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諾之旅》的玻璃水晶球07　　　　 ～行善集點的國度

　　在時雨澤惠一老師的《奇諾之旅》中，主角奇諾與摩托車赫米斯旅經了大陸上各式各樣，別具特色的「國家」。這些國家就像是中世紀的城池，被城牆所包圍並發展出各自獨特、屬於自己的建築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時，它們也在作品中扮演一個個聖誕玻璃水晶球，承載著現實景色的縮影。有的國家可以殺人、有的國家造成困擾，還有的國家舉國說謊。在動畫第七集中，則出現了將品德化為點數，可以「行善集點」的國家。

　　在這個國家，當人們為其他人的生活做出貢獻的時候就能夠獲得點數。反之，當人犯罪的時候點數就會減少，如果點數變成負值就得入監服刑。根據德行點數最高，又曾經是總統的老人所說，他認為這是一項公平的制度——能夠忠實地反映人的所作所為，而不是被單一事件的印象所影響。老人作為發明家與實業家、甚至是後來作為總統，盡了一生的心力使這個國家人們過上更幸福的生活，也因此成為了國家史上累積了最多點數的人。具體上來說，是足以抵消一項殺人罪嫌的點數。

　　原來，老人這一生都夢想著自己能夠殺人，為了累積到足以殺人也不會被定罪的點數而努力地為他人作出貢獻。然而，在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他卻找不到一個真正想要殺害的對象而煩惱，最終找上了路過該國的奇諾。無奈，奇諾畢竟也是能夠獨自旅行的強者，老人最終並沒有得逞。早已察覺到老人的意圖，奇諾隨時處於能夠拔出左輪手槍應對的狀態。殺人意圖遭到識破的老人也只好感嘆放棄。

　　同樣就允許殺人行為而言，「可以殺人的國度」透過共有的正義相互制衡，「行善集點的國度」則是簡單的量化機制，透過高標價來使殺人顯得不合理。同時，對於倫理決策的量化比較，不免令人想起英國哲學家邊沁的效益論。效益論以行動所造成的快樂和痛苦量化比較作為決策基準，行善集點的制度同樣將善行與罪行標上點數以強化或是遏止某些行為。如果說效益論者面對著名的列車難題會選擇犧牲一人、拯救五人，那麼這個國家或許也會同樣支持這樣的行為。

　　但是，故事並沒有因為奇諾識破老人的意圖就結束。在與奇諾談話之後，他遇到了一位抱著嬰兒的母親。母親希望總統先生能夠摸摸孩子，給孩子祝福。看到了嬰孩，老人卻在想著，如果是毫無防備的嬰兒就能夠輕易地下手了。雖然殺死嬰兒的念頭在腦中打轉，老人最後還是接過了嬰兒，將孩子捧在懷中逗他開心。最後，老人祝福嬰兒能夠成為一個幸福的人，而不是像自己的一樣的失敗者。

　　在此安排老人與嬰兒的互動相當令人玩味。如果說奇諾的強大阻止了老人對她下手，那麼對於甚至肌肉都還沒發育完全的嬰兒，老人便應該能輕易完成「奪取性命」的這個夢想才對。但是，他卻沒有這麼做。雖然故事中沒有給予直接的解釋，但若是從倫理哲學的發展軌跡思考，或許阻止他痛下殺手的，正是自己的德性。最早始於古希臘哲人柏拉圖的美德思想，主張人們必須透過美德的培養以做出更好的決定、過上更好的生活。一生作為發明家、實業家，甚至作為總統為他人奉獻的老人，就算動機並不存粹，應該也培養了十足強韌的道德自我約束。作為一個能夠積攢史上最多行善點數的他，一輩子都作為好人好事代表而活。這樣的他，早就失去了成為惡人的機會。或許，這正是他說自己「不知道要殺誰才好」的原因——因為成為了客觀上史上最善的他，早以失去了為惡的動機。

　　客觀量化的效益論在倫理哲學上一直被視為是外在價值的大宗，而探詢至善美德的德性主義則在倫理哲學上被視為是內在價值的代表。兩者常常在倫理哲學的探討中被放在辯論的兩側。例如說主張應當切在列車難題中換軌道以救助五人的效益論者可能就會面臨德性論者的挑戰，主張選擇切換的行為本身就具同時具有將一人殺死的意圖。但是，若我們考量了「行善集點的國度」這位老人的例子，便能可以發現兩者比起競爭外，更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到了效益論的後期，英國哲學家喬治·愛德華·摩爾就曾嘗試將知識、美學、甚至道德標準放入效益論的計算中，以嘗試令效益論夠將抽象事物也納入考量。這樣的嘗試正顯示了抽象價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就算是倚靠效益等外在條件作為道德決策的人，也可能會發生道德內化的可能性。這或許便是老人的狀況，雖然一開始以積攢點數為目標生活著，他在積攢點數的過程中卻也不知不覺地被形塑成為了一位相當善良的人，並從根本上失去了奪取性命的意義。

　　結果，老人直到故事的最後都沒有動手殺害任何一個人。從該國報紙和街上的情景來看，也能夠發現這是一個治安良好、生活富裕的國家。雖然老人認為自己是一個失敗者，沒能成功實現自己的夢想，但諷刺的是，這或許正是這個制度成功的展現。老人在外在點數制度的鼓勵之下達成了種種的善行，富裕了眾人的生活，自己也作為一個善良的代表帶領了國家走向更加健全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