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中國歷代都有史官，這是其它國家沒有的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喜歡談歷史，有強烈的歷史意識。這是我們的文化思想特色，與古印度、古希臘完全不同。

古印度人無歷史意識、無歷史觀、也無史著。希臘文化則是反歷史（Antihistorical Tendency）的。

希臘人「對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興趣。他們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幾個世紀為止，他們相信自己的祖先是神。
柏拉圖在《泰米阿斯篇》一書中所說梭倫的一件軼事可以說明這點，他說，梭倫在埃及祭司們提問時，發現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希臘人誰也不知道他們自己的古代史。
埃及祭司說：『你們希臘人仍處在幼年時期，你們沒有從你們祖先那裡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誨，也沒有得到任何一門古老的學問。』
和埃及人想像所及的漫長的遠古回憶比較起來，希臘人所能回顧到的景象就有如小巫見大巫。
希臘人的頭腦中追溯到的，一點都沒有超過特洛伊戰爭以及在那次戰爭中那些天生的英雄們」（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上卷）。

希臘哲學家都不關心歷史，沒有人精研歷史。歷史在教育中也沒有確定的地位，僅有的一位希羅多德（Herodotus，約西元前484年－前425年），雖號稱創造了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史學，但第一，公元前四世紀時，其所創的史學便中斷了；其二，當時之史學更是不能取代哲學或宗教；其三，在希臘人的心目中，史學也從來沒有地位。

為什麼呢？希臘人不喜歡寫歷史，他們感興趣的是當代之事和過去史事中的細節。所以在古希臘，並無整體歷史的敘述，即使敘述了古代史事，所描寫的大多也是與歷史不相干的事情，譬如酒宴、景色、乃至阿咯琉斯的盾牌。

被譽為「歷史學之父」的希羅多德亦是如此。他對一切都感興趣，他的《歷史》充滿著雞毛蒜皮的奇聞軼事。

他告訴我們：漂亮的伊利里亞姑娘如何選擇丈夫；湖區的居民怎麼防止兒童失足落水；埃及人驅除蚊子的辦法以及蚊帳形狀；波斯國王在旅途中只喝煮沸的開水；亞得利馬基第人對付跳蚤的辦法；塞西亞人怎樣擠馬奶等等。

然而，對於民族的起源、國家的形成、制度的演變、文化的傳播與發展，希羅多德則很少涉及。

換言之，希臘人關注的並非歷史，只是一些事件。猶如一位熟悉影星八卦的人不能冒充為一位史學家。

其次，追求永恆、確定性和事物的有序性，是希臘人的思維特徵。

他們認為，哲學和科學的使命就是尋求世界的秩序和確定性。不管是泰勒斯、畢達哥拉斯，還是德謨克利特，哲學家們都在尋找世界的本原。這種尋找世界本原的哲學運動，與歷史學意義上的尋根完全是兩回事。世界的本原不是世界的初始狀態，而是世界的內在本質和原因，它所體現的是事物的確定性和秩序，強調的是永恆，而不是變化。

相對來看，中國自黃帝以來，即有史官的設立。即使遲一點說，商周都是有史官的，而且史官的數目相當可觀，從中央到地方，都設史官。一直到清代，中國沒有一代沒有史官。這是世界其他國家、其他民族都沒有的。

而且中國遠古史官的記事，是源於歷史的興趣，是為了綿延歷史。

而且中國的史官，神聖獨立、正直不屈，其記事遵守共同必守之法，「君舉必書」「書法不隱」。君王無法操縱歷史，史官負有神聖的歷史使命，直書當代所發生的事件，這是一種對歷史負責任，也顯示一種極濃厚的歷史觀念。他們留下的大量歷史文獻，又強化了歷史對人的影響。

史官又是文獻的保存者。

《國語．周語上》記周厲王時邵公云：「……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周書《楚語上》記衛武公事蹟，也說：「史不失書、蒙不失誦，以訓御之。」都表明史官確有藏書。

《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說老子為「周守藏室之史」，孔子曾適周，向他問禮。《孔子世家》也有魯南宮敬叔與孔子適周，見老子問禮的故事。《十二諸侯年表》序：「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嚴氏春秋》引〈觀周篇〉還有孔子與左丘明「如周，觀書於周史」的說法。儘管這些記載的確切性尚有爭議，在史官那裡可以觀書卻應係事實。

由於歷史意識強烈，因此古史官有時會棄國出奔，抱史而行，「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這似乎又是後來人說「國可滅，史不可滅」的歷史觀念的遠源了。

早期的史，就是主管文書典冊的人。近年許多朋友都從「巫」的角度去理解史職，劍走偏鋒，失之遠矣！

本來，「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政治上的典冊誥命，包括征伐之前請示祖先的「告廟」和祭牲的登記等都要有人記錄、管理，所以作冊之官不少，如作冊（《京津》703，作冊般甗（音演））、作冊甾（《乙》4269）、作冊豐（鼎銘）、作冊宅（方彝銘）、作冊只子（弋阝（音忒）其卣）、作冊友（寢晨鼎）等等。西周王朝也有作冊官，各封國亦有設置，其長官稱作冊尹。

至於史官。卜辭中大部分的「史」字其實是「事」字，在軍事、祭祀、農業各領域，事務繁雜，需有書契銘記之事，便從中派生擔任書契的職務，史即隨之產生，故「史」與「事」相關。

在晚商，部分「事」更向「史」過渡。卜辭有好幾條對貞：「叀（同專）大史析舟──叀小史析舟？」和「叀大史──叀小史（令）？」作某作事（32834，32835，《屯南》2260），還有「叀大史夾令」（5634）以及〈酒誥〉〈商誓〉中說到商代有「大史友、小史友」，以及卜辭的「大史寮」等等記載，可見商代已有專門史職的出現，可能也就區分了職務的大、小。

周代官制龐大，典書冊之史當然也遠較殷商為多。

金文中，太史見於中方鼎、大史友甗、作冊虎鬼卣、鬲樂從盨（音許），大史寮見番生簋（音鬼）、毛公鼎等。《金研》匯集了內史的銘文廿八件，並把作冊尹、作冊隸於大史屬下，作冊內史、作命內史統屬於內史之下。其他一般的史也很多，金文中可見者即達六十多件。除王朝外，地方亦皆有史，職務大體是傳命、冊命和作儐右，這是本職；另外也受命視察地方、參與軍事活動，則是兼職。

文獻中可考的史更多。如《周禮》謂天子建天官，先六太，太史居其一，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八柄之法，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外令掌三皇五帝之書，御史掌贊書。

此外尚有女史、州史、閭史。四官所屬，可數者就有九百八十六人，冬官尚不可知，足見其多。還有些不可考的，如商肆之史等等。

史官這麼多，凡掌書冊（左傳序疏）、造文書（周禮天官序疏）、載筆（曲禮上）、執策（穆天子傳六）者都被稱為史，亦即所有官僚系統中主管文書檔案紀錄的都算，不像後代史官只是眾多職官中的一種官。他們被稱為史，顯然與「史」這個字的字義相符，因這個字就是以手持筆之形，在機關中掌文書做紀錄的人乃因此而均稱為史。

各史因所在機關不同、單位不同，執掌當然也不一樣。考之《周禮》，五史之秩以內史為尊（中大夫），太史次之（下大夫），外史又次之（上士），小史、御史為下（中士）。內史掌書王命，同於唐宋之知制誥，即「左史記言」之謂也。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同於魏晉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記事」之謂也。《尚書》之〈酒誥〉〈顧命〉，即內史所撰之王命。《春秋》為事典、《周禮》為政典、《儀禮》為禮典，即大史所掌六典之類。

此外，太史又掌天時。《周禮》說：「太史抱天時」鄭司農注：「大出師，則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時，主吉凶」。

其餘各種史，各有職掌，文獻所載，如五帝三王之書掌於外史，見《周禮．春官》。《左氏》莊公廿二年云：「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襄公十四年說：「史誦書」，昭公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九丘八索」，昭十二年又云祁招聞詩於倚相。

可見易、詩、書及其他典籍均由史官掌理。

史官也嫻熟這些文獻，兼及這些文獻所涉及的知識性事務。例如史掌易，則卜占筮祝或抱式以知天時這類事就也都屬史官之職。其所掌文獻，跟他主管的事是一體的。

諸史既是王官體制中的中堅，其辦事及檔案紀錄都有一套規則，「循法則度量，刑闢圖籍，父子相傳，以待王公」。所以三代雖亡，治法猶存。

《莊子．天下篇》說得好：「以仁為思、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諸史所司及其所典守者甚雜，整個官僚系統中，有司天之史、有司人事之史，前者如司祝司歷，後者如司徒司馬。不能說整個官僚系統的史官都共有共傳承一種史官之學，或所有史官都如太史一樣，「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史記．太史公自序）。

太史以書協禮事、小史以詩協禮法，明禮法、通詩書，應是史官之基本修養，但職掌不同，恐怕其世傳之法即差異甚多，不能說大史小史女史州史閭史的道術內容都屬於同一類或同一性質。

過去講諸子之學出於王官的先生們往往弄不清楚這一點，遂以為九流皆出於史，亦即皆為王官之學的流裔，有同一個源頭。而這個源頭的史官之學就是「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的。

某些人更由此推論，謂太史抱天時知吉凶，又雜於星曆卜祝之間，則史官之學自以知天道為特點，後世道家之學即源於此，故史官及道家又為九流諸子之源（現在則又從這一點上去大談「巫」）。

我年輕時亦主此說，一九七五年曾寫《古學微論》數十萬言。而後始知其不然。因為這裡涉及史官的分職和演變的歷史。

所謂史之分職，是說：史是執事之官而掌文獻者，乃文官體系中的基本文官，所以《周官》釋史說：「史掌官書以贊治」。百官官府之徵令甚繁，分職也甚繁，不能說史都屬一類人，也不能以後代特定分職的史官一職來想像。

其次，古代立官較簡，雖然《五行大義》卷五引《帝王世紀》，殷湯問伊摯立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的道理，伊摯說：「三公智通於天地，應變於無窮，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九卿通於地理，能通利不利，故九卿之事常在德。大夫通於人士，行內舉繩，故大夫之事常在仁。元士知義而不失期，事功而不獨專，故元士之事常在義。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矣」（帝王世紀輯存．殷商第三）。

用道、德、仁、義來分說三公以下各官職，確實可能是殷代已有的事情，本段也或許是道家《伊尹》四十一篇的遺說，而由皇甫謐所保存的（見《海日樓札叢》四說）。但殷商時期立官分職之細密無論如何不能與周相比。

依卜辭所見，殷官以卜祝為大宗。因此，殷商以來，史以星曆卜祝為事，乃是它傳統的職能，也是早期政治較重視宗教祭祀的徵象。

後來設官愈來愈繁，史便不只限於宗教事務了。依《周禮》所述，執禮、掌法、授時、典藏、策命、正名、書事、考察，都是史所負責的事。整個政治運作，顯然也以史為軸心，禮、法、典，則均由史執掌，政治則是依法行政，不守法則刑闢誅考之。

此時政權的代表人雖是帝王，可是實際施政，責在卿宰，而史則是掌握治事之法的人。帝王也須依從這個法。因此此法通貫著天時、喪祭、世系昭穆，史有早期宗教祭司般的神聖性，故其所執之禮法，雖王與諸侯亦皆不能不依循之。職官之生殺予奪、爵祿廢置，也均須通過史。

周朝的官僚制度，之所以是一種韋伯所說的理性法制型支配，關鍵即在於此。後來我國史官傳統一向可獨立於王權之外，自主運作，也本於這個淵源。

這是因為史所執之禮、所掌之法，是官僚制度中的文書法例。

這些東西，既為法則典秩，即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隨意亂來，柳詒徵《國史要義．史權》說：「春秋之時，史官蓋有共同必守之法。故曰君舉必書，又曰德刑禮義，無國不記。故一國君臣之大事，他國史策亦皆書之。如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知一國之事，非僅本國記之，他國之史官有共同之書法以記之矣」，確實不錯。

這就是所謂的「書法」，指各種史官書寫的一套傳統、慣例、規矩、格式。凡辦過公的人都知道，在一個成熟的官僚體系中，這類規格是非常嚴格的，沒有任意書寫或杜撰造假的空間。後來中國史學強調「直書」「君舉必書」以及「書法」，都是由這個地方發展來的。

其學世傳。如何世傳呢？這裡不妨來看個例子。

晉之「董史」，即歷代相傳的史官。《左傳》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說：「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又宣公二年：「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杜預謂董狐為董史之後，不誤。蓋董史在晉，歷數百年，均為史官。

而春秋時齊之太史，且有兄弟繼承者，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此是兄弟四人，相繼為太史也。

以上兩樁，皆因有弒君之事而偶然記載在《左傳》中，其餘世襲的太史，因未遇到政變，故亦無此類記載，但依此類推，便可知「世傳之史」是怎麼回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陝西扶風莊白村發現一號窖藏，出土微氏銅器一百零三件，其銘文中述及微氏的世代系統，亦可考知微氏一族七代為史，從武王時開始，經歷成王、康王、昭王、穆王、恭王、懿王到夷王。世傳史職的情況，再明顯不過了。家學、世傳，顯然也就是史官​​之學的基本傳承授受狀態。這種方式，與周朝另一種公開的公眾教育系統並不相同。

那種針對貴族子弟實施的公眾教育，也就是所謂的小學和大學，凡三個階段：

（1）六至九歲在家中學習，學習簡單的數字、方名、干支等。

（2）十歲「出就外傅，居宿於外」，便是入小學，學習以書計、音樂（包括舞蹈等）為主；這和前引各書所說八歲入小學略有出入。

（3）十五歲為成童，以學習音樂、射御為主。這時該已入大學，音樂、射御正是大學的主要課程。到二十歲舉行「冠禮」後，便為成人，開始學禮。

大學建設在郊區，四周有水池環繞，中間高地建有廳堂式的草屋，附近有廣大的園林。這主要是為了便於練習弋獵，以訓練武藝。同時，大學不僅是貴族子弟學習之處，又是貴族成員集體行禮、集會、聚餐、練武、奏樂之處，兼有禮堂、會議室、俱樂部、運動場和學校的性質，實際上就是當時貴族公共活動的場所。

也就是說，周朝平行著兩個教育系統，一是學校，貴族子弟八歲就離家去上小學，十五歲以上則去上大學，在學校中習禮樂習射御，養成一個貴族子弟所應有的文化教養。這是一個系統，以通識教養教育為主。

另一個系統則是家學。貴族往往世襲其職，關於這個職事的知識專業，均得自家學，此即「舊法世傳之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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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今天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郭沫若生日（1892年11月16日－1978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