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之前我曾給鄧安慶老師留言：“從看到您文章的第一眼起，我就強烈感受到某種共鳴。我大學時候開始學著寫文章，隻身一人在外的強烈思親之感讓我的每字每句都落在親情與思鄉之上。畢竟在未知的生活和浩瀚的文字世界裡，只有親情和故鄉才是我們最熟悉的，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是最強烈的溫暖源，解構下來，總有那麼幾個關鍵字縈繞在每篇文章裡：母親、家、故鄉、思念，這是幾個最有溫度的詞語，在其反襯下，我們當下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一點不順遂總能加倍放大。我後來試著走出親情寫作的‘小我’狀態，嘗試脫離狹隘的個體思考，用一些社會眼光來寫作，這樣做的目的似乎是為了滿足我潛意識裡某些‘治國平天下’的潛在期許，但後來我發現，這種社會思考的目光往往有高度、沒溫度，與之相比，我更喜歡最初寫作時的溫暖狀態。我從一開始就模糊猜測，可能我跟您有某種相似，我們都是樸實人家的乖孩子。”
鄧安慶老師的文字向來溫潤實在，冬夜讀之，很有與好友促膝談心的熨帖。除了這種心理上的親近感，文字的細膩和文中所描述的生活苦澀也是吸引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對心理的描寫，猶如隔著時間的濃霧將二十年前的一把絲線理順、又繡成了一朵妙筆之花，其細膩與真切的程度，曾一度讓我在閱讀中暫停下來，確認作者不是一位女生。
《天邊一星子》裡收錄的幾篇文章延續了作者一貫的風格，用自我的視角和情感脈絡，梳理出人生過往中與一個個親人和朋友的生命交集，而他們——被鄧安慶比作“內心天空中一顆閃亮的星星”。鄧安慶是個太過“實在”的寫作者，在他的作品中，總也不見粉飾的影子。比如，他在《分床》中寫母親的房間，“可謂寒素，一張床，是我們家最老的，可能有五十年歷史了，除此之外就是各種箱子和紙盒子，裝著家裡的年貨、衣服和各種暫時用不上的物件”，又如，《寄宿》中寫刷牙，“早晨起來，大家忙著刷牙，我找不到水杯，趁人不注意，用嘴貼著水缸吸了一口，恰好被二表姐看見，她立馬去告訴姨娘，姨娘問我是不是有這回事，我忙否認”。這些描寫毫無“濾鏡”，簡直可以稱得上是“原生態寫法”，透露著真實生活的粗礪感。另一方面，文中的敘事也皆是日常生活中的真實片段，沒有太多的藝術美化，處處透出生活的氣息。難怪有網友會評論鄧安慶的作品有“泥土的味道”，但我不知道，這種“泥土的味道”是否就是某些讀者並不喜歡鄧安慶作品的理由。
與這種真實的粗礪感相對應的，是文中“慶兒”的溫潤和敏感。他跟母親在一起時，“最喜歡的還是跟母親一起在灶屋裡。她煮飯燒菜，我燒火”，跟最好的表兄弟燦相處，“大人在時，我們各玩各，他們一走開，我們迅速地黏到一起，說起只有我們知道的話題。”寄宿姨娘家，在下雨那天聽到姨娘去二樓補傘時抑制不住的痛哭，竟能“像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似的”，替姨娘、也為自己掩飾地這麼好。
生活的粗糲和人物的細膩，讀來感覺是一種奇妙的結合，有如看著濛濛細雨，將粗糙的地面慢慢打濕。
生活的不易貫穿著某些部分，讀來心疼。一個溫潤、敏感的十幾歲少年，父母去江西種地，自己留在湖北家中，先是寄居在姨娘家，後又寄宿在學校，獨自直面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心理波瀾，如寄居時受到的微妙的排擠，又如失去外婆的痛苦。這些細碎的情感被作者不加修飾地記錄下來，總能使讀者在自己身上找出共鳴之處。
如果一定要對鄧安慶的作品提出質疑，是我曾對鄧安慶老師作品的寫作範疇持保留意見。大多數作品都定位在對於人生過往和故鄉的寫作上，總體上呈一種向後看的趨勢。當對故鄉和家的情感被持續產出的同類作品稀釋，作品是否會出現同質化，高品質的作品是否得以持續產出？
讀完《天邊一星子》，我的質疑得以釋懷。就本書而言，我個人最喜歡的，是《分床》《天邊一星子》和《寄宿》，相較其他幾篇，這三篇有著更濃郁的個人風格。作品的定位仍是鄉村、仍是親人，但很顯然，作者的寫作早已脫離了回憶、記錄這類“爛大街”的手法，而是把日常生活中那些幽微的、難以表述的部分為讀者呈現了出來，這些部分或是難以察覺、容易忽視，或是寫出來之後極易走樣，鄧安慶卻把他們鮮活地呈現了出來，讓人讀後不禁感歎：啊——這不正是我想寫但寫不出來的東西嗎？
鄧安慶僅僅是這樣溫潤嗎？未必。且看《迷路火光》中的少年，倔強、深思、反抗、帶著神性，所有這些特性都是源于對文學的信仰。在這篇文章中，這個叫做張清宇的少年，是作者鄧安慶作為一名文學信徒的精神提純後的形象映射。通過這個少年，我相信作者對於文學的信仰，已經到了虔誠的程度。
願在寫作路上一路虔誠向前，終成文學星空裡閃耀的一顆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