孟性論皆頗多誤解,牽引唯識,大談阿賴耶,亦殊無必要。
在《國故論衡》裡,太炎先生論因明、唯識、輪迴及無生宗旨亦甚多,但主要毛病相似,故此處不另予分疏。
這裡我要說的是:太炎先生努力以儒合佛,並用佛義來解孔解莊,除了附會之外,還顯示了另一個大問題。
那就是他花了許多心血,想超越宋明以來儒者闢佛與陰襲佛學各偏一端之格局,走出一條新的綜合之路,把佛教納入國學中,並強調儒佛本源不殊,只是方法因地制宜故有不同而已。
這條新路向,不能說不具特識,其苦心孤詣是極值得佩服的。不過,如此作法卻恰好顛倒了一個真正的學術問題。
什麼是真正的學術問題?那就是:儒佛在本源上可能正是相異的。特別是從太炎先生精熟的唯識學來看,唯識與儒家乃是根本的不同,不容混為一談。
可惜楊仁山章太炎他們那一輩人,格於時代氣氛,又受真常心系理論之影響,未發現這一點。
或雖發現,例如太炎先生已由唯識學看到了孟子性善說與唯識迥異,但他未由此繼續深入去看,太快就將孟子歸攝於佛法之下,判其為我執、神我,而以告子之論性合於佛法。
於是這個問題就滑過去了,一直要到熊十力《新唯識論》出,這個問題才被彰顯出來。
熊先生與支那內學院為此大開筆仗,儒家「性覺」、佛家「性寂」之不同才得闡明。
也就是說,太炎先生雖看到了儒佛不同這個問題,但他對佛學較為推崇的價值觀及附會以求合的解釋方法,卻令他未能真正去處理它,以致在《國故論衡.辯性》中縱橫博辯以說無生宗旨的那些宏論,在歷經儒佛大辯難以後,回過頭來看,感覺格外可惜。惜其但為先生染於佛法之性論,而非國學史上論性諸說之平議也。
深染佛法,於先生固無傷。然儒佛同乎異乎,恐先生終不能明也,其所謂國學亦終於圂圇也!
由章先生這個例子看,我們就可知道:佛學列入國學,當然是沒問題的;如何看待佛學與中國儒道諸子之學的關係,卻才是真正的問題。章先生的答案如果不妥,現在的國學發展,又當提出什麼答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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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當代著名學者和思想家。 辦有大學、出版社、雜誌社、書院,並規劃城市建設、主題園區等。講學世界各地,現為美國龔鵬程基金會主席。已出版論著150餘種,包括《文學與美學》《儒學新思》《中國文學批評史論》《俠的精神文化史論》等。微信號:龚鹏程大讲堂。微博:weibo.com/u/110150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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