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一名視障者，我在生活中常透過聲音、觸覺與氣息來感知世界。有些時候，這個世界對我們並不友善，但更多時候，這種不友善並非來自惡意，而是來自一種過度的「擔心」與「保護」。這種以愛為名的限制，讓我不禁聯想到近日社會上對於《人工生殖法》與代理孕母議題的激烈討論。
我想邀請大家透過我的視角，看看兩個發生在我生活中的真實片段。或許你會發現，身障者在生活中面臨的困境，與代孕議題中女性的處境，竟有著驚人相似的邏輯。
情境一：制度的排除——當銀行拒絕了我的「風險」視障者和大家一樣，努力工作、儲蓄理財。但曾有幾次，當我前往銀行辦理約定帳戶或薪轉業務時，行員面有難色地婉拒了我。理由通常是：「您看不見契約內容，無法確認簽名，這會有風險疑慮。」
我明白行員的謹慎，但這背後的邏輯值得深思：因為「有風險」，制度選擇的不是提供協助（如語音報讀、電子合約），而是直接「拒絕服務」。
這與代孕議題何其相似？ 反對者擔憂代孕過程有醫療風險、擔心女性在合約中處於劣勢，因此主張全面禁止。銀行因為怕風險而將視障者拒於門外，現行法規因為怕風險而禁止女性出借子宮。這兩者都選擇了最省事、卻也最消極的做法——直接把門關上，而不是思考如何修繕門檻，讓像我這樣的人能安全跨越。
情境二：家庭的制約——那把不給我的「家門鑰匙」
我有一位北漂的視障朋友，每次回南部老家，都得先跟家人確認時間，因為她沒有家裡的鑰匙。家人並非不愛她，相反地，是因為太愛她：「家門在巷子裡，妳看不見，如果一個人開門時壞人尾隨怎麼辦？太危險了。」
因為「可能」有危險，所以剝奪了她自由進出家門的權利。這名義上是安全，實質上卻沒收了她作為成年人的自主權。
這正是代孕爭論中的核心矛盾。 許多聲音高喊代孕會剝削弱勢女性，所以「為了保護她們」，乾脆不准她們選擇。這種邏輯預設了當事人無法判斷風險，剝奪了她們的主體性。我朋友最終爭取到了鑰匙，因為她證明了自己有能力識別環境；而我相信，現代女性也擁有足夠的智慧，在資訊透明的前提下，為自己的身體與人生做出選擇。
除了個人權利的探討，我想邀請大家將目光拉高，看看台灣此刻面臨的嚴峻現實：我們正加速駛向高齡化與少子化的趨勢。
未來的台灣，將面臨勞動力短缺、社會運作動能不足的危機。在這樣的關鍵時刻，我們的制度理應是鼓勵生育，為每一個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家庭——無論是不孕夫妻、單身者還是同志伴侶——鋪平道路。
然而，現行的禁止思維，卻像是在這條原本就崎嶇的路上設置路障。如果有一群人具備撫養能力、滿懷愛心，且渴望透過代孕延續生命，政府是否應該考量社會的長遠運作，打開這扇機會之窗？讓真正想生小孩的人可以生，這不僅是成全個人的幸福，更是為未來社會的永續運作，注入必要的活水。
回到銀行的故事。如果銀行能提供電子檔合約，我就能獨立完成手續；同理，如果代孕能合法化並建立完善體制，風險就能被管理。
支持開放代孕的聲音，並非無視風險，而是主張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配套」：
- 資訊透明化： 讓代孕不再是黑市暗巷的交易，而是陽光下受法律保障的契約。這能避免詐騙與不當剝削。
- 專業的身心評估與保險： 就像視障者需要受過訓練才能安全上路，代孕者也需要在專業的心理諮詢與醫療保險支持下，做出知情同意的選擇。
- 親權的法制保障： 確保孩子是受法律保護的生命，而非商品，保障委託者、代孕者與孩子三方的權益。
如果我的朋友因為怕壞人而永遠不拿鑰匙，她就永遠無法成為獨立的大人。如果我們因為怕風險而永遠禁止代孕，我們的社會就失去了一個變得更包容、更具韌性的機會。
邀請政府與社會大眾，試著放下「過度保護」的思維，轉而扮演「道路鋪設者」的角色。
請為我們制定完善的法律規範，請提供公開透明的契約保障。讓我們在尊重自由意志與完善制度的基礎下，為每一個渴望圓滿的家庭，也為這個需要新生命的社會，打開更多通往幸福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