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進入即時性宗教時代

凡欲興作，須明大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的發展主要是兩大動向。一是美蘇爭霸形成的冷戰架構；二是英法等殖民帝國瓦解，引發了各地的民族解放運動，想要消解一切外來的政治控制與文化支配。

我國雖也解除了不平等條約，但因內戰，國共兩大陣營，分別附從美蘇兩方，而被拉進入了冷戰格局。消解外來文化支配的後殖民情境，遂無甚參與，也不太關注。

這樣，對當前的世界其實就非常隔閡，不知自己的文化自主性何在，更無法辨識未來的方向。

西方的殖民運動到十八世紀已基本完成。歐、美、非、澳幾大洲合成了一種基督教、天主教、東正教、聖公會合起來的泛基督教文明，也是工廠、教堂、學校、政體合一的綜合體。

接著十九世紀便全力收拾亞洲了，亞洲各國被迫一一附從，向西方學習，各以自己的方式「脫亞入歐」。

日本「明治維新」就不說了，韓國也從原先儒教國家迅速轉變為基督教國家，連漢字都廢了。越南也廢了漢字和喃文，向西方社會轉型。泰國、緬甸、高棉、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情況相同，至今仍在這條路上蹣跚學步，政爭不斷。華人占多數的新加坡，同樣變成講英語的西式社會，華語尚且是近年才被承認的，華文更未納入教學系統。

土耳其更是一波三折。它原是亞洲文明，自有其文化，信奉原有宗教、佛教、摩尼教等，可是改信了伊斯蘭教以後，卻盡棄故我，把舊文化全丟了。十四世紀以後，鄂圖曼帝國奉伊斯蘭真主之名，跟歐洲各國爭衡了幾世紀，卻不得不「脫亞入歐」，積極讓自己成為歐洲之一部分。

這樣一個國家，雖絕大部分領土在亞洲，人種亦屬亞洲，文化更與歐洲頗有差異，卻在自我意識與認同問題上如此，豈不像極了近代的日本？凱末爾昔年也最欣賞日本天皇。可見「脫亞入歐」幾乎就是十九世紀末期亞洲的共識。

看到闖進來的人大張筵席，衣冠楚楚。人們不禁也把園子裏的菽稷桑麻都推倒了，改種土豆西紅柿，希望吃上牛排。

在亞洲國家都學著爭著變成歐洲時，歐洲卻分化了。他們是世界的老大，但內部還要爭誰才是真正的老大。英國與法國、德國與意大利成為兩大陣營，在政治上相爭；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則在思想路線上相爭。

他們為此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亞洲也被捲入，分別站隊，不歸楊則歸墨。不但軍事上大打出手，哀鴻遍野；思想上到底該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也爭鬥不已。

戰後，東亞內陸，蘇聯與中國發展社會主義；海域，如日本臺灣東南亞則主要是美式資本主義。雙方也曾在韓國、越南、高棉、馬來西亞、金門熱戰，但基本維持為冷戰型態，長期拉鋸、彼此折磨。

世界上其他地方，例如中亞、西亞、中南美洲，大抵也是如此。但若從全球格局來看，則我國內部消耗精力於此太甚，故常忽略了另一重要趨勢的發展。

那就是全球去殖民化的浪潮。

亞洲的去殖民化，1947年至1960年間達到高峰。日本在亞洲的所有殖民地都失去了。歐洲各國在東南亞、南亞的殖民地如法屬印度支那、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等，都獨立了。英國在阿拉伯半島的保護國也大部分於1970年脫離英國統治。

英國自己的愛爾蘭1949年亦已結束了大英帝國統治，甚至脫離大英國協。1991年蘇聯解體後，中亞和外高加索地區也湧現出一批新的主權國家。1999年亞洲最後一塊被歐洲的殖民地澳門又回歸中國。2002年東帝汶從印尼獨立，更代表亞洲去殖民化終結的成果。

總之，從1943年到2002年，共120個過去的殖民地獨立了，像香港澳門這樣擺脫殖民統治的還不算。民族獨立之浪潮凶不凶猛？

中國受到這波浪潮的沖擊，亦不可謂小。蒙古已獨立出去了，新疆、西藏也大受波及。臺灣還有一些人創造「臺灣人是新興民族」之類說法想附會其勢，火中取栗。

但從大局看，中國主要是在西方文化的兩個次級系統之間搖擺（前三十年附從蘇聯模式，然後鬧僵了離開；後四十年附從美國模式，現在也將鬧僵），對民族獨立浪潮未及重視。除了收回港澳之外，對民族獨立問題，以淡化為主，以免引爆自身內部多民族的矛盾。

可是，從全球形勢看，這就有點昧於大勢了。

因為民族獨立運動帶起的是民族自覺與文化自主，這樣的思潮和政治動向，非冷戰格局和現代化的全球進展所能抑遏。相反地，它還沖抉了十七世紀以來逐步建立的「西方-世界文明」。

所謂「西方-世界文明」，就是上文所說那個迫使亞非南美都丟了自家文化和社會體制，學習著進入的泛基督教現代文明。

在這個文明中，它自認為是普世的，建立的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的道路與發展模型。所以它就是世界，向西方學習，就是與世界接軌。

現在，我們把這種「落後文化向先進文化靠攏並轉變，最後全球形成一種優秀的單一文化」之想法，稱為文化全球化的烏托邦。但十九世紀末，那就是真理，凡不相信這種說法的，都被打趴了。各民族的所謂開明進步人士，都努力改造其國民性，模仿西方人穿衣、吃飯、唱歌、談戀愛，建立家庭、制造物品、制度、政體、國體。他們的詞匯中，世界就是歐美、現代化就是西化、甚至全球化就是美國化。

二戰以後的去殖民化運動，卻激發了各民族從這個現代文明中脫離出去的動力。民族一詞，愈來愈重要。所以其影響絕不僅限於已獨立的那120個曾經的殖民地。

以伊斯蘭國家為例。土耳其是其早期標竿，它在二十世紀初，廢除了奧斯曼君主制和哈里發制、伊斯蘭教長的職位、伊斯蘭教法（謝里亞特）法庭、學校裏的宗教課程、多妻制，實行共和制。政教分離，推行西方式的世俗化現代教育，削弱宗教對社會生活和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影響。

也就是說，為了現代化，就要削弱或摧殘傳統。

二戰後，這個進程仍在繼續。宗教在伊斯蘭各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不斷減弱。所以英國學者羅森塔爾在1964年寫道：「宗教和政治的統一直到本世紀初一直是古典伊斯蘭教的根本，但今天它已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或者說，已在實踐中崩潰了，雖然它在理論中仍然被保存著。」

當時，伊斯蘭世界亦如東亞地區，分為兩大陣營。北非的突尼斯、阿爾及利亞、埃及、蘇丹、利比亞，西亞的敘利亞、伊拉克，東南亞的印度尼西亞，都實行社會主義，傾向蘇聯。伊朗則傾向美國。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迅速改變了伊朗的傳統面貌，變成了現代國家。

可是，民族獨立、文化自主的精神逐漸發力，對否定自身的民族性、缺乏內部的傳統文化支撐，生搬硬套的西方模式和流弊，愈來愈反感，終於形成激烈的伊斯蘭復興運動。

許多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認為西方資本主義令人厭惡，社會主義也無濟於事，必須回到傳統的伊斯蘭教義去尋求出路。

所以當代伊斯蘭復興運動，既是宗教的，也是政治的。伊斯蘭，是個超越民族、由不同信仰層次和社會性綜合起來的社會政治實體 — — 伊斯蘭共同體（烏姆瑪）。它政教合一，不只是精神上的共同體。

在這種伊斯蘭復興運動中，各國作法十分不同，或激烈或溫和，但大體思路和措施是一致的。標誌性事件，除了911、伊朗硬杠美國之外，當是土耳其2020年把聖索非亞大教堂改為清真寺。

該教堂，始建於六世紀。本是拜占庭帝國最重要的基督教堂，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改為清真寺。土耳其共和國成立後，凱末爾力推現代化改革，改做博物館；後來還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代表該國想要納入西方世界體系的態度。如今，雖然土耳其已經加入歐盟，但文化上卻要展示自己的傳統立場，所以毅然將它又改回為清真寺。羅馬公教、東正教、聯合國以及各宗教和民族主義團體當然為此一片嘩然，高聲抗議。但又有什麼用呢？伊斯蘭文化復興的勢頭正烈著呀！

（一）伊斯蘭的探索

由於我國仍附從西方資本主義，關心點還在「在這個體系中能不能當上老大」，故資訊、利益及價值觀與美國深度捆綁，以至於對於近五十年來伊斯蘭文化復興之狀況，模糊不曉，甚或覺得荒謬、落後、瘋狂、可怕。

實則新伊斯蘭主義不是病毒，也不自我封閉、保守，他們只是在尋找基於自家文化的不同於西方之路。

他們不認同資本主義，覺得其私有制度、自由競爭、減少國家對經濟事務的行政干預、靠市場機制來促進經濟增長等等，其實已引起一系列不良後果。一是為了追逐利潤不擇手段。根據《古蘭經》，利息為萬惡之源。因此他們認為利息是不勞而獲的非法收入和剝削他人的手段。二是投機活動猖獗。其股票交易、買空賣空等投機取巧行為均有悖於伊斯蘭教以誠實勞動、文明經商換取合法收入的正義原則。三是彩票活動盛行，腐敗人的靈魂。

所以伊斯蘭經濟，從思想淵源上看，包括三部分：（1）《古蘭經》和《聖訓》中關於社會經濟問題的論述，及早年阿拉伯哈里發國家的社會經驗；（2）傳統伊斯蘭教法中的原則、規定，以及古代學者著述；（3）當代伊斯蘭學者對傳統經濟理論的解釋和補充。

其特色是強調宗教信仰、宗教道德規範，對現代經濟活動的全面指導作用。強調具有相似文化傳統的伊斯蘭國家應當堅持獨立自主道路，不應採用西方的發展模式。

土耳其、伊朗、埃及、巴基斯坦等地區性經濟大國，及沙烏地阿拉伯等波斯灣富國，則強調要加強對外關係的廣泛合作，尤其是經濟領域。逐漸形成集團化、區域化的經濟發展態勢，希望建立如歐洲共同體那樣的伊斯蘭國家共同市場。

在具體制度方面，他們所關注的是：

所有制方面。認為國家、集體、個人同為真主的「信托人」，皆有相應的所有權，構成並行不悖的三種所有制形式。

關於生產、消費、交換和社會分配問題，當代伊斯蘭學者贊同「適度生產」。認為生產的目的只在於滿足個人、家庭和社會成員的實際物質需求，反對為追逐利潤而大量生產。

同理，他們提倡「適度消費」。認為消費必須符合宗教道德，只能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實行消費，反對以高消費來刺激生產。也禁止奢侈腐化、揮霍無度，提倡勤儉節約。

關於交換，由於古代伊斯蘭國家商業發達，當代的伊斯蘭學者們尤為重視傳統的商業道德，包括信守諾言、公平買賣、正當權益，反對投機取巧、欺行霸市、放債取利，高利盤剝等不法行為。

至於社會分配問題，他們則根據「在真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思想，主張均貧富、等貴賤，反對社會兩極分化，強調均衡發展。

詳細情況，篇幅有限不能多說。但他們不願重蹈西方覆轍，想由傳統文化中開出新枝，讀者諸君想必已看明白了。

諸君也勿以為這是傳統上伊斯蘭教與基督教對抗的延續，或伊斯蘭教特殊的性格使其如此。

因為這其實是一種全球共通現象或趨勢。

早先，在殖民者的控制下，歐美文化代表進步和發展，土著文化都被認為是原始的、封建的、次等的，需要改造。在後殖民時期，本土人士卻會反過來，尋求自我界定。

其反抗，基本上會立足於民族文化傳統，「在具有排外性的抗拒中心的過程中，對民族傳統的研究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階段」（澳，比爾．阿希克洛夫特、格瑞斯．格里菲斯、海倫．蒂芬：《逆寫帝國：後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

最典型的例子，其實還不是亞洲的伊斯蘭，而是非洲或廣義的黑人文化。

（二）非洲與黑人文化的活力

20世紀20年代，在西化的核心區美國，就已出現新黑人文化運動（又稱新黑人運動、黑人文藝復興、新黑人文藝復興、哈萊姆文藝復興等），以美國黑人文化「首府」紐約哈萊姆為中心，以復興黑人文化遺產、表現民族自我、反對種族歧視和振興美國黑人文化為主要內容。

這是美國新型黑人知識精英群體發起的文化思想運動，聲勢龐大且具現代氣質，而不是義和團式的。對黑人文化的整理和開發，廣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後來，黑人靈歌被用於福音音樂、爵士樂、布魯斯三種音樂中，節奏布魯斯、福音歌曲和鄉村布魯斯的混合則催生出六十年代的經典搖滾。接著是朋克、硬波普（Hard Bop）、斯卡（Ska）和雷鬼（Reggae）和Hip-hop嘻哈（饒舌、DJ、地板霹靂舞、塗鴉）、節奏口技、Hip-hop時裝、Hip-hop俗語等等。成為美國文化最重要的對外輸出熱點，與文化產業結合，影響著全世界青少年。

只不過，當時運動的精神是深化對美國的認同，而非民族獨立、回到非洲。如《美國黑人的碎片》（Afro American Fragment）中，休斯說的：「非洲是/如此古老/如此遙遠/除了歷史書上的記載/甚至沒有留下記憶。」

歐洲的情況不甚相同。來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島的法語知識分子，1934年就在巴黎創辦《黑人大學生》（L’Étudiant Noir）時發起「內格羅土德」（Negritude）運動。反種族主義、反殖民心態而追求對黑人文化認同。包含著對黑人文化、黑人身份、黑人地位及黑人自然特徵充滿自豪的心理特徵，所以此概念通常翻譯為「黑人文化傳統認同」。

由此發展來的許多文學、藝術、哲學作品，已是國際上討論後殖民狀況的熱門話題了，此處不需贅述。但要說明的是：黑人文化傳統認同是對非洲「自我」的自覺反思，尋找本質化的文化身份，並「把文化身份視為一種黑人共有的文化-集體的『一個真正的自我』，共享一種歷史和祖先的人都共享著這種『自我』」（英，斯圖亞特．霍爾：《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

按照這種定義，黑人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同時，這種經驗和符碼給「一個民族」的人在實際歷史沉浮中提供一個穩定、不變和連續的意義和價值參照框架。這種做法，其實是「把一種想象的一致性強加給分散和破碎的經驗」。

然而，由於美國黑人、南非黑人、加勒比海黑人、尼日利亞黑人與倫敦黑人在不同生活環境中的差異，可能要超出他們之間在膚色和文化等方面的認同。所以在現實世界中，不太可能存在普遍意義的黑人文化傳統認同心理，因而這類運動之成果還有待觀察。

但這一路，顯然在美國黑人試圖融入、助力西方文化之外，提供了更多文化思考的空間，可與歐美現代社會形成一種必要的緊張關係。

（三）佛教對西方文化的反抗

東亞還有一個佛教文化圈。這個圈裏，回應時代問題之方式頗有分歧。

大部分皆如我國，仍保持前現代性格，以消災、祈福、禮拜、扶乩、降神、感應、法會、改運、占問等傳統宗教儀式為能事。一部份講淨化人心、勸善、唯心淨土等，以道德倫理之講求，濟救現代社會。另一些，以社會工作為主，重在慈善救助。

但在歐美，佛教文化的發展卻很有「反抗現代西方」的特徵。

一種是鈴木大拙式的。他與魯迅是同時代人，兩人還見過面。但方向完全相反，魯迅批判國民性、反傳統，改造中國；鈴木大拙卻致力於把日本禪學和文化推介進入美國、改造美國。

禪的觀念隨即被戰後美國藝術家們視為與基督教及現代西方哲學相對的重要參照系。吸引了大批伴隨核戰爭和政治大屠殺成長起來的藝術家。對佛經的閱讀和對禪宗繪畫、書法、詩歌的理解與誤解，轉變了他們原來的哲學和美學的話語。

風靡的程度如何呢？1958年艾倫．瓦（Alan Watts）《方形禪、垮掉禪和禪》反思了「過去二十年間西方對禪宗非同尋常的熱情關注」，認為：從「波希米亞」藝術家、垮掉一代的作家，到「高傲」的東亞學者，都身處於「一片對禪宗的喧囂」之中。「禪宗藝術對西方的吸引力，包括鈴木的語言、日本的戰爭、禪宗故事的魅力，以及在科學相對主義氣候下非概念性和經驗哲學的吸引 — — 所有這些都被囊括進來……因此，這是一種關注整體觀念的、深刻和全新的世界觀被傳輸到一個精神和物質、意識和無意識已經嚴重分割的文化本體之上。」

他自己就寫過經典之作《禪宗精神與道路》，故對那麼多人到「禪苑」來蹭熱度、找靈感，當然很是不滿。但其說恰好可以讓我們體會到禪宗這種東方思想在尋找「西方現代」之外道路的魅力。披頭禪、嬉皮禪等六十年代美國「垮掉的一代」的文化，事實上也即是在內部激烈反抗西方現代模式，其利病皆不可忽視。

英國學者蘇馬赫（E. F. Sohumacher）《美麗小世界》（Small Is Beautiful）提供的是另一種模式。

鈴木大拙及其追隨者，主要是從個人的精神、生活方式、藝術創造方面反叛西方。蘇馬赫談的則從社會面說：現代西方所謂發達國家，其實充滿了弊病：專業化、大型化生產，導致經濟效率降低、環境汙染、資源枯竭，人則成了機器的僕人。

反省這些弊病，他乃提出「佛教經濟學」來相對照。就像現代人的生活方式有其現代經濟學一樣，佛教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有佛教經濟學。

例如勞動觀。現代經濟學基本上視勞動為一災難。雇主最希望的，是不用雇工即獲得產量；雇工則希望不必工作即能獲得收入。因此工廠用自動化或勞動分工，來減少勞工支出而增加生產。工人則把工資看成是犧牲舒適與閑暇的補償。佛教徒與此相反，認為人格既在勞動中形成，不但人能在勞動中發展其才能，且能與他人合作而克服自私心理，勞動之生產更可提供生活所需之物品與勞務。

這樣，商品觀也就不同了。佛教重視勞動對人性及才能發展之關係。現代經濟學，則重視商品甚於人。為了增產商品，不但可能役使童工、女工，肆其剝削，亦將進行自動化及勞動分工，使工人從事零碎切割，且無益於知識、技術、人格成長之工作。

利潤呢？現代是商品利潤觀，獲取之利潤越大，表示經濟越成功。佛教則關心解脫，得到舒適的生命、身心安恬，被認為是最大的福利。

現代經濟學，又按每年之消費量來衡量生活水准，消費量越高，生活環境就表示越好。故所謂經濟發展，就是通過最佳的生產方式來盡量擴大消費。佛教不然，認為我們應通過最少之消費方式，去獲得最大的滿足。

而且若能以較低的消費獲得高度滿足，生活就不會感受有壓力；資源若能適度使用，也不會像大量依賴資源的人們那樣容易敵視。換言之，簡樸的生活，較能避免生存的競爭、衡突與暴力。

當前所推行的現代化，對廣大群眾而言，結局甚為悲慘：農村經濟崩潰、城鄉失業趨勢明顯上升，城市中身心都得不到培育的底層人數擴大。因此，他選擇了「現代發展」與「傳統停滯」之間，被他稱為「中道」的佛教經濟學。對他而言，只有中道，才能獲得正命（正確的生活方式）。

此所謂「中道」，其實正是一條超越現代的思考之路。佛教之能貢獻與當今或未來社會者，或許不在於它能如何適應現代、在現代企業經營原則中占一席之地、可應用其理論於現代企管事業中、可調節現代人之身心壓力以增進勞動生產、可改善企業內部之人際關係……等，而在於它與現代企業經濟原則的矛盾衡突之處。

蘇馬赫此說，並非空話，泰國素拉．司瓦拉差（Sulak Sivaksa）《佛教與發展：小的就是美麗的嗎》、南印度和斯里蘭卡的利益眾生運動（the Sarvodaya Shramadana Movement）、泰國「如法的社會主義」等均呼應其說。日本創價學會也宣稱自己是「人道的社會主義」和「佛教的民主」。

介紹了那麼多，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讀者諸君應該都看出來了。

第一點，當然是說晚清以來諸賢達皆頗昧於大勢。

我國沒有被殖民，因此有人會以為後殖民論述並不適用於中國，中國不是非洲。實則殖民是一種狀態，中國在列強瓜分之餘，臺灣丟過、蒙古丟了一大片，沿海又幾乎全成了租界，情況能好到哪裏去？而文化殖民本來也就不等於政治殖民，何況我們在採用殖民者觀點來蔑視中國人種、文化、社會、歷史各方面，比諸各殖民地，又何遑多讓？

五四以來，文化上自我殖民，以西方為真理，持以衡量中國，已成常態。於是認為自己社會封建落後、文學藝術野蠻、缺乏哲學頭腦、沒有數理與邏輯思維、漢字漢語粗劣原始，均當廢棄。這種情況，與非洲黑人之處境相比，其實更為悲慘。

這種狀況，延續至今：仍奉學歐學美諸公為大師、導師，社會也仍沿著西方現代化道路前進。所謂中國特色，其實多是把人家現代化之毛病發展到極致。例如商業化，就發展到萬民皆商無事不商；城市化，則將發展幾億人的超級城市；而生態破壞、信仰缺失、倫理錯倒、誠信不存、坑蒙拐騙、壓榨剝削，比西方自己咒罵「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實是更勝十倍百倍。自誇呢？則是十九世紀西方那一套：錢多、科技好、武器多。

二戰以後世界去殖民化的趨勢、後現代反省西方現代文明的思潮，國人卻不知道或不想認真關注，盡做著超英趕美的好夢，做著不了解歐美之外世界的世界公民。

過去陳寅恪曾有「預流」之說，鼓勵學者參預敦煌甲骨的新材料的研究潮流。以材料為潮流，可見眼光短淺，但要求思想者預流卻是對的、必須的。二戰以後，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思潮大勢，乃是批判現代性、反省西方文化。國之髦彥，不預其流，落後久矣。

第二點，批判現代性、反省西方文化，歐美另有他們自己的思路。亞洲地區，依前文所述，大家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主要是活化早先被打倒、壓抑、妖魔化的傳統宗教文化。

這也是我們沒有的。傳統儒、道、佛都被打倒了，經學也廢掉了，史學變成科學唯物史觀，文學還被革了命。甚至於，維護傳統的人，竟常如梁漱溟，直接宣稱中國根本沒有宗教、中國人也不需要宗教。

結果就是城鎮農村基督教大行其道，繼續提供著中國人宗教生活。

近幾年，號稱傳統文化復興，雖然已落後了五十年，但確實較從前好得多了。可是，現實上，儒家只以言語文獻方式存在學校課堂裏，道教佛教只做著我前面說的消災、祈福、禮拜、扶乩、降神、感應、法會、改運、占問、勸善、救濟、慈善等工作，跟鈴木大拙式、蘇馬赫式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計。

傳統文化的地位，在青年中尤其不受待見。辦個搖滾、嘻哈活動，人山人海；黑人球星代言球鞋，一雙幾千幾萬。唐舞京劇、詩詞歌賦卻少有人玩，跟伊斯蘭青年獻身於其文化的態度，迥乎不同。

說到伊斯蘭。伊斯蘭教徒雖然世界第二多，雖然發展第一快，中國伊斯蘭教徒雖然達到兩千五百萬（居世界第六位，高於許多穆斯林國家的總和），該教進入中國雖然已有一千三百多年，但大部分國人對之仍很陌生、民族關係也較緊張。對於這五十年來伊斯蘭教國家從效法西方到反抗西方、復興伊斯蘭文化的歷程和內涵，大家更是摸不清頭腦。

所以，本文的態度不難理解，希望國人認清：以傳統文化發展出西化以外的新路，才是大潮流，值得借鑒或預流。

然若如此，我豈不也落伍了？

因為一九九六年美國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早已提出此類觀點。

他認為：國際關係之主導脈絡，已從政治經濟軍事，變成了文化。而東亞儒家佛教文化、中亞伊斯蘭教文化，將與西方文化構成衝突。他建議以多元文化觀點接納這個現實，盡量避免衝突。

我的講法，看起來跟他很類似，都強調文化在國際關係中的主導角色，也說明了亞洲文化擺脫西方的態勢。然而，這就會衝突嗎？持多元文化立場，即能化解衝突嗎？

我反對！

亨廷頓這種說法，事實上形成了近二十年的主流思路。歷經海灣戰爭、911、伊拉克戰爭到現在伊朗跟美國的對抗，似乎印證了文明衝突會愈來愈激烈的判斷。穆斯林大量移民於歐美，更使文明衝突具體展現於彼此的生活世界。歐美政府，對此新局，亦只能強調多元文化以應對之。

可是，近些年是化解了衝突還是擴大了？甚至，復興的，真是佛教、伊斯蘭教、黑人文化之傳統嗎？亨廷頓和歐美當局皆同樣不明所以。

以日本創價學會、泰國素拉．司瓦拉差代表的知識界來看。他們都不只是佛教，還有基督教的倫理價值觀。認為西方的宗教倫理精神對社會人心也有重大意義，人權觀、生態觀、環境保護意識等等，亦是人應付現實問題不可或缺的。

因此，新的傳統主義，與西方具反省精神、批判意識的自由主義，其實早已合流。這種新傳統主義，遂很難仍用保守頑固等老標籤去套。在批判現代性方面，與西方後現代思潮，亦大有合拍之勢。

伊斯蘭文化復興運動，雖然常被稱為「原教旨主義」，其實也一樣不甚「原」，我前面已介紹過了。

可見在批評現代西方文化時，傳統宗教其實是對現代文明消化整理過的，號稱傳統，而實有詮釋學意義，屬於再造而非復興複制的傳統。

其次，在此情境中，宗教也不再維持其原初形態和壁壘，可以互涵互攝，各取所需。所以現在成百上千「新興宗教」大量湧出，雨後春筍，一簇一簇，但底下盤根竄節；繁花似錦，而實是拼貼揉和。

傳統宗教也互相取用。如西班牙的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神父就是汲取佛教教義以批判現代文明的著名例子。

他強調的，是佛教與印度教徒的「默觀」態度，認為默觀可以向現代人的基本假設提出挑戰。例如可向西方傳統的宗教性提出挑戰。傳統的基督教，太滿足於將真正的生活價值拖延到另一世界，期待死後天堂。而世俗主義又以為明天會更好，世界愈來愈進步。至於現今技術世界之技術，亦干預人生、干預世界，人還高度依賴它……。這些，都可以靠「默觀」去調整。

這樣對異教思想的取用，更常見於藝術界。

前面已說到的美國禪學，其中之取用、濫用、誤用就不可勝數，可是誤用出奇觀：凱奇禪，通過約翰．凱奇的中介，涉及到新達達、激浪派運動和偶發藝術等藝術形態；垮掉禪，傑士伯．約翰（Jasper Johns）、羅伯特．羅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凱魯亞克（Kerouac）、金斯伯格（Ginsberg）等人，更是把佛教作為他們自發性寫作和主觀模式的哲學支撐，形成新的寫作方式；舊金山觀念藝術，則根植於凱奇禪、後垮掉派以及禪宗方法論……

對禪宗的理解也好，誤解也罷，藝術家和作家漸漸棄舊出新。凱奇「無聲音樂」的宣言、凱魯亞克的「自發散文」、喬治．馬修那斯的「反藝術」，湯姆．馬里昂的「情境藝術」等等都是對現代主義的反叛，開創了當代藝術的全新可能性。

整個當代藝術，不能沒有精神性，而這就要跟宗教掛勾。所以現代社會常自詡理性，自稱上帝，自以為已經世俗化、已經政教分離、已經工具技術導向，當代藝術卻全推翻了。宗教複臨，但是諸神並作，群仙亂舞，伊甸園與蓮花藏世界、東方淨琉璃淨土、真空家鄉、現時社會疊合並見。

所以宗教就是藝術、藝術就是宗教，都處在流動、重組、自由、創造之間。世界，即藏於其中。因為這個世界，進入二十一世紀已愈不分明，本來男是男女是女，現在雌雄相似、錯位、難辨、不分而又勿同。宗教、文化、藝術當然也就隨之變化。

面對這樣的宗教文化情境，人當知它不再像西方現代文明所說，出於人與上帝、政治與宗教的分離、撒旦的歸於撒旦，實底乃是泛基督教文明。經這幾百年經濟、科技、民主、人權等等之周折，最終仍是要在宗教文明上找出答案，而不是選舉、核彈、GDP。

其次，這麼多年宗教文化的衝突、復興或再造，其歷史也讓我們看到了：傳統文化並不能創造未來，最多只能消解現在的執念。

建立西方現代文明，曾是我們最大的執念，而宗教本身，難道又不是嗎？

執著於建立西式現代文明時，破國、殺人、焚書坑儒、廢文字改語言。執著於去殖民、自主獨立，亦同樣破國、殺人、焚書坑儒、烽火連天。且都要窩裏鬥窩外反，迄今未已。

這都是「以理殺人」的鐵血證例。以此執破彼執，不盡不已。

要停止，要「已」，就要自識己執，把對自己宗教文化的執念也破了。

不是說不要自己的宗教文化，而是要消解其神聖性。知其聖亦知人家也聖。還只是第一步，是多元文化的觀點。進一步則要發展即時性宗教觀。

即時，指現在、隨機、即興、即取、即用，什麼宗教都可以，因病施藥，牛蒡靈芝皆可。

過去佛曾自稱大藥王、基督傳教亦恃行醫，對整個社會來說，醫生就是宗教的隱喻，所以道教自稱「治身如治國」。佛醫、道醫、基督教醫學各自代表該宗教本身，故西醫絕不能贊成中醫。

但現在，再說這些有什麼用呢？疫情期間，教堂和傳教活動全都禁止了。過去一有災難，教會就出來說我有安定社會、平撫人心的功勞；而現在教皇神父修女人人自危，帶起口罩，把教堂關上。其治身治國、安定人心之神聖本領，完全沒了。所以過去掀起世界狂飆的宗教文化，在這次疫情面前都破了相，神聖感都消解了。各界集體失語，只能隔離再隔離。

教堂全關了，大家也沒覺得心有何不安，倒是疫苗買不到，人心才會大亂。故疫苗事實上就是疫情期間臨時找到的一個即時宗教。

它是宗教，不是物品，不是科技。除了制作和搶奪疫苗的政治操作、經濟考量使它脫離了科學範疇，創造了神聖性之外，它替代了過去宗教撫慰人心的作用也非常明顯。

病毒肆虐，本來就是惡魔降臨的徵象，這時需有神與神藥來平息災疫。可是這次的病毒還沒有藥，遂只能以疫苗替代神這個位置。這不是醫學上的事，只是執念。因為若從治病的角度說，中醫就可以治了。但現在不是從人的身體好不好得起來說，而是從病毒的角度說毒殺不殺得死、防不防得住，所以就說不下去，只能繼續執著疫苗。不給他疫苗，他可能就自己嚇死了，故還得給他這個即時宗教。

從這個地方看，各國開發疫苗、制造疫苗、搶購疫苗以及防疫治疫，固然是艱苦卓絕之抗災活動，亦是最大型之布道活動。

這個事例，將會是疫情之後世界的常態，傳統宗教文化不交流、不融合，但它們的世界性互動，卻可通過人的中介，即時取用而得以實現。因無成有，當境即是。

世界已進入即時宗教時代，竭盡所能，無中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