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對等關稅」以來，全球金融市場屢起波瀾，幾乎沒有國家能夠逃過這場大掃射，即便9日特朗普又宣布「90天暫緩」，各國依舊不敢掉以輕心，中美貿易戰更是隨著關稅疊加持續白熱化。特朗普的下一步是什麼？「對等關稅」又將如何影響世界？這是當前各方的共同疑問。
面對全球政經的未知棋局，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在4月21日舉辦「全球政治經濟大師講座」，邀請到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外交事務學院暨政府系教授、BMW德國與歐洲研究中心主任、《地下帝國》（Underground Empire）共同作者亞伯拉罕．紐曼（Abraham Newman），以「特朗普2.0下的經濟安全」為題，剖析美國的「地下帝國」何以成形，以及特朗普發動關稅戰的真實目的。活動由胡佛東亞民主研究中心、台灣韌性社會研究中心、美國喬治城大學台灣校友會共同協辦。
圍繞講座，《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本篇為第一篇，聚焦美國「地下帝國」的緣起與成形。
世界變化超出佛里曼預測
紐曼首先概述這次演講的四大重點。第一，介紹《地下帝國》的核心論點；第二，展示「地下帝國」的政策工具如何改變美國與對手、盟友、被武器化企業（the companies that are being weaponized）之間的關係；第三，回顧過去兩個月內，特朗普如何化用這些工具；第四，提供一些前瞻方向，探索如何應對經濟互動增強下，脆弱與機遇並陳的世界。
紐曼指出，自己的研究核心，就是經濟網絡如何改變全球政治。人們或許沒有意識，但當今許多日常互動方式，其實都是相當新穎的發明。例如掏出手機就能登入的X（前稱Twitter），其實才誕生不到20年，就像Google其實也只存在20餘年。這些發明不只是歷史的一部分，更是某種「新」的表徵。
無獨有偶，全球生產網絡（Production Networks）同樣展演了這種「新」，作為其中一員的台積電（TSMC）就是如此；過去幾十年，創新系統（Innovation System）受國家疆域束縛，如今已是全球分布；金融也是同樣道理，1970年代多數全球經濟體其實還在實施資本管制，現在則已相對流動。因此可以發現，無論是通訊、金融或生產，這些全球網絡現在都以嶄新樣態存在，但人們很少意識到網絡對於現實政治的影響與作用。紐曼接著提到，佛里曼（Thomas Friedman）曾在著作《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中指出，世界之所以「平」，是因未來秩序將由企業主導，強權衝突將從此噤聲，大國敵對不會再有。正如佛里曼也曾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人們身處一個「有網絡」、而非「有牆」的世界（the world of the web, not the wall），所謂「牆」是指柏林圍牆，也就是意指美蘇冷戰已經結束，未來世界將由網絡驅動，走向繁榮與和平。
紐曼表示，佛里曼文中還提到當時的「新科技」：WWW（World Wide Web），但現在其實已經很少有人談論。不過這個說法仍為人們描繪了未來圖景：經濟網絡可以對權力「去中心化」，也就是避免集權。「不幸的是，從過去幾年的發展來看，世界並不如佛里曼所預測的運作。」
紐曼指出，不論是在西方對俄制裁、中美在拜登（Joe Biden）政府期間的半導體博弈，甚至日韓兩國的互動上，全球行為者其實愈來愈把「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當工具，來謀取自己的政治利益，經濟網絡顯然無法對權力「去中心化」。「而這個現象不僅關乎在上位者，也與一般民眾息息相關：我們該如何理解這種現象？這個世界究竟如何運作？作為一個公民又該如何應對這種現象？」
「地下帝國」的兩大核心論述
紐曼表示，自己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與亨利‧法羅（Henry Farrell）共同完成了《地下帝國》一書的寫作，希望展示一種有別於佛里曼的世界圖景，也就是書中提出的兩大核心論點：第一，世界不僅不平，還具有相當高聳的階層與權力核心，全球經濟活動其實僅由少數樞紐（hub）控制；第二，網絡不僅不是分散權力的媒介，還是「掠食者」、也就是掌控私領域網絡的強權國家，用以宰制各方、對付對手、集中權力的工具。
首先是第一個論點。紐曼以美國達美航空（Delta Air）的系統進行說明，點出所有航線的重要樞紐就是亞特蘭大，即便是從坎昆（Cancun）出發到加拉加斯（Caracas），也必須經過亞特蘭大，「如果你喜歡喝可口可樂，你也會喜歡亞特蘭大機場，這裡有各種不同口味的可口可樂」。但如果風暴襲擊亞特蘭大，「一切完蛋，大量航班被取消，許多航線都會受影響。」
而全球經濟的運作模式，其實就複製了這種經濟活動的集中化。例如任何一台手機，其運作系統不是來自蘋果（Apple）就是Google，晶片不是台積電生產就是三星，就像各種金融交易，其實也只通過少數銀行來進行。
接下來是第二個論點。紐曼以美國、中國、歐盟等國際政治有力行為者的作法進行說明，表示這些行為者都會出於各自目的利用這種全球網絡，不論是監視與監聽反對者、了解經濟網絡的動態，或是將對手逐出網絡，不讓他們進入全球關鍵市場。
紐曼總結，這就是《地下帝國》的兩個核心論述：第一，世界不平，權力相當集中；第二，各國可以利用國際經濟網絡的結構打擊對手，進行監控、監聽或驅逐。
911事件是起點
紐曼接著介紹網絡如何形成，以及國家一旦使用相關工具，會對現實產生什麼影響。紐曼首先以漫畫為例，表示幾乎所有超級英雄漫畫、漫威電影，都會安排主角成為超級英雄故事緣起，且通常是一場悲劇。而美國版本的「超級英雄緣起」，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
紐曼指出，世界經濟的武器化並非特朗普政府獨有，而是早就行之有年的現實。911事件發生後，美國政府便發現自己面臨新問題：全球化成了對付美國的武器，恐怖分子利用全球網絡進行通訊聯繫、金融交易、交通移動，最終成功打擊美國。於是美國政府開始思索，要如何扭轉這種局面、要如何成為有能力捍衛自身的強大行為者。
紐曼也提到，這其實不是所謂「大計畫」（Great Plan），彷彿美國政府一開始就有意識要設下天羅地網、要在未來伏擊自己的對手，而是更像在一片未知的戰爭迷霧中踉蹌前進，不斷發現與建造。而第一個顯著成果，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承包商斯諾登（Edward Snowden）在2013年洩露的「STORMBREW」網路監控計畫，可以算是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的相關應對舉措之一。
紐曼介紹，「STORMBREW」就是從全球通訊結構的光纖電纜著手。根據斯諾登描述，美國在境內設置多個「咽喉點」（choke point），也就是關鍵光纖電纜端口的登陸點。而光纖電纜的特殊處在於，它是以光速傳輸資訊，這意味數據傳輸的速度極快，不像其他線材可能出現延遲（lag）。
紐曼舉例，如果要在巴西傳輸數據，從里約傳到邁阿密、再從邁阿密傳到巴西利亞，其實會比直接在巴西境內從里約傳輸到巴西利亞快，因為前者使用了光纖電纜。正因如此，全球數據傳輸經過美國的次數，可能還高於在自己國家境內的流通次數。而這一現象，讓美國國家安全局得以監控全球網路活動，也是為何許多國家都想發展自己的海底電纜、光纖電纜，來重構全球數據傳輸體系，尤其是斯諾登洩密案爆發後。
紐曼表示，「STORMBREW」只是經濟活動集中化後、被國家用來實現政治目標的眾多案例之一。而這些監控、將行為者排除在國際體系外的過程，其實未必是深思熟慮的決策結果，反而更像層層加碼的不斷積累：當行為者身處危機，不論是恐怖主義威脅、核不擴散、主權遭受侵略，政府往往都會對危機進行反應，接著這些反應突破了原本上限，上限於是迅速成為下限，政府又接著往下一個深水區邁進。
紐曼舉例，911事件後，美國便利用全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來監控恐怖主義，而這個體系就像銀行界的加密電子郵件系統；但接著美國就在與伊朗的核談判中，把SWIFT當成政治工具，將伊朗踢出這個系統；而在近來的對俄制裁中，西方所做的已經遠遠超出SWIFT，例如歐盟就凍結3,000億的俄羅斯央行儲備，不是通過SWIFT系統，而是通過歐元結算系統。
紐曼表示，這些脅迫性的經濟手段，就像不斷升級的階梯一樣相互疊加，且相當難以復原。
原文發表網址:
2025.4.24
Abraham Newman談美國・一｜911事件是「地下帝國」的起點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3221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