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搭上那班夜行巴士,是在十一月的第一個週五。台北的天氣已經冷得像冬天,街上的霓虹卻仍亮得過於炫目。那天傍晚,我在鄭州街的國光客運站等車,身邊都是拖著行李的學生或西裝男,只有我兩手空空。
「到高雄的夜行巴士,二十二點二十分發車。」廣播冷淡地重複。
我並不是去旅行,也不是去工作。單純只是想逃。從誰那裡逃、為什麼要逃,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只是覺得,如果不立刻離開台北,我會窒息,甚至有可能異變成喪屍。巴士準時啟程,車內的燈光漸漸熄滅,只剩柔和的走道燈。我買到靠窗的座位,隔壁坐著一名戴著黑框眼鏡的女子,大概三十歲出頭。她的眼神不時望向窗外,卻什麼也看不見,只是一片黑暗。
過了幾個小時,車廂陷入沉默,只聽得見引擎的低鳴。我原本以為她睡著了,沒想到卻聽見她低聲問:
「你也是一個人嗎?」
我愣了一下,點點頭。
「嗯!」
她沒有再說話,只是把隨身的小毯子往下拉,露出手背。那手蒼白到幾乎透明,在微光裡顯得無比脆弱,感覺要是抓上去,會一不小心就折斷了。
凌晨一點,巴士停在台中休息站,許多人下車買咖啡或上廁所。我卻沒有動,坐在座位上發呆。那女人也沒有下車,只是靜靜地把頭靠在椅背上。
「妳要去哪裡?」我終於問。
她沉默了一會兒,回答得很輕:「高雄。」
「去那裡做什麼?」
她抿了抿唇,像是在猶豫要不要說。最後只吐出一句話:「去看海。」
巴士抵達高雄時已經天亮,大部分乘客立刻各奔東西,剩下我和她同時站在月台上,彷彿兩個被世界遺棄的人。
「你也沒有計劃,對吧?」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出乎意料地自然,和她先前的冷淡完全不同。於是我們就這樣並肩走出車站。十一月的南部空氣十分清澈,街上行人稀少,海風帶著鹹味。
她說她叫高梨澪,在出版社工作,專門編文學書籍。因為一件突發事故,她不得不休假。
「事故?」
「作者自殺了。」她語氣平靜得嚇人:「交稿前一晚。」
我無言以對,她卻補了一句:「我覺得是我逼死了他。」
我們一路走到港邊。海水灰濛濛的,天空看起來很低、很沉重,像隨時會下雪。
她拉緊圍巾,卻還在笑。
「我從沒來過高雄,卻總覺得這裡能把人整個吞掉。你有這種感覺嗎?」
我想起自己莫名其妙逃來這裡,心底竟湧起一股同樣的寒意。
「你為什麼坐那班巴士?」她忽然反問。
我沉默良久,才說:「因為沒有人在等我。」
我們在港口附近的廉價旅館住下,兩間房相鄰。晚上她敲門,手裡拿著一瓶紅酒。
「陪我喝吧!反正你也沒事。」
房間狹小,只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張小桌。我們坐在床邊輪流喝著紅酒,她的臉頰漸漸泛紅,眼神卻越來越清醒。
「你知道嗎?」她忽然低聲說:「我其實一直想消失。」
那一刻,我有種被觸動的感覺,因為那也是我的心聲,只是我覺得,我的消失,和她的消失,應該是不一樣的意思。
我們沒有再多說,只是靜靜對坐。外頭的風拍打窗戶,像某種無法抗拒的召喚。
隔天早晨,她提議去搭觀光電車。路上電車空蕩蕩,只有我們兩人。車窗外是無盡的海與山。她靠在玻璃上,聲音輕得像是夢囈:
「如果我們就這樣走到盡頭,是不是會好一點?」
「盡頭?」我問。
「嗯,就像夜行巴士的終點。也許是死亡,也許又是另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沒有回答,因為我知道,這正是我自己想追尋的。
溫泉旅館很老舊,又很安靜。泡湯的時候,霧氣朦朧,我聽見她在隔壁女湯輕聲唱著什麼,旋律模糊,卻讓我心裡一緊。
晚餐後,我們又坐在陽台上看海,黑夜裡只有遠處漁船的燈火。
她忽然問:「如果現在一起跳下去,你會害怕嗎?」
我愣住了,她看著我,眼神卻不是絕望,而像在期待一種答案。
我說不出話。
最後她自己笑了:「抱歉,嚇到你了。我只是想知道,有沒有人和我一樣想逃。」
我低聲說:「有的。」
第三天清晨,她留下一張字條:「我要去海邊走走,不必找我。」
我卻還是追了出去,海風吹得我睜不開眼,她站在濱邊,靜靜望著浪濤。
「妳真的打算……?」我忍不住問。
她轉過頭,微笑著。那笑容竟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堅定。
「不,我只是想確定自己還能站在這裡。」
說完,她赤腳走進冰冷的海水,只到腳踝便停下。她的背影在灰色的天空下顯得那麼孤獨,卻又那麼完整。
回到台北後,我和她並沒有再見面。偶爾會收到她的簡訊,只寫一句:「今天還活著。」
我每次都回:「我也是。」
就這樣過了好幾個月。直到某天,訊息突然斷了。無論我怎麼回,都再沒有回音。
我不知道她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消失在某個海邊。
但每當夜裡經過台北車站,我總會停下腳步,看著那班開往高雄的夜行巴士。
我知道,在那漫長的黑暗裡,我曾遇見過一個和我一樣想逃跑的女人。
而那段同行的旅程,仍是我唯一確信自己活過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