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圖論「對人類的厭惡」(misanthropy)與「對理性的厭惡」(misology)（下）
三
關於「愛人類」，或者有另一個解讀。可能在〈斐多篇〉這一段裡，「極好的人」只是提到用作對比之用，意在顯示缺乏知識/技藝者因過份簡化現象，便總是抱有一廂情願的期望，認為人必須是心無雜念地行善才是「合格」的，於是一旦發現大多數人都有各種各樣的哪怕是最輕微的過錯，便足以讓他對人類絕望。確實，在文中，最好的和最壞的人都不是直接指事實上最好/壞的人，而是在缺乏技藝者眼中的最好和最壞的人。他以最好的人為標準，即使標準本身可能是正確的，但他誤以為這是常態，便把這個極端好以外的所有其他人都看成壞了。這樣解讀，柏拉圖對「愛人類」不必有甚麼特定想法（更遑論否定之），因為他可以只是在反駁「對人類過於簡化的了解下對人類的愛」，而不是「對人類有真實了解下的對人類的愛」。
但同樣的論調是否也可以用於「厭惡人類」？知道了人的處境與本性是更複雜後，最初的對他人的失望可能就會顯得過於簡化。這樣，柏拉圖也不是在說「厭惡人類」本身，而只是在反駁「對人類過於簡化的了解下的厭惡人類」。但上引文〈斐多篇〉89d-90c2似乎很明顯地是在針對「厭惡人類」本身的，而非特定形式的「厭惡人類」。
四
講完「對人類的厭惡」與「對理性的厭惡」後，〈斐多篇〉續說我們需要勇氣去檢驗每個論證的真確性：
We should not allow into our minds the conviction that argumentation has nothing sound about it; much rather we should believe that it is we who are not yet sound and that we must take courage and be eager to attain soundness, you and the others for the sake of your whole life still to come, and I for the sake of death itself. (Phaedo 90e)
按〈斐多篇〉的場景是蘇格拉底赴死刑前試圖論證靈魂乃是不朽的（因而肉體死亡不是終結）。文中早段便提到「哲學家」放棄各種塵世享樂、追求形上知識、甚至以肉體為妨礙，在一般人眼中已幾近死人，因為「死」的意思即離開塵世。蘇格拉底一方面知道這是對哲學家的嘲諷、一方面不覺得這有甚麼問題（64a~68b）。他甚至說「恰當地實踐哲學的人的一個目標就是要為死亡做準備」（one aim of those who practice philosophy in the proper manner is to practice for dying and death, 64a2-3）。
或者這樣一個追尋真理的過程（而不是得到或得不到真理的結果）才是救贖。畢竟，在古希臘哲學，「哲學活動」本身最終給予我們的，不只是一個理論答案，而是切實地去過一個美好生活。這不只是泛泛說哲學給人某種處世的智慧，而是說缺乏對相關議題的真切關懷，哲學論辯就難免變成只講純粹邏輯（矛盾與否）的概念遊戲。這在〈斐多篇〉討論「厭惡理性」一段已經反駁過：正是只研究各種矛盾令人喪失對「理性論辯」的信心。這大概是柏拉圖在反對當時的「辯士」/「智者」（σοφιστής, Sophists），他們自翊能夠為任何正反題都給予同樣無懈可擊的辯護。但如果正反題都可以為真，那就沒有甚麼絕對真理了。相反，哲學論辯對於有關議題本身足夠敏銳，不會為了贏得辯論而發明怪論，就此亞里士多德或者說得更透徹：
With a view to knowledge (γνῶσῐς) and as regards philosophical wisdom, the capacity to see and hold in one view the consequences that follow from each of two [opposed] hypotheses is no insignificant instrument [of thought]; for all that remains is to make a correct choice of one of them. For a task of this sort, however, one must have εὐφῠια (being well-grown), that is, εὐφῠια as regards the truth — a capacity to nobly choose what is true and avoid what is false.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at those who are εὐφῠής are able to do; for by correctly loving and hating whatever is proposed to them, they correctly discern what is best. (Top. VIII 14 163b9–16)
哲學智慧需要一個成熟的判斷是非的能力。而最終，哲學家與辯士的不同在於他做的抉擇歸根究底關於應如何生活（而非如何贏得辯論）：
philosophy . . . differs from sophistic in its deliberate choice about how to live (Met. IV 2 1004b23–25).
在這種成熟的判斷力的指引下，再對「德」與「惡」建立一個清晰的類型學、洞見人間百態（見上篇）。這樣的話，對於既善且惡的人類，便可以藉著克服「厭惡理性」而能夠克服「厭惡人類」。
五
但柏拉圖在這個傳統中仍然獨樹一幟。在《理想國》裡，理型本身乃是人所能觸及的最有價值的事物。是由於掌握了理型（因而獲得知識），一個被所有人誤以為不義的正義之士的生活才是比受人歌頌的暴君的生活更有價值（註一）。此即是以「真理」為最高善去指導（the dominant good）活在人間的生死愛恨。換句話說，一方面是以「絕對善」（或「善」的理型）去理解「真」/「知識」，另一方面是以「真理」去理解指導生命的「最高善」。那麼，真與善乃是等同的。
如果此說成立，又如果掌握了理型的真哲學家確實不忍拋棄仍在洞穴內的同儕而甘願回到洞內 (519d-521b, 540a-b) ，那我們可能還能有一個更深沉的結論。不僅是充分了解人間百態，而也是與之共同進退。一方面充分正視大多數人都是既好既壞的事實，一方面在絕對善的觀照下——柏拉圖以太陽比喻絕對善——去經歷苦難與人性醜惡，不愛也不恨。
6月23.
註一：見R. Kraut, “The Defence of Justice in Plato’s Republic”,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ato (Cambridge, 1992), pp. 3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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