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註：《獨語》（另一版）

沐雍熙和父母親、爸媽、爹娘一起到鄉下的小莊園度假（就是一九七零年發生暴動，進而避亂的那座莊園）。在來小莊園度假之前，她把房車停在西京的三居，就一起坐兩天一夜的車，到距離東北方百萬人口的衛霖市；休息一下，就繼續乘車到距離一個半小時的長林區。

曾聽母親（指沐芳宜）說，在一九七零年代之前，這裡雖然森林居多，但從幼稚園到高中及職業學校、診所、小醫院及批發市場、菜市場等還是有的，也有商店街和小餐廳，只是這一類比較少。若在一般街道上，看到有人開小轎車，那是中產中極少數比較有錢的人，不只買得起也養得起車——實際上，多少也是用貪污所得去買車。那時候，一般老實勤懇的公務員，不論是基層還是中階主管老實做事都賺不到錢，僅能維持溫飽，存不了錢，連小台的轎車也買不起；若生病去診所或小醫院更看不起病，平日的三餐或就學方面，倒沒有太大問題。但新法家政府在一九七零年上台後，就不一樣了，他們將公務員和國營企業的考試改為招聘，除了增加薪水與福利等規範，省去漫長的考試時間外，也打破了即使不適任或有問題的高層，亦能被裁員的僵固情況，以此增加人員的流動率。

這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經濟上也影響了衛林市與長林區，人民在食衣住行上得到非常大的改善與保障。在十三歲念初中時，除了一般的國文、英文、美術、體育等科目之外，公民、歷史、法務及哲學課都在學民主、極權與威權的體制區別和差異、不同體制下，公民素養的異同，包含為何有些國家非常民主，但人民在某些方面的素養卻沒有變得多好（只是沒有很差）、歐美與環瀛國及日本和泰緬的歷史、法務則在學實際案例與法條及推論觀點或情境的能力；其中哲學課多以問題及推論的教學方式居多，連邏輯課都只教一些例子跟前面一、兩章，其他不教。

公民課比較有趣的是會參加「紅管區」，那裏面會詳細解釋威權、極權與法西斯的差異等之緣由，此外還會解釋希特勒時期的種種措施，著重在怎麼發生以及如何成功與如何維繫，最後是如何倒台的。這個紅管區在初中會參加兩次，到兩年的高中生涯會參加三次。

按國中那位公民老師的解釋：因為一九七零年極權政府發動政變，讓很多十三至十八歲的人跟一些社會底層、社會蟑螂舉槍革命。在甚麼都不知道也不清楚的時候，就因為領袖崇拜與一股革命熱誠：造反有理，而做出太多人性淪喪的事。因此，成立紅管區並修改公民與歷史課、增加法務課及哲學課就是要十三歲的孩子，對歷史、法律、體制、公民素養等有一個認識或概念，知道為何如此、如此又是否會導致多麼糟糕的事，只要能夠思考一下，並有一定的認識與瞭解，就能減少歷史重演的情況。所以，在不同的年齡階段，多去參觀紅管區是好的，可以認識蘇聯的體制、北越的體制、中共的體制有哪些細部的差異，以及法西斯是甚麼，還有希特勒時期究竟有多可怕，跟中東地區的異同是哪些方面，並理解許多狂熱語言背後的危險與影響。這些或許在十三至十七歲很難全盤領會，甚至難以理解，但一定要有認識與瞭解，避免成為只知道崇拜與造反的政治機器、政治狂熱分子。

這些從十三歲到十七歲的幾門課，在內容與活動上還是很有趣的。但也成了我現在經常無法忘記大部分內容的原因——在課堂的書面報告與上台報告中，已經練就一種反射思維了！別人一講，我一聽馬上就能對應或聯想到，也對健保制相對熟悉，全是在課堂的書面報告與上台報告的結果，真不知是好是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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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環瀛國在一九七三年推行全民健保，詳細規範每個月繳納健保的錢，依職業或職位的薪資、依年齡與身分所要繳納的數額不同。若子女在國外念大學就要繳比較多健保費，或直接暫停個人的健保；若是移民國外，健保會直接取消。若濫用資源，比如有事叫救護車，中途又說不必了，或救護車到場才發現沒有需要或謊報，就會面臨三千到一萬的罰金，第一次通知期限過了沒繳；第二次通知就得繳五千元；第二次再沒繳，第三次就得繳八千元，若三次期限已過，那就得改判勞務（以志工的身分去養老院或慈愛機構、安置機構等地方，提供免費服務）一年到三年。

因此，在身份與事實查核上，做得比較嚴格。若父親為農民，女兒只是家庭主婦卻借用父親的身分，而享有農民的優惠（每個月農民和妻子一共要繳七百六十元），但女婿卻是高科技公司的基層，每個月有十萬的收入，就會依此開罰七千五百元到一萬八。在期限內沒改善，也沒繳罰款會面臨更高的罰金（從兩萬五起跳），及一年到兩年半的勞務。若繳了錢，免去更高的罰金與勞務的刑罰，卻在第一次不定期的複查後，依舊借用身分，則會面臨鞭刑三至五下，第二等之有期徒刑：半年到兩年的刑罰。

這類事實查核在身心障礙跟診所及小醫院特別明顯，若丈夫是富商，太太只是家庭主婦，卻藉親戚家有身障的人，或以某個身障者的身分來享有稅金減免，比如車子（包含電動車與房車）、摩托車、房屋等等，或直接使用在醫療上及停車的優惠。這違反了直系親屬，只有父母親（包含共養人）與本人能使用福利與優惠的法令（看展與園區門票等娛樂性質，則不在此限制內）。

一旦被查到，除了限期改善外（期限過了，不定時複查三次），初犯最高面臨一萬到三萬七千元的罰金（通知三次，每次通知一過，除了罰金加倍，時間也會重新計算）和兩年至四年的勞務。若事後不定時複查，仍未改善，就得面臨罰金五萬至十萬元，鞭刑五下至八下，第二等之有期徒刑：三至五年的刑罰。

若診所或小醫院，借人頭或身障身分和健保藥物之紅利來謀取暴利與不當福利優惠，可開罰兩萬到五萬元並限期改善。若第三次通知到期，沒繳罰金或不定時複查兩次後，仍沒改善將勒令停業一年半，並吊銷營業與醫生執照一年半到兩年。若為累犯，可判鞭刑五下至七下，第二等之有期徒刑：三年到五年，並吊銷醫生執照三年以上，六年以下。

或許是因為極權政府的爛攤子太多了，曾有人不當囚禁身心障礙者與老人長達數年，以此盜領他們的福利金與優惠。此外，也有收容所的人員，不當領取收容老人與智能障礙者的福利金及各項優惠，除了不當虐待外，亦造成大量收容人不當死亡並毀屍滅跡。因此，在新法家政府上台後，做了非常多的改革，避免有不少人喜歡貪小便宜或是鑽制度的漏洞，以謀取私利或暴利。

一九七零年新法家政府上台後，很多人都說「罪重刑更重」好，讓人不敢亂來並知道規矩。從那時的歷任法家總統，經常引述第一任文人總統程明夷的話：「政策與制度，包含社會的環境都會形塑人民並形成相互形塑的循環；因此需要調適與修改，乃至廢除，但永遠不能低估人性。」、「『罪重刑更重』只是社會秩序與人性的最後防線，亦是最終的手段，不是唯一的治理方式。」

這種制度的好處是，罰金及繳納都以三次為限，每次通知都有期限，而且時間一過又會重新計算。只是罰金會累加，第一次通常比較少，第二次就會加重，第三次更重。這便是新法家的「罪重刑更重」，也是很多國家都沒有的先例。

從這個角度來看，「罪重刑更重」還是有緩衝設計的，不如其他國家有些罪判刑很輕，甚至能輕易保釋。而這類看似輕罪，但性質惡劣的罪刑，在受刑人出獄並回歸社會，只有面試官在決定面試後，於五天內可以查看，但不能散布出去（會面臨鞭刑五至九下和第二等之有期徒刑：五至十年的刑罰）；雇主在聘僱之前，會先得知這項紀錄，從中瞭解原因再決定是否聘用。這樣的檔案紀錄，一般會在面試時，就先被面試官查閱並告知雇主；若雇主即為面試官，則須告知輔刑人處理並由面試者提前告知，這就無權查閱檔案。後來新法家政府在二零一零年規定，受刑人出獄五年後，許多輕罪不必再查閱，但檔案上仍會顯示無查閱性質的紀錄。倘若是家庭主婦被判刑，沒跟丈夫分居或離婚；出獄後無需工作，依然能過得很爽，這點倒是制度無法可管，卻能被一體適用的地方。

很多人都講環瀛國雖然只有中國的一半再大一些，但比中國、韓國和日本好，因為高層或老闆罰得比一般百姓要重，罰金也要繳很多，有些罪刑甚至能上綱到第三等的酷刑（以醫療的方式實施），避免財閥或權貴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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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網上的某個網友移民到國外後，沒說是哪個國家，但是有講自己出生於一個罰金很多，面積僅次於奧大利亞的國家。這幾年在那邊生活，在某些方面感覺原出生地還是比較好的，罰金種類雖然多，但都以三次為限，並且不少罪刑會根據被審判者的經濟狀況，改為勞務並調整勞務的年限（最高可判六年）。此外，在事實查核與複查，乃至福利體系，尤其是兒童與青少年的安置處理，包含家暴與性虐和不當養育，造成犯案悲劇等等，也是做得比較好。因此他認為在原出生地，至少鑽漏洞的人比較少、富人也不敢逃漏稅或不繳稅金，不適任的父母造成虐殺或兇殺案的處理，也比他移民的國家要好很多。

當下，看到這個網友的發文感嘆，猜測應該是在紐西蘭、澳洲、歐美等地生活過一段時間，不然感觸也不會那麼深，文中還寫到國高中念一般課之外，還有公民、歷史、法務和哲學課，以及參觀紅管區的回憶與體悟。他認為以前都不知道學這些是在幹嘛，一直到兩個月前飛回來，再次參觀紅管區，才發現裡面的東西很適合現在沉迷網路，喜歡網語（網路用語的簡稱）的青少年參觀！重新逛了一圈後，發現還有一個民粹的三層展廳，除了詳細解釋該詞彙的來龍去脈，還有講到左右兩派的起源、演變與現況等等。在參觀時，終於能理解為何某些政治人物的發言跟希特勒的語言，在感覺上總是那麼像（包含其中的原因）。這時候，他感覺紅管區變得很有趣，跟以前完全不一樣，瞬間收穫滿滿。

對這些回憶與感慨，只能說見仁見智。但在一些方面，新法家政府確實做得不錯！尤其在一九七五年規定社工、刑輔人、兒少福利機構、養老安置機構或慈愛相關機構的個管員等等，若有言行乃至情緒不當連續兩天以上，就可以停職並強制接受心理或精神治療；依據精神醫生或心理師評估是否應該繼續聘僱，或需要留職停薪等處分。

依稀記得，五歲的時候從穆家曾祖父母的隔代，轉為〈共養書〉安排由沐家親戚共養。那時負責的社工就解釋親生父母拋棄養育，並由曾祖父母代為扶養，就同意在孩子五歲時，轉交由孫媳的娘家沐家來共養，放棄原先的扶養權。而法令規定年滿四十八歲的男女或夫妻無法收養或共養子女，僅可提供經濟共養；原因在於年齡比較大，或許經濟上沒問題，但隨著年齡漸長，身體的機能在生活上有很多變化或不便性。因此，法令規定這個年齡以上的人，不適合擔任父母或共養人的角色。

此外，另一名也是負責的社工，有講到因為其中一對共養夫婦已經花甲之年了；只能轉為輔育人，也就是輔助、輔導其他共養人的角色，在實際方面會減少，但不會完全退出。

隨後，她們又補充道，因為有立〈出養書〉和〈共養書〉，審理的法官也同意前一位負責的法官，答應曾祖父母在我五歲時，就轉移成共養的請求。因此，若沒有這兩份事先安排的文件，或者強行執行法令規定，亦或是沒有親戚要收養或共養，我跟苑姊（指苑瓊林）就會被送去安置機構。即便我的其他共養人已經五十歲以上了，不符合法令的規定，但法官還是酌情處理，也就是事後不定期的家紡與約談，以及後續追蹤直到十五歲才能結案。

當時，年紀小聽不太懂，因為在實際中，堂舅與堂舅媽仍是共養人，之後要改稱爹娘，並且會有互動往來，跟那名社工講的情況不大一樣。話雖如此，在我滿十歲之前，那兩名社工不定期家訪，家訪時和警方與其中一名社工約談共養人的情況很頻繁。十歲之後就比較少了，但還是兩個月就來家訪三次、約談三次，一直到十五歲才正式結案。

那時只感覺家裡是不是有甚麼特殊情況，才要如此，但父母親（苑澄遠及沐芳宜）、爹娘（沐芳猷與李熙明）與爸媽（陸貞穆和沐芳若）都說這是必要的處理方式，不是每個人當父母之後，都有能力與條件可以承擔父母的責任。

聽到這樣的解釋，還是不大懂。一直念國中時，才明白是因為有很多問題家長，養出很多問題小孩，造成一些血案；或一些不適任的父母、一些再婚卻不適任的父母虐死或性虐小孩的事，在一九七三年之前很多。因此，新法家政府就規定，兒少方面要由兩名社工處理與追蹤，特殊情況需兩名社工再加兩名警方於家訪等必要時候陪同處理。依此，一旦孩子從原家庭轉移到另外的家庭，兩名社工就要負責輪流不定期的家訪與後續幾年再不定期的追蹤，以確保孩子在穩定與合適的環境裡長大。若進入育幼院，會有三名社工不定期探訪，持續追蹤至十七歲成年，就改為有事聯繫或偶爾聊聊的那種追蹤。

照這樣看，一九三九年出生的俞醇溫（第一任行政院院長），若出生在新法家政府的兒少體制下，或許人生會提早改變，兩位兄長也不會提早向祖母的娘家（俞家）做出託孤的安排，他更不會無法承受真相的衝擊而自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