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嚴選

科舉不選拔書呆子

科舉是我國主要制度之一，重要性不待多言。但愈重要的事，往往也就誤解愈多。

或說科舉以文章選士，考上的人只會寫詩賦，哪懂得治國？

或說科舉本來也很重視經學，希望能選出通經致用的人才，後來卻對「明經」科不甚重視，只重文章進士。

或如陳寅恪先生說，唐初雖然已有進士科舉，但世家大族勢力仍盛。武則天才重用科舉進士，形成新興勢力，來對抗舊家士族。舊家士族是講禮法門風，重經學的。因此擅長文采詞賦的一些人，和講經學的一批人，就在政治文化等各領域中對立起來，造成了牛李黨爭等問題。

這些觀察都不準確。

故我現在要介紹一點實況，說明科舉既是為國掄才，組建文官隊伍，當然需要能治理時政的人。而「官」不是「吏」，官要有學養、有見識、有文化擔當，不只是錢穀刑名之類技術人員，所以還要通經學。 — — 總的原則，即是那句古話：通經致用。是漢代以來的規矩。

隋廢「九品中正」，設明經、進士二科取士，稱為科舉，就是依此原則設計的。

唐承隋制，增設了明法、明字、明算諸科，而仍以明經、進士二科為主。進士一樣要懂經學、知時務，詩賦雜文算加分題。

至宋神宗時，廢明經，僅存進士。但進士不再考詩賦了，改考經義。

這其實是明經與進士的合流，變成了以寫文章來表現經義，形成經義文（後來有一階段亦稱八股文）代聖立言。

在這個過程中，中唐便是個關鍵。明經科仍具有傳統性權威，但以文辭說經，已啟宋明之漸。

當時對於想要從政的考生，經學要求有多高呢？韓愈說：「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送牛堪序）。另外還要加上傳注，又數十萬言。

有多難考呢？韓愈又說了：「天下之以明二經攀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贈張童子序）。

韓愈自己是進士出身，但他筆下對明經科之難、以及登第之榮耀，描寫卻是如此的。

進士科呢？大家只知它要試詩賦，因此說它是以文章取士，與明經科考經文經義不同。卻不知進士還是要考策問，而策問的內容就是經義和時務。且就是考時務，也仍然是要用經義來討論國政時務的。考詩賦亦然，試賦多問經義。

韓愈自己去命題過，進士策問十三首，一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

二問：「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

三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係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等等……

沒有一條是與經學無關的。進士想要考得上，這些經學問題非要答得出不可。

而事實上，這些問題也並不好答。

例如有一題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這四個字怎麼解釋。又一題問乾卦卦德是健，但六爻，「一勿用，二苟得無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

還有一題問：堯舜治國，又是親九族，又是平章百姓，又要協和萬邦，還要賓四門、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巡狩四方，實在辛勞得很，可是為什麼孔子說：「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呢？

這些問題，我們今天不要說一般公務員了，大學裏專門研究經學的教授也罕能妥為回答，可見唐代進士科之經學素養不能小覷。由這些策問中，也就能發現唐代經學研究者所關心的問題為何。

唐人經學著作，如漢晉南北朝時期那樣的章句注釋或義疏箋釋，比較少，一向也被視為是唐代經學不發達之證。

但每一時代均有該時代的著作之體，這些策試問答，即是唐代經學討論的主要文體。研究唐代經學的人，不應呆呆地僅自限於章句注解和義疏箋釋，還應把各家文集中收錄的策試問答輯錄起來，以見一代經學思想之大凡。

例如權德輿《權載之文集》卷四十，全卷都是策問。問進士與問明經，基本相同，只是進士不限於問經義，也可以有由經義引申出來的題目，明經則全屬經義而已。

在討論經義時，顯然那時也已由替經典作詮釋的角度（即漢晉通常采用的注疏方式），轉而變成質疑，特別是追問經典中矛盾、隱晦、不協調之處。例如：

易曰：「君子夕惕若厲」，語曰：「君子坦蕩蕩」，禮之言䌹衣，則曰：「惡其文之著也」，《儒行》則曰：「多文以為富」或「全歸以為孝」或「殺身以成仁」或「玉色以山立」，或「毀方以瓦合」皆若相戾，未能盡通。顏回三月不違仁，孟軻四十不動心，何者為優？下惠三黜而不去，子文三已而形慍色，何者為愈？召忽死子糾，管仲相小白；棠君赴楚召，子胥為吳行人，何者為是？析疑體要，思有所聞（進士策問，第二問）。

懲念窒欲，易象之明義，使驕且吝，先師之深誡。至若洙泗之門人故人，漸漬於道德亦已深矣，而仲尼慍見原壤、夷俟，其為忿與驕，不亦甚歟？商不假蓋、賜從我之徒，而吝缺如。是皆所未達。誠為辨之（第四問）。

孔聖屬辭，丘明同恥。裁成義類，比事繁年，居體元之前，已有先傳；在獲麟之後，尚列餘經。豈脫簡之難徵，復絕筆之云誤？子產之貴愛也，而賂伯石；叔向遺直也，而戮叔魚。季劄附子臧而吳衰，宋宣公舍與夷而宋亂。陣為鵝鸛，戰豈捷於魚麗？詛以犬雞，信甯優於牛耳？子之所習也，為余言之（明經策問，春秋第一問）。

這些考題對現在讀者來說，當然讀來十分困難，但我特意抄錄出來，是為了讓大家知道當時考試之概況。

這些，顯然都是思考題而非知識記誦題，旨在視察考生析疑辨難的工夫。因為「宰相需用讀書人」，所以首先須考察他們讀了多少書、基本經典熟不熟。但讀書人的毛病，就是往往成為書呆子。書呆子固然不妨成為學者，做官、治世卻甚害事，故又要用考題來檢測他們是否讀死書、有沒有思考力。

題目本身，則都是采取「質疑」經典的方式，期待考生能本其所學以疏通疑滯，對經典之所以如此，做更好的說明。

凡策問都是如此的，非僅權德輿一人為然。因此若廣為輯錄諸家文集中的策問之辭，便可了解當時經學上都關心些什麼問題，其看法又為何。

這種策問，其實也帶出了「疑經」的問題。

我們不要忘了：平常說宋人疑經風氣之起，輒以歐陽修《易童子問》為說。《易童子問》不就是策問一類東西嗎？其貢疑獻難，不起於宋，而實起於唐人此種考試制度及策試的文體。

都鼓勵一種不泥古、不佞經的態度，要發揮自己的見解。其精神狀態與漢晉注疏為經典及傳統服務的態度，或元明以降之經義八股，拘泥於《四書集注》《四書大全說》的狀況，十分不同。

他們也常問制度上的事，例如權德輿問：「今有司或欲舉中建制，置五經博士，條定員品，列於國庠。諸生討論，歲課能否。然後刪非聖之書，使舊章不亂，則經有師道，學皆專門。以為如何，當有其說」。大概當時政府正準備這麼做，以提倡經學，故以此為問。可能反應不佳，或別有因素，其議未果，然朝廷尊文右經之意可見矣。

策問是套在「問題與答案的邏輯」中進行的，有問必有答。只是文集所收，常只有一半。出題的人，自己對那些問題，必有腹案及預想之解答，可惜如今已不可知。應試的人，因題作文，所答亦必多奇思妙想，足為經義生色，現在也遺憾其不甚可考。但問者如公輸之攻，答者如墨翟之守，仍是不難想像的。

其麟爪偶存者，如韓愈《省試學生代齋郎議》《省試顏子不貳過論》就是應試的答卷。論以學生代齋郎之議不當，屬於前文所說借考試來收集輿情一類；論顏子不貳過，則是對《論語》的一種新解釋。他說的「過」，並不指一般意義，而是生於心就算過了：

顏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中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是以夫子嘆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

此說別樹新解，引《中庸》以為說，謂聖人正性正德，無有不善，已有宋人氣味。雖然於理不通（因為《論語》中孔子分明自己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自承有過言過語，得到旁人的糾正，十分高興；還說禹聞過則拜。均可見聖人並不以為有過失是可恥的，也不以為聖人就從來不會有過錯），但一種勇於立說的態度，灼然可見。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是韓愈貞元十九年應博學宏詞時所作。學生指國學的學生。這種議對之體，也是策試問答之一類，但又不僅限於考試時。如《禘袷議》就是「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於是身為國子監四門博士的韓愈就寫了這篇「議」。博考禮經，認為：「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整個論述，其實也即是對禘袷禮的新解釋。

看這些議對之辭，可讓我們想到什麼呢？

議對與策試應答，在結構上是一樣的，都是問與答的邏輯。這個邏輯不但在文體上成為唐代中期經學的主要表達方式，代替了著述注疏，也影響到他們的思維。

就前者言之，中唐許多經學意見習慣以議對、論說的方式出之。不只上面所談到的那幾篇，如柳宗元《四維論》《天爵論》，歐陽詹《自明誠論》、李翱《帝王所答問》《從道論》、劉禹錫《易論》等都是如此。

有時作者自己申言抒論，亦采此體，如權德輿《答客問》《答問三篇》《釋疑》《放言》（均見文集卷三十）、李翱《雜說》、柳宗元《說車》《疏解車義第二書》等，皆近於此種問難釋疑之體。

就後者說。文體必然關聯著思維。唐代文學家這些策問論議，乃是介乎漢魏南北朝「論難」與宋明講記語錄之間的體式。

論難也是駁難問答，但重點在針鋒相對，立已說，破敵論。漢代即有的問答體，如解嘲、答客難之類，又是虛問實答。宋明語錄倒是實問實答了，但所答通常只是個結論，並未鋪展其理據。這些策問，專門尋瑕蹈隙，找到經典中錯落、矛盾、隱晦、歧義之處，要求考生答題者「析疑體要，思有所聞」「各以經對」「異同優劣，亦為明徵」「可以詳言，用窺奧學」「企聞博依之喻，當從解頤之辨」。不但要引據經典，且須看他的辨析力、文采和價值判斷。

考生經常做此種訓練，思維方式自然深受影響。

歷來考試方式引導著教學，乃是不爭之事實，此種策問之體，亦必引領著學生在準備考試時，不斷去揣摩考官可能會怎麼問。也就是模仿著像考題那樣去閱讀經典，又像考官所希望地那樣去回答，體要析疑「為辯其說」。這就鼓勵了一種獨立思考，勇於辨析或辯理的精神，也形成了問題與答案相關聯的思維方式。

反觀我們現在的教育，能培養獨立思考，勇於辨析或辯理的精神嗎？

經學在此時，並不全然只是知識或學問。國家科舉，以此登進人才，以經義試士，自然有漢代要求大臣「通經致用」的遺意。因此經學常與國政時務有所關聯。

策問考題總是要求考生「九流之家，論著利病，有可以輔經術而施教化者，皆為別白書之」「三適之宜、九品之法，或計戶以貢士，或限年以入官，事有可行、法有可采，制度當否，悉期指明」「功與德，非常才所及也，農與戰，非筮仕所宜也；安危注意之重，非設科可俟也。是三者固有利病，幸錯綜言之」（均見權德輿策問）等等，都可以看到這種性質。

不只收集輿情，亦借此以觀其襟袍識見也。

這種用意，不是隱涵的，而是明擺著的政策。貞元十九年權氏於禮部策問進士，第一題就說得明明白白：

漢廷公孫宏董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而施於教化；韋元成匡衡之倫，以明經至宰相封侯，皆本王道以及人事。今雖以文以經貴祿學者，而詞綺靡於景物，寢失古風；學因緣於記問，寧窮典義？說無師法、經不名家，有司之過，敢不內訟？思欲本司徒之三物，崇樂正之四術，……程孝秀之本業，參周漢之舊章。

朝廷要選拔的，是通經致用的大臣，而非文采詞章之士、章句記誦之儒。話既講得如此清楚，考題又老是這個方面，士之風習，自亦不能無所影響。我們看韓愈等人說理論事，動輒引經傳、道孔孟，而高談治國理政之要，就是此一風氣下之產物。韓愈《原毀》講堯舜講周公，歸結於「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成而理歟？」《原道》說今天為論者若能，「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本政》云：「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道」，都是一派以經義治國理政的口吻。

這些文章，並不箋釋注解哪一部經典或哪一段經文，可是不能說它不是解經文字，其性質，乃是對經義做通貫的了解後，借時政物事以發揮之，闡揚大義。

古文運動的精神，就這樣被導引出來了。

韓愈《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韋處厚：「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為辭章，可謂儒者」；又《上宰相書》自稱：「所讀皆聖人之書。……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

探周孔之意，然後發為辭章，或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都說明了在韓愈這批人的心目中，儒者的事業，已不再是傳統的箋釋訓詁，而是融會經義，發為文章。

這種儒者，用漢代王充的術語來說，就是「文儒」。

王充把儒者分成四個等級：儒生、通人、文人、鴻儒。專治一經者為儒生，博覽群經者為通人。這兩類人都只是述者。文人則能采掇義旨，損益文句，連結篇章，成為作者。鴻儒更好，可以著書立說。文人與鴻儒，簡稱「文儒」。

唐朝這些人正以文儒自居。

柳宗元《送文郁師序》即標出文儒二字曰：「柳氏以文名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為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為詩歌逾百篇，其為有意乎文儒事矣。……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睸訕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訕而黜耶？」

文儒云者，正是王充所說的意思。且其說謂當世以文儒顯名者甚多，可見文儒之稱，以及把文儒當成一種人生的目標或期許，非一二人之私見，實有一批這樣的人和一股這樣的風氣。

而文儒之文，亦不限於論說，還包括了詩歌。蓋凡能約六經之旨以成文之文，都可算是文儒之文。

現代研究中唐文化和古文運動者，不能從制度上探源遡本，反而東拉西扯，談佛教、論小說、講胡漢關係，都是離了我國學術之根脈（經學）而馳騁遐想的緣故。論科舉也一樣，不懂「通經致用」的文官選拔原則和政治運作，河漢其談，也會不著邊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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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1904年1月13日，朝廷頒布按十年三科內減盡科舉，以回應張之洞及袁世凱的建議。1905年9月2日，廢除了實行千餘年的科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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