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第二波疫情爆發、還未三級警戒前，我有幸見到了駱以軍。那是 5 月 11 日，我們還能悠閒地坐在臺北的咖啡館聊天。
「因為之前身體的病，我這陣子都傻得厲害，你多包涵。」我曾聽過一次駱以軍的講座，談到文學的時候，他是那麼慷慨且溫柔，像是一個頭頂光圈的胖精靈。如今他確實比我印象中更憔悴了，講話的速度也變慢了許多。
室外燠熱，暑氣蒸得人昏沉沉。駱以軍手上的菸也沒停過，我穿過層層熱浪和氤氳的白煙望向他。他穿著簡單的 T 恤和大褲衩，赤腳踩在木地板上，兩只拖鞋東倒西歪，彷彿是兩個曾被劇毒灼穿身心的武士，如今以酩酊大醉的姿態滾躺在地上。
大概是我也醉了，醉倒在駱以軍層層疊疊如夢囈般的故事裡，既是小說的，也是現實的。他跟我說著這兩年的大病、自己經歷的民俗療法、被網軍霸凌的所謂「抄襲事件」，以及新冠肺炎這場大疫裡的種種魔幻事件。
「這兩年世界上發生的種種，我都感受到內心劇烈的痛苦。我覺得人和人之間很怪，大家好像都是外星人的感覺，很像機器人的傀儡。怎麼沒有一個大姑媽說：停，你們這些屁孩，都他媽神經病。」
駱以軍出生於 1967 年 3 月 29 日，有著白羊座的直率和單純，著有《西夏旅館》《遣悲懷》《匡超人》《明朝》《女兒》《降生十二星座》等小說，曾獲臺北文學獎、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首獎、2018年第五屆聯合報文學大獎等獎項。
梁文道曾說駱以軍的小說很「特別」。「不只是在華文世界，而且是在整個當今我所知道的文壇，應該是最特別的。」我不好意思地跟駱以軍坦誠「你的小說我有時候讀不太懂」，他爽朗地笑著說「沒關係」。和駱以軍聊天不用顧忌什麼，他坦蕩、赤誠，如溪水般清澈，大家都喊他「駱大」。
來自20世紀的「劇毒」
駱以軍這幾年接連生大病，先是心肌梗塞，然後是糖尿病。2019 年去檢查身體的時候，血糖 400 多，醫生說要立刻轉急診。駱以軍心大，說自己晚上還有事情，醫生說你現在走出去，隨時可能暴斃。
病情穩定一些後，駱以軍去白先勇的座談會演講。但他的狀態沒辦法恢復到和以前一樣，所以演講稿都要提前寫好。當時念到一半，突然停了下來，因為自己少帶了一張，於是這個演講戛然而止。「我那時候好沮喪哦，所以我說現在比較傻一點。」
「我現在 55 歲，有點來得早。」駱以軍說他的大學老師楊澤「救了他」，楊澤帶著他去看各種民間療法。聽駱以軍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特別有意思，像是在看小說。
「有個師傅練過少林武功，他幫你做『踩敲』，他就踩你大腿的某一條經脈。他那個腳像刀子一樣踩下去，我痛到要抓住後面的某條鋼管，像是極刑。第一次去踩就一直喊：『爸爸，我錯了，放我走。』」
「我老師還帶我去叮蜜蜂，就是蜂針療法。蜜蜂叮在你穴道上，叮完就會死掉，我能感受到蜜蜂死亡前的仇恨。我每週都去，要叮 20 針。現在都不敢去找按摩阿姨，身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疤痕。」
「我都沒聽說過這個，能不能看看你的疤痕？」和駱以軍聊天特別輕鬆，以至於我提出了這種沒頭沒腦的要求。他也不介意，爽朗地大笑，開玩笑說：「看一次五塊，你也可以買月票。」
對於自己現在的身體，乃至精神，駱以軍覺得自己是中了 20 世紀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劇毒」所致。
駱以軍二十幾歲的時候，臺灣剛解嚴，他開始接觸到大量美國、日本的流行文化，以及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的西方小說，例如卡夫卡、福克納、馬爾克斯等。那時候不僅是讀，簡直是狂戀、著魔。
「當你開眼了，你一本一本吞食這些西方小說，其實也是在吞食歐洲文明走到 20 世紀初，已經開始的那種恐怖。就像我們現在開始感受：這世界怎麼了？」
「你其實不知道，這些小說就是那 100 年法國、德國、美國、印度、拉美那些小說家的噩夢，20 世紀的小說很少有美夢。是各種形態的人的恐怖、人的分崩解離、人的痛苦。」
從讀書到寫書，駱以軍以一種獻祭的方式把自己交給了小說。這套用大腦、用身體的方式，是非常戲劇性的，是用個人撞上整個世界，消耗著創作者的生命力。
「用我老師的話說，我是喝著西方現代主義的毒藥奶長成了。我也反哺、也苦苦創作，最後我的小說可能就是一朵朵毒花，很妖豔，但是也有劇毒，它也反噬了我這個人。我老師像是在渡我，所以一個禮拜和他去叮一次蜜蜂。」
《明朝》描寫的就是這幾年駱以軍感受到的人類的痛苦和暴力，但他以一種跨次元的方式書寫出來。人類就要滅絕了，於是把載有人類記憶的 AI 機器人發射到太空，而裡面是關於明朝的病狂、暴力、幻美和理智—這是人類致力於重建的文明。
這何嘗不像是我們當今所處的世界，線下的躁動交織著網路的病態，魯迅所講的人的殘酷、冷漠、微小，充斥在線上和線下。駱以軍也在扛著這世界的痛苦。
原始人走出洞穴
讀駱以軍的小說和散文，很難想像這是同一個人寫的。他在臉書上寫文章也有很多人喜歡，是一種「駱式臉書體」，這和他與我的往來郵件也頗相似，還會夾帶各種表情符號：小熊、笑臉、星空、愛心、鯨魚……
他的小說結構複雜、文字綿密，總是試圖探向人類內心最深處的幽微通道—那之中包含性、暴力、女體等等。但駱以軍的散文則柔軟、溫情，充滿童真，像是一個大孩子對著一群小孩子碎念著小故事。
「臉書上那個比較像是真的我，但也沒所謂真正。」
駱以軍說自己是原始人個性，年輕的時候沒好好上學，是個「人渣」，電腦課都作弊所以沒學會打字。那時候看書還有閱讀障礙，看了半天看不懂，就一邊抄一邊看，抄著抄著就讀懂了。也於是，他直到現在還保持著手寫的習慣。躲在自己的房間寫小說，寫在稿紙上，再付費給別人打出來。
2011 年的駱以軍還不會打字，那時候別人問他要電子郵件，寫很長的對文學的想法給他，他就只會回答「是」。「我都會跟別人說我回信可能不是很禮貌，因為看上去很高傲冷酷，其實是我不會打字。」
直到後來為了盯自己的孩子，駱以軍才開始學起用臉書，也才有了後來的「駱式臉書體」。「那時候他們玩開心農場，我聽說會去偷菜，我說你們別去偷別人的菜，多沒面子啊，我去經營來給你們偷菜。後來我自己上癮，還去便利店買農民幣，臥槽，弄一個超級豪華的農場，熬夜都在玩。我老婆就發怒了。」
駱以軍還很愛聊星座、算命。他說自己是白羊座，比較傻、比較容易犯錯，「我小孩就很受不了我，這兩年孩子感覺我不只傻，還報廢的感覺。我在家經常闖禍，包括把自己搞成這樣」。而駱以軍的妻子和兩個孩子都不是火象星座，「他們很像小動物那樣，三個都很害羞，常常在飯桌上講那些很小的事情，我就很豪邁地發表意見，他們就解散各自走了。」
之前有個小神婆給駱以軍算命，看他的命盤是「八宮人」，這一宮一生的命題就是性、暴力、犯罪、權力的黑暗面。果不其然，駱以軍在小說裡探討的也都是這些命題——這是另一個維度裡的駱以軍。
「一直讓我著迷的，就是暴力的。其實你要講這是性、暴力和女體，也不完全是，它其實是內心一種非常劇烈的痛苦。」
「真實的我其實沒那麼變態和暴力，我也沒從中獲得變態的快樂，但我要像一個極限運動員。比如說《西夏旅館》裡那種歷史的暴力，我覺得自己很像一個潛水夫，要去打撈深海的沉船，但潛水是一個高危行業，我其實是要去打撈人類內心的痛苦、嫉妒、恨意，而寫這些東西會反噬我自己。」
駱以軍的有趣之處也在於這裡，他像是一杯層次豐富的雞尾酒，你甚至可以在烈酒上點火，感受上層的滾燙與下層的冰冷。除了 20 世紀的劇毒，駱以軍彷彿在感知整個人類的苦難。「我有一種很強的『他感之心』，它甚至強烈到我分不清人我的分界，我可以感受到不同人的痛苦，這種痛苦不是技術層面的苦，它是真的讓你痛苦——會讓你爆掉的劇毒。」
「以前有個老前輩給我算過八字，他說我是他見過命的格局最大的，超寬闊的，就像一個超大超大的水壩，但是裡面沒有一滴水。就是格局大但命苦，他說沒見過這麼奇怪的人。」
劫：關於寫作
算命的老前輩說駱以軍會有兩年「死劫」，如果能過，之後的人生會很好。他也確實經歷了生命的劫難，但重病之外，他還經歷了一場寫作生涯的浩劫。
打開駱以軍的臉書，背景是《明朝》的書封，頭像是他戴著小熊帽子的搞怪照片，大部分的文章已被清空，最近的貼文停留在今年的 3 月 28 日。
「……還是好喜歡聽人們叫我『駱大』，我刻了個章，『天真爛漫』，我希望自己大大的。人們會把你根本不認識的對方，想成大壞蛋，想置之死地，其實既然如此，當初何須走文學這條路？……」
再上一條則是在 2020 年 12 月 9 日。「這件事過去一年了。遇見老友，他非常詫異我仍為此事所困，說你這樣一個漢子，怎麼會如此？我說：因為小說之於我，不是兒戲；是性命以對。……」配圖是一大摞手寫稿紙，夾在不同的透明文件袋裡，那是他的新長篇，書名暫定《愛在瘟疫蔓延時》。
駱以軍所指，是 2020 年 3 月發生的「火車事件」，《明朝》中某一段被指控「抄襲」，爾後駱以軍被網軍「追殺」。
事情大致如下：2019 年初駱以軍開設了八堂「閱讀小說與習作坊」課程，其中一堂談到川端康成《雪國》開篇的火車車窗倒影描述，便讓學員們以「火車」為題講述一個故事。後來《明朝》出版後，這堂寫作課的內容成為他小說中一個簡短的素材，其中就包括了一個學員的故事。但駱以軍並非將這個故事占為己有，他只是描述了當時的那堂寫作課……
「如果這樣算是抄襲的，小說這件事都變成抄襲了。」駱以軍仍是憤慨。也當憤慨。即便文壇不少人為駱以軍抱不平，也還是有人落井下石，也還是抵不過網路世界的詆毀，也還是拚不過人類複雜的內裡。
多說無益。
談到寫作的狀態，駱以軍說自己像一台車一直踩油門到極速，飆了 20 年，現在有點油盡燈枯了。但過去這 20 年來，即便有經濟壓力、即便顛沛流離，駱以軍始終保持著盡可能每天在咖啡店寫作的習慣。
大約在六七年前，他的身體開始走下坡，比較難抗氣溫過冷過熱的季節，或是旁人大聲說話的干擾。於是他會走進一間小旅館，辦三個小時「鐘點休息」，從進去後就開始非常專注的書寫狀態。
「這兩年又大病，大約只能待兩個小時，然後回家和妻兒相處，照顧狗，掛網——這是這幾年較糟的習慣。我的書寫一直像一個自律極嚴的運動員。」
「那麼，你覺得你和你的作品，最終想要通往何處？」
「我啊，如果能像張岱的《陶庵夢憶》，甚或《紅樓夢》《金瓶梅》，能夠讓未來的某些讀者讀了，想：啊，這就是曾經某個時代的文明，曾經創造出那樣繁華迷魅的光焰——他們瘋狂的樣子、孤寂的樣子、渴望愛而不可得的遺憾的樣子、像在夢中穿梭巡遊的樣子。」
「啊，那真是心滿意足啊。」駱以軍說。
和駱以軍聊完，我也覺得心滿意足。臺北五月的陽光爍爍地撲在臉上，像是被一個柔軟的精靈撞到。他衝我哈了一口氣，我便跌進雲裡，做了一個關於文學的美夢。
對話駱以軍：年輕時就要有殉道的虔誠
南風窗：如今寫作已經很難是個「全職工作」，對你而言，純文學創作必須是一個職業嗎？
駱以軍：很難，但歐洲當時長出那些妖異奇花的詩人、畫家，許多真的是得到某個遠房親戚的遺產。或像我年輕時讀馬爾克斯、略薩，那時的好幾個拉美天才小說家，他們都是年輕時，當記者，然後顛沛流離，但帶著高燒的對純文學的熱情，再發狂找時間空隙寫小說。
但如今的世界，完全被網路亂針刺繡穿透了，這個演化的結果，必然是朝著愈大的市場，就會生出愈能煽情或通俗的「故事」。對我而言（從年輕時到現在都還是如此認為），沒錯，要寫出能和馬爾克斯、卡夫卡、波拉尼奧、魯西迪這樣的大小說家，「搏一搏」的純文學創作，它真的是需要十幾二十年以上的，足夠專注的時間，去養成、閱讀，然後安定耐性地書寫。
這真的很難跟年輕人說出什麼建議，其實我相信要「抵達之謎」的大小說，他必須在年輕時就帶有一種類似殉道的虔誠。最後也許你為了呵護「寫小說」這件事，去接人世一些像打零工的活兒。但我也認識這樣的朋友，他先進學院教書，或先去當編輯，但那口氣要憋得夠長、夠久，不使心智潰散，然後到較中年後才迎來寫自己想寫的純文學小說的噴發。
南風窗：可以談談你的新書《愛在瘟疫蔓延時》嗎？
駱以軍：我其實設想比較像薄伽丘的《十日談》，然後愛特伍的《末世男女》，就是這場瘟疫，最後徹底失控，人類全部滅絕，剩下十個男女（各有原本社會身分），因其中一位是一個「溪谷主人」，他們躲進這溪谷避疫，同樣為了打發漫漫長日，他們也輪流說故事。
當然這對我頗難，因為要控制這樣如柏格曼電影，人物群戲之間的關係、狀態。但他們及他們說的故事，其實是在「人類時間已終結了」，所謂「時間之外」「除了我們彼此，不會有未來的人想聽這一朵一朵像燒鴉片煙花，冒出來的故事了」。
他們也許是「未來的祖先」，原本各自帶著剛滅絕的那個文明，他們各自眼睛殘影如整片流星雨。20 世紀下半葉至今的一些重要人物與事件（戴安娜王妃之死、麥可·傑克森、雙子星大樓爆炸，或哪一年的世界盃足球哪個神一般的球星的進球，一些經典的電影、流行音樂、政客的名字），尤其是後來網路時代這每日瞬息萬變的事件，各種情感的朝生暮死。
當然我希望他們說著故事，一個個漫暗長夜，慢慢發覺他們的故事本身，有一些說不出的殘影或不確定，似乎有著變異的特質。然後他們裡頭某一兩個人開始懷疑：「我們不會是實驗室培養皿中，因為人類的撲滅、防疫、藥物，殲滅至最後剩下的那十隻病毒吧？」
當然要達到這個效果頗難，我先要寫出他們在那末日以後，說出的那幾個故事，頭髮都快抓光了。
南風窗：在你的所有作品中，哪一本書對你自己最重要？
駱以軍：應該還是《西夏旅館》吧。因為那是我在最好的年紀，最好的身心狀態，極致可能，又拚了命寫了四五年的一部啊。我也很在乎《女兒》這本，雖然反應較平淡。
其實我多處說過，現代小說就像 20 世紀發明的這些極限運動，小說家和那些頂級的 NBA 球員、足球員、花式滑冰選手、跳水選手甚至芭蕾舞者一樣，都有年紀的巔峰期，西方的大小說家，一些讓人神魂顛倒的好小說，大約落點就在 35 到 45 歲之間。老實說，對我自己而言，若是前幾年不幸走了，其實有《西夏旅館》《女兒》這兩部，我覺得也對得起年輕時立誓要走這條路的自己。
本文首發於《南風窗》2021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