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牽起以色列和阿聯酋的手,能帶來地區和平嗎?

2020/08/17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8月13日,以色列與阿聯酋宣佈建立全面外交關係,雙方將於三週後至白宮簽訂和平協議,近期也將就能源、旅遊、直航等領域派遣代表團共議合作。自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交戰,遂令剛解殖的中東再被軍事夢魘籠罩,無論是以色列,或約旦、埃及、敘利亞,各方皆以軍方勢力的崛起來回應時代紛亂。
而驅動此現象的深層情感,先是阿拉伯民族主義與猶太復國主義(Zionism)的較量,再是泛伊斯蘭的負隅頑抗。截至今日,離散的巴勒斯坦人已茁壯至600萬之多,巴以間跨越一甲子的軍事對峙,既重創中東發展,也令雙方人民活在敵意與撕裂中。
面對此般衝突無底洞,阿拉伯國家多已逐漸離場,故以色列得以在1979年和1994年先後同埃及、約旦建交,也曾在1999年至2010年間與茅利塔尼亞有過外交關係,其餘國家也多放棄武力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場,轉而謀求與以色列的私下合作。
如今阿聯酋與以色列的互遞橄欖枝,雖有彼此的政治發展考慮,也與斡旋的川普個人急欲拉抬選情有關,但阿以的和解趨勢仍是此事背後的歷史主旋律,這份協定無法保證和平,但代表阿拉伯世界欲對巴以問題斷尾求生的決心。在與以色列交好的隊伍上,阿聯酋雖不是第一個,卻也不會是最後一個;恰如阿拉伯諸國與巴勒斯坦的情感崩裂,這已不是第一次,自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以色列與阿聯酋在川普斡旋下建交。(AFP)
“伊朗威脅論”對阿聯酋有多少解釋力
此次建交消息一出,多有將其歸咎於阿以共抗伊朗威脅的論述,但筆者認為事件的複雜度遠過於此。
首先,伊朗確為海灣石油國公敵,雙方的敵對態勢短期內也尚無和解可能,但“伊朗威脅論”的成形絕非純然的客觀產物,而是在某些偶發事件後,受政治催發而成。2010年,中東爆發“阿拉伯之春”,當時西方媒體普遍將其譽為“第四波民主化”,但這陣革命狂潮最後真正改變的,並非獨裁政權的生命,而是一系列地緣政治的圖景,“伊朗威脅論”即是產物之一。
在阿拉伯之春擾動下,海灣各國自2011年起漸生騷亂,不僅沙烏地東部與科威特皆有民眾暴動,巴林更上演派兵鎮壓的慘劇,整個海灣約至2012年才恢復過往安寧。秋後算帳時,由於沙烏地與巴林的示威勢力多為什葉派,各國君主們一來對此恐懼不已,二來有意遮掩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矛盾,故普遍同意將此次騷亂歸咎於伊朗“干預”,“威脅論”於焉成形。
阿拉伯之春下的巴林反政府示威。(Reuters)
雖說什葉與遜尼衝突是中東的老議題,海灣與伊朗確也存在地緣競合關係,但阿拉伯之春的到來,無疑是讓這股對峙上升到了新高度。在此氛圍下,海灣各國明顯有意緩和對以色列的仇視態度,故而紛紛展開探路行動,其若非暗自與以色列洽談商業合作案,便是透過政府官員的公開發言釋放親善訊息。
而在傳媒圖景上,除了卡達持續支持哈馬斯(Hamas),故《半島電視臺》(Al Jazeera)仍堅守巴以勒斯坦為主體的敘事外,許多海灣媒體皆已調轉風向:面對巴勒斯坦發動攻擊,導致以色列平民傷亡時,其雖仍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國大業,卻已開始譴責攻擊本身,指出無論理由為何,都不該波及無辜。
2016年川普登上總統寶座,美國的中東政策也衝破虛掩已久的道德封印。其先是在2018年承認國際共管的耶路撒冷屬於以色列,又在2019年宣佈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的主權,更於2020年1月28日公佈備受爭議的《中東和平新計畫》,表示將以此作為巴以衝突的政治解方,不僅承認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主權,更允許以色列完全控制定居點。綜觀川普幾次行動,海灣各國大多持贊成、默許立場,縱有反對,也是作戲居多。
川普宣布承認以色列擁有戈蘭高地主權之景。(AP)
然而面對上述風向變化,“伊朗威脅論”雖能提供直觀解釋,卻無法彌合所有細節。在中東地區,表面上的敵意高漲,不代表全無互動空間,以阿關係如此,伊阿關係亦然,阿聯酋即為一例。
今年2月,伊朗爆發了嚴重的新冠疫情,並逐步向鄰國擴散。沙烏地與巴林等鷹派海灣國紛紛譴責病毒是“來自伊朗的生化攻擊”,顯然欲藉威脅論的老調重彈,遮掩己身的防疫不力,然而阿聯酋並未跟進。自3月起,其便向伊朗輸送多批醫療設備,更充當公正協力廠商,為世界衛生組織提供包機,將醫療人員與物資成功運抵伊朗,明顯與老大哥沙烏地立場不同。阿聯酋之舉,既是“伊朗威脅論”流於浮面的象徵,也是沙烏地權威下降的暗示。
1971年建國時,阿聯酋的石化工業尚未成熟,軍事實力也有待培育,時逢美國入主中東成為新霸主,其前殖民主英國則逐步退出,阿聯酋為求生存,只能依附沙烏地,不僅在諸多外交事件上與其同氣連聲,也在邊界糾紛上對其忍氣吞聲,甚至被迫出讓部分內海與油田。然而求取獨立的火種,卻始終沒有熄滅。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海灣戰爭就此爆發。沙烏地雖在海合會(GCC)的框架下籌組半島盾牌部隊(Peninsula Shield Force),卻沒能派上用場,反倒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在遏止伊拉克上出力甚多。此役過後,阿聯酋加大了對美軍購力道,並推動軍事現代化進程,更在國防政策上明顯倒向西方陣營,積極練兵,不僅參與過1993年的索馬里行動、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2001年推翻塔利班的持久自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dom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2011年的多國武裝干涉利比亞,更在2015年投入葉門內戰。透過一次次浴血廝殺,阿聯酋成功與北約、美軍建立合作關係,不必再事事仰賴沙烏地鼻息。
阿聯酋女兵。(Gulf News Archives)
除了軍事獨立性外,阿聯酋也力促國家的能源與經濟轉型,望能擺脫對石化資源的依賴,故其不僅興建阿拉伯世界首座核電站,也在今年7月19日發射火星探測器,成為第一個實踐火星探測工程的中東、阿拉伯與穆斯林國家,並冀望藉此計畫帶動阿聯酋的太空工業與知識經濟發展。與沙烏地相比,阿聯酋的轉型之路更靈活多變,成效也更顯著。
而隨著小國獨立性與日遽增,大國自也難如過往般強力宰製。沙烏地與阿聯酋近年分歧漸顯,後者尤其希望重劃邊界,讓沙烏地歸還早年侵佔的油田與內海。而兩國看似在2015年入侵葉門、2017年卡達外交危機上攜手合作,實則各懷鬼胎。
在葉門戰場上,沙烏地盼望穩定南方、阻止伊朗在此建立什葉勢力,但阿聯酋則意在獲取亞丁港,以打通自迪拜通往紅海的穩定航線,而非使南也門成為利雅德禁臠,故其不僅支持與沙烏地不同的南方派系,甚至與北葉門的胡塞武裝暗中接觸;2017年聯合驅逐卡達時,沙烏地不滿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又同時與土耳其及伊朗交好,挑戰自己身為伊斯蘭傳教士與海灣代表的形象,但阿聯酋為的則是打壓其經濟規模,避免阿布達比與迪拜商業受卡達吞噬。
如今的海灣地區,除了沙烏地與巴林外,阿聯酋、科威特、阿曼、卡達皆與伊朗有所往來,正如其也多與以色列私下互通有無般。“伊朗威脅論”雖在一定程度上催化海灣與以色列的關係和緩,但阿聯酋的與以建交,更多是在與沙烏地維持距離的前提下,求取國家獨立性的展現。
2017年卡達外交危機示意圖。(Al Jazeera)
以色列的精神困境
而在以色列一方,此次外交突破,可視作川普與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互送的政治公關大禮,川普既由此獲取歷史地位,也為11月登場的總統大選催票;納坦雅胡則藉外交果實擺脫貪腐醜聞,也為難一蹴而就的併吞約旦河西岸計畫找個臺階下。然而由色列本土視角觀之,此次建交正如過往川普送出的諸多大禮:玫瑰雖豔,但滿是尖刺,在立場與分歧漸深的以色列社會,過大的外交突破反令人無福消受。
長年以來,新聞媒體上的以色列多以侵略、殖民形象示人,導致外界極易將其視作團結一心的殺人機器,從而忽略了“以色列人”標籤下,所能暗藏的對立與撕裂。如今以色列約有900萬人口,但其中至少含有四組對立的意識形態: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宗教化與世俗主義、左翼與右翼、阿什肯納茲(歐美猶太移民)與塞法迪(東方猶太移民)。上述群體乘載了各式民族、主權、國家精神想像,致使執政當局陷入無數僵局中。
以定居點運動為例,其由猶太教內部的極右翼、猶太民族主義者發起,結合軍方勢力,以非法手段驅逐、侵佔巴勒斯坦人的家園,藉此壓過政壇中的世俗猶太復國主義、民主派,並以“恢復古猶太國”等標語為號召,凝聚了群眾支持,最後迫使政府承認定居點的合法性。
約旦河西岸,沿著隔離牆行走的巴勒斯坦少年。(AFP)
然而上述殖民性的國家精神想像,終於在四次以阿戰爭後遭遇左翼挑戰。對左翼而言,正是政府對巴勒斯坦的非法驅逐、佔領,導致了民族仇殺等悲劇,最後反令以色列舉國深陷軍事化氛圍,結果平抑物價、降低失業率、促進女權、提升環保等議題全都被迫讓位國家安全,巴以衝突最終成了以色列的沉重枷鎖,不僅令其在人道主義前無言以對,也讓國家治理難以施展。故自70年代起,左翼便反對定居點運動,並認為唯有以色列主動撤回到1967年以前的國境線,國家才有可能正常化。
而在併吞與撤退兩大立場外,以色列尚有極端正統的猶太主義者,又名哈瑞迪(Haredi Judaism)。其約占人口的12.5%,除了少數與阿什肯納茲派結盟者外,哈瑞迪大多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認為世俗的民族主義將導致信仰消亡,故許多人至今不願慶祝以色列獨立日,甚至不承認以色列,並明確反對“在巴勒斯坦的國土上成立猶太國家”。某些哈瑞迪領導人不僅鼓勵信徒自給自足、拒絕國家提供的社會福利,也下令其不准前往國家在1967年後併吞的土地。
上述立場駁雜互異,但仍被迫以求同存異的形式,在名為“以色列”的場域中撕扯、交鋒:1993年,以色列總理拉賓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簽署《奧斯陸協定》,是為巴以和解的重要象徵,但2年後拉賓便命喪右翼猶太主義份子槍下;2018年7月19日,以色列議會以62票贊成、55票反對、2票棄權通過《猶太民族國家法案》,卻有將近60%的以色列猶太人,和超過70%的以色列阿拉伯人認為,國家法律應當涵蓋所有以色列公民的平等,最後高等法院只好介入審理,至今仍難有共識;2019年起,以色列遭遇了史無前例的連續組閣失敗,幾乎引發憲政危機。
上街示威的哈瑞迪。(Reuters)
現下的以色列由納坦雅胡內閣治理,可謂是對猶太復國主義的一脈相承,但即便納坦雅胡當局立場有“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右”之稱,在其為與阿聯酋建交,宣佈承諾“暫緩”對約旦河西岸的併吞計畫後,不少以國的右翼勢力皆發出批評,認為納坦雅胡此舉實與簽署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無異。
如今的以色列深受精神分裂之苦,右翼認為唯有併吞才能讓國家永遠安全,左翼則認為撤出佔領地方能實現和平,但數百萬巴勒斯坦難民真正希冀的卻又不是定居點,而是返回已經淪亡的“巴勒斯坦國”。即便納坦雅胡並未身涉貪腐醜聞,或是立場由右易左,“以色列”都不是個容易統治的國家。國家安全是現實,但數量可觀的巴勒斯坦民族也是現實;大屠殺的救贖是立國的隱喻,但殖民與驅逐的不義,也永遠被烙在以色列的骨血上。
這塊應許之地早已鮮血遍佈,如今區區以阿建交,已難解精神分裂之苦。
逐漸逝去的巴勒斯坦年代
跳脫阿聯酋與以色列的本土視角,此次建交於中東而言,可謂是對巴勒斯坦年代的逝去,加上一筆新註腳。
自1948年起,巴以衝突牽引出四場大規模戰爭,以色列、黎巴嫩、埃及、敘利亞等皆深受其害。長年以來,中東多國的軍事開支大為壓縮發展預算,軍人菁英以政變建立起一個個寡頭政權,中東整體的地緣發展則持續受戰爭所驅動,上述發展幾乎都以巴以衝突為核心,持續運行。
然而各國也在多次挫敗後發現,無論動員“泛阿拉伯”或“泛伊斯蘭”等跨界主義,以色列都難被消滅,倒不如務實面對周邊區域的核心利益。在此氛圍下,巴勒斯坦建國事業逐漸拆夥,並被海灣與伊朗對峙、敘利亞內戰、利比亞內戰、葉門內戰、石油經濟轉型、東地中海油氣之爭等新熱點所取代。中東也在經歷半世紀苦難後,逐漸超越原有的跨界政治動員體系,朝向帶有宗派/部落色彩的民族國家體系邁進。
示威中的巴勒斯坦人。(AP)
然而兩國方案(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以主權國家身份共處)因巴勒斯坦過於羸弱而不可行,一國方案(以色列的阿拉伯人與猶太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則因前者生育率普遍高於後者,也不為以色列所接受。故對巴以衝突而言,最現實的均衡點便是“無國家方案”,即巴勒斯坦人被剝奪合法的政治權利,並無限期生活在被以色列同化、維持民族認同的掙扎中,程度不一的暴力衝突則會成為兩大民族的生活日常。
而與其說是美國或川普的斡旋,促成了“中東和平”,不如說是阿拉伯各國早有共識與默契,要與巴勒斯坦的爛尾工程斷舍離,美國充其量是在脫下戴了多年的虛偽面具後,重新調整中東政策,由高談闊論改為“尊重現實”,這才有了川普上臺後的諸多動作。
但如今巴勒斯坦內部政權分裂,以色列社會也難有共識,巴以問題不論簽署多少協定,都難實現和平。對阿聯酋、以色列、川普而言,此次建交更多是為各自的政治與國家發展服務,巴勒斯坦縱有抗議,其吶喊也終究會如那段共抗以色列的黃金歲月般,湮沒在歷史的巨浪中。

  •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8月17日首發,歡迎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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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專欄,經營《中東新聞》Podcast,曾負笈科威特,習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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