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黃昏：泥沼中的搏擊者
1912 年的元旦，孫逸仙在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時，彷彿站在了歷史的巔峰；然而，那不過是命運設置的一個海市蜃樓。隨後的十年，對於孫逸仙而言，是一場漫長而痛苦的「穿越沙漠」（La traversée du désert）。
到了 1920 年代初，那個夢想中的共和國早已支離破碎。在北京，軍閥輪流坐莊，政府形同虛設；在廣州，孫逸仙雖然勉強建立了一個「護法軍政府」，但他面對的是更加殘酷的現實。南方的細碎陽光下，不再有 1911 年那種激昂的革命浪漫主義，取而代之的是軍餉的枯竭、僱傭軍的驕橫以及盟友的反覆無常。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冷峻地指出，此時的孫逸仙已不再是那個純粹的革命英雄，而是一個被迫在泥沼中求生的政治家。他成了一個「沒有軍隊的軍閥」，試圖在軍閥割據的縫隙中，用空洞的頭銜和未來的許諾來換取生存空間。最令他心碎的，莫過於 1922 年陳炯明的背叛。陳炯明曾是他最信任的粵軍將領，被他視為一手提拔的門徒，卻在關鍵時刻砲轟總統府，迫使孫逸仙倉皇逃亡上海。
這次背叛不僅是軍事上的失敗，更是孫逸仙內心世界的道德崩塌。他發現，傳統的道德契約在權力面前一文不值，西方列強對他的求救冷眼旁觀。在上海租界的寓所裡，這位年近六旬的老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獨與幻滅。正是這種絕望，將他推向了最後一次、也是最大膽的一次賭博。
孤獨的博弈：與莫斯科的冷酷聯姻
1923 年，孫逸仙將目光轉向了蘇聯。這並非因為他突然皈依了馬克思主義，或者是對共產主義產生了靈魂深處的共鳴。正如白吉爾所分析，這是一場基於冷酷現實的「策略博弈」。
孫逸仙一生都在尋找外力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當英、美、日等國一次次拒絕援助他時，蘇聯伸出了橄欖枝。白吉爾形容孫逸仙的算盤是：「給蘇聯套上轡頭，然後騎上這匹馬」。他需要蘇聯的盧布、軍火和組織技術來打造一支真正聽命於他的黨軍，去完成他念茲在茲的北伐大業。
這場聯姻的另一方，蘇聯顧問鮑羅廷（Mikhail Borodin），對孫逸仙也毫無幻想。在發給莫斯科的機密報告中，鮑羅廷毫不客氣地評價這位盟友：「孫逸仙非常落後……他常常像街頭路人一樣進行簡單的推理……他把自己視為英雄，而將其他人視為群氓。」鮑羅廷甚至用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詞來形容孫：「在中國，他只不過是一個開明的小總督。」
這是一場互相利用的婚姻。鮑羅廷需要孫逸仙這塊「國民黨的靈魂」招牌來推進蘇聯在中國的戰略，而孫逸仙則需要鮑羅廷這把鋒利的手術刀來切除國民黨內的渙散與腐敗。雖然兩人在廣州的洋樓裡並肩作戰，但他們的靈魂從未真正交融。
永遠的即興家：尋找支點的西西弗斯
如果說白吉爾看到了孫逸仙晚年的策略性，那麼謝弗林（Harold Schiffrin）的視角則讓我們看到了這位「即興創作者」（Improviser）一以貫之的悲劇宿命。
從 1894 年上書李鴻章試圖進入體制，到 1900 年尋求與日本泛亞主義者合作，再到晚年轉向蘇聯，孫逸仙的一生都在尋找一個能撬動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的支點。他是一個不知疲倦的實用主義者，為了「救國」這個終極目標，手段可以無限靈活，甚至到了令人眼花撩亂的地步。
謝弗林指出，孫逸仙身上有一種驚人的「不可抑制的樂觀」與「魯莽」。即便世界一次次拋棄他，他也要即興創造出一個新的盟友、新的方案。晚年的他，一邊與蘇聯顧問熱烈擁抱，高呼反帝口號；另一邊卻仍在私下試圖尋求美國或德國的介入，甚至在此前還曾幻想過一個「中、德、俄」三國聯盟。
這種看似混亂的「多方下注」，實則透著一種深沉的悲哀。他像是一個溺水者，試圖抓住任何一根漂過的浮木。他深知自己缺乏根基，他是一個沒有士大夫功名的邊緣人，一個沒有地盤的流亡者，因此他必須不斷地借力。這種「即便世界拋棄我，我也要創造出一個支點」的執著，是他作為悲劇英雄最動人，也最無奈的註腳。
晚年的妥協：被權力異化的理想
為了獲取蘇聯的援助，為了那場似乎永遠在準備中的「北伐」，晚年的孫逸仙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協。在廣州，他開始收緊權力，按照列寧主義的模式重組國民黨，要求黨員宣誓效忠。
那個曾經信仰英美民主、主張溫和改革的孫逸仙漸行漸遠了。為了維持龐大的軍費開支，他不得不默許對廣州商人的高額徵稅，甚至鎮壓了由買辦和商人組成的「商團」。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反諷：當年正是這些沿海的資產階級和華僑資助了他的革命，而現在，為了革命的最終勝利，他卻將槍口對準了他們。
他在 1924 年重新詮釋了「三民主義」。為了安撫黨內右派，他批評馬克思主義；為了取悅鮑羅廷和共產黨，他又宣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他的思想變成了一種「服務於政治的權宜之作」。他不再是那個在倫敦圖書館裡沉思的理論家，而是一個在權力鬥爭中殺紅了眼的戰士。他犧牲了部分的民主理想，試圖換取一個統一的國家。
神壇上的陌生人
1925 年 3 月 12 日，北京的風沙正緊。孫逸仙在鐵獅子胡同的病榻上停止了呼吸。他死於肝癌，終年 59 歲。
他的死，是一場宏大政治劇目的開場。正如白吉爾所言，孫逸仙的死亡比他的活著更有力量。在他死後，國民黨迅速啟動了一場造神運動。為了建立政權的合法性，為了在混亂中確立一個不可質疑的權威，蔣介石和國民黨將孫逸仙塑造成了「神」，尊稱為「國父」。
在南京紫金山的陵墓中，孫逸仙被抬上了神壇。然而，那個被供奉的圖騰，已經不再是真實的孫逸仙。他那些充滿矛盾的即興思想，被戴季陶等人過濾、剪裁，凍結成了一套僵硬的官方教條。他那種為了救國不惜一切代價的靈活身段，被塑造成了永遠正確的先知形象。
真實的孫逸仙，那個在翠亨村砸神像的逆子，那個在倫敦霧中編造故事的冒險家，那個在南洋橡膠園裡推銷債券的流浪者，那個在廣州泥沼中掙扎的政治家，最終消失在裊裊香火之後。
他一生都在追求現實的權力以改造中國，但命運卻在他死後，給予了他最為輕盈、也最為沉重的形式：一個被膜拜的符號，一個神壇上永遠沈默的陌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