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立於書架上沒有十年也有八年了，卻連一次都不曾打開過——我想不少人應該都曾有這種經驗——一旦擁有，閱讀欲望就瞬間歸零。不過還有另一個原因，使我無法專心把書讀完，請容我文末再述。
趁著今年的閱讀與寫作計畫，終於有機會強迫自己好好讀完這本薄小的敘事日記。埃內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出生於阿根廷一個中產階級家庭，20歲時他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專攻醫學，並在大學期間多次探索南美洲各地，《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是他與朋友阿爾貝托．格拉納多（Alberto Granado）1952年一起旅行時所寫的日記，這趟旅程改變了格瓦拉的人生目標，使一名醫科學生走上武裝抗爭之路，成為世界聞名的革命家。
雖說是「摩托車日記」，事實上被暱稱為「拉波特拉薩」（La Poderosa II，西班牙文「偉大的、強大的」之意）的1939 Norton摩托車在半途就罷工，格瓦拉與格拉納多只得沿路攔車前進，就這樣從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沿著安第斯山脈，途經智利、秘魯、哥倫比亞，最後到達委內瑞拉。
這趟旅程的初始動機是非常單純的，一次閒聊時，格拉納多說想去北方看看，於是兩人就決定暫停一年學業，就這麼騎著「拉波特拉薩」出發了。旅程前期由於還在阿根廷境內，到處都有朋友和親戚作東，他們因此過得極為愜意。離開阿根廷後，他們開始想盡辦法「窮遊」，用勞力、醫術與騙術混吃蹭住，不是以醫學生的身分睡在醫院，就是住到阿根廷老鄉家裡，還宣稱他們是痲瘋病專家，周遊列國醫治痲瘋病人，因此上了智利地方新聞。
格瓦拉第一次在日記中提及社會現實帶給他的震撼，是在智利的法爾巴拉索（Valparaíso）：一個患有氣喘的老婦人因病無法工作，卻得不到家人的關懷，「他們不再被當成是父親、母親、兄弟或姊妹，而是被當成家庭的負累。」對中下階層的人們來說，無法帶來經濟收入是不會被體諒的。
後來他們在某小鎮遇到了一對自稱共產黨人的夫妻，以開採山裡的硫磺礦為生，丈夫雖然邀請他們一同分食麵包，但格瓦拉猜測他們心中的真實想法是：漫無目標的旅遊是寄生蟲的行為。他從各地建築風貌看到印加文明被歐洲現代文明摧毀與取代，從印地安人與白人間的相處方式看到前者被後者歧視，具體而微地體會了南美洲被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歷史，窺見全世界無產者經受的深重苦難。
結束旅程之後，格瓦拉回到阿根廷取得醫生執照，但隔年就到瓜地馬拉躲避阿根廷的獨裁政權。眼見瓜地馬拉左派總統阿本斯被美國扶植的右翼軍隊推翻，更堅定了他的共產主義思想，隨後加入卡斯楚兄弟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武裝行動，幫助古巴成為西半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從此踏上革命的不歸路。（點播一首－永遠不回頭）
1950年代正值美、蘇兩大強權冷戰時期，諸多南美國家內政遭美國以「反共」為由干預，只有古巴於革命後建立不受美國把持的卡斯楚政權；而先後擔任古巴國家銀行總裁、工業部長的格瓦拉拒絕娛樂、節儉、與人民一同勞動的形象深入人心，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英雄，如今甚至超越意識形態，成為國際間反抗、進步的象徵。
“Che” Guevara的圖像如今已是左翼思想、反抗精神的通用文化符號
旅行足以改變一個人的三觀。經過此番旅程，白人／中產階級的格瓦拉成為為無產階級抗爭的「切．格瓦拉」（Che，西班牙文「兄弟」之意）。 在《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一書正文開始前，他亦對自己的日記有以下註記：
寫下這些日記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時，就已經死去。我，已經不再是我。
但旅行無法改變人的個性。對於格瓦拉「丟失水壺卻仍想徒步越過沙漠」一節，僅能投以瞠目結舌，不知該稱讚他的樂觀或是斥之為極其愚蠢荒謬，但也正是因為他堅毅不怕險的個性，格瓦拉才得以成為「切．格瓦拉」。
後語
閱讀時沒有文化共鳴，對於書中提及的年代、地名、地理情況、社會文化與國際關係一無所知，恐怕是《革命前夕的摩托車日記》與我之間的鴻溝；沒有共鳴，書讀起來就不有趣，但為了讓書中文字具現化，我可能會到訪庫斯科，看看這個在印加文明中的「世界的肚臍」；或是登上祕魯的某山頂，將煩惱寄放在「帕洽媽媽」（Pachamama，安第斯地區崇敬的女神aka大地之母）的懷中……。閱讀發起旅行，旅行得以閱讀，然後寫作，多麼自然。謝謝切格瓦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