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台北捷運發生的社會事件，引發廣泛的不安與震盪。
恐懼與憤怒迅速蔓延，而我正好在寫一份心理學課後報告，內容談及人格發展、社會影響，以及心理異常與治療的不同觀點。
當理性的心理學，遇上真實的痛楚
理論與現實，在這一刻不期而遇。
我問自己：如果事件發生在自己或親人身上，我是否還能如此冷靜理性地談論這些學理？
答案其實很清楚——不可能。
心理學長期關注一個問題：人在什麼條件下，會走向失序的行為？
人格的形成、認知的偏誤、社會支持的斷裂，往往不是單一原因，而是長時間交織的結果。這樣的事件提醒我們，心理異常的辨識與早期介入，不只關乎個人福祉，也牽動整體社會的安全。
然而，理論的理解，並不必然能消弭情緒的衝擊。當我們試圖用心理學語言解釋極端行為時，也必須誠實面對一件事—— 理性，往往建立在距離之上。
當傷痛真正落在自己身上，人首先只是一個會痛的人，而不是一個可以冷靜分析的旁觀者。 恐懼、憤怒、失序的情緒都是真實的存在，並非道德的失敗，而是人之常情。
心理學從來不是要求人在痛裡保持理性，而是承認：
在極端的失落與創傷之中，人一定會先成為一個受傷的人，而不是理論的實踐者。
你現在能理性思考，是因為你站在事件之外，有安全距離、有時間，也有足夠的心理資源。 但當那層保護被打破，理性並不是消失了，而是暫時沒有力氣出現。
這正是心理學真正重要的地方——它不是用來要求受害者「想得開」， 而是用來提醒社會：
在悲劇發生之前，有沒有更早接住痛苦的人？
在悲劇發生之後，能不能好好承接受害者的憤怒與崩潰？
而不是急著要求他們「冷靜、原諒、理解」。
如果能重來，沒有人想要這樣的人生
事件之後，總會出現各種評斷。
有人將責任歸咎於加害者的父母，說是家庭教育失敗，說孩子是「生來討債」； 也有人對受害者說，是前世相欠，是命中注定的劫數。
我能理解，這些話多半不是出於惡意，而是一種試圖讓混亂變得可以被解釋的方式—— 為了安撫恐懼，為了讓人相信世界仍然有秩序。
但如果能重來，沒有人想讓悲劇發生， 沒有人想養出有心理疾患的孩子， 也沒有人想一輩子與難以溝通、難以理解的家人不斷對抗。
有些心理疾患者，真的難以捉摸，也真的難以溝通；
而換個立場想，他們又何嘗希望自己成為這樣的人？
終極的放手
若說前世、今生、來世真有其事，我想祈願：這一輩子的恩怨夠了，就此塵歸塵、土歸土。
不再追究誰欠了誰。
不再讓恩怨在生世間反覆糾纏。
讓一切歸零，讓傷害隨風煙消雲散。
只留下此刻的寧靜。
理性是安全者的餘裕，而理解是受傷者的良藥
也正是在這樣的矛盾裡，我想起了我的家人。
他也是一位心理疾患者。這些年，他曾有過一些讓我無法理解的行為，我心裡是有芥蒂的，這一點，我從不想假裝沒有。
要我全然放下防衛，現階段的我做不到，而心理學也沒有給我這樣的能力。
但這堂課，和這些年慢慢累積的生命經驗，教會了我一種較為平衡的方式——
在保持距離的狀態下，嘗試去善解。
善解，並不等於合理化傷害；
保持界線，也不代表失去同理心。
保留溫柔的能力
真正珍貴的，
不是要求人變得更偉大， 而是允許人在不完美的位置上，仍然保有一點理解的空間。
也許我們無法拯救所有悲劇，無法在每一次事件發生前，就接住所有即將崩裂的人。 但至少，我們可以少一點急於歸因，多一點耐心建構支持系統； 少一點情緒性的簡化，多一點對人性複雜性的理解。
心理學最終關心的，不是誰對誰錯， 而是——
人在受傷之後，是否還有被理解的可能； 社會在恐懼之中，是否仍保留溫柔的能力。
走得慢一點，看得深一點，
不是因為我們已經想通了， 而是因為我們不想再輕易傷害任何一個人—— 包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