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的餘溫：一張被撕碎的肖像
1907年的春天，孫逸仙站在東京的站台上，口袋裡裝著一張沈甸甸的支票，和一張通往未知的船票。這一年，他41歲，已不再是那個初出茅廬的廣東造反者，卻也尚未成為萬眾歸心的國父。他是被日本政府禮貌驅逐的「不受歡迎人物」。
但他帶走的錢——來自日本外務省和鈴木洋行的饋贈——卻在留學生激進的道德潔癖上劃了一道口子。對於章太炎這樣狂傲的國學大師來說，拿敵人的錢就是污點。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在書中還原了那個決裂的時刻：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總部，憤怒的章太炎指著孫逸仙留下的空椅子大罵，最後扯下了牆上掛著的孫逸仙肖像，將其撕得粉碎。這不僅僅是一次人事的紛爭，更是身分定義的攤牌。白吉爾冷峻地指出，孫逸仙從來不是一個合格的現代政黨領袖。當東京的知識分子在討論民主程序時，孫逸仙卻轉身回歸了他最擅長、也是最原始的角色——「職業密謀者」（conspirator professional）。他厭倦了與書生們的爭吵，他更喜歡會黨的歃血為盟與日本浪人的江湖義氣。帶著那筆被視為「受賄」的鉅款，他把分裂的同盟會拋在身後，獨自走向了南洋的荒原。
火線上的幻覺
離開東京的孫逸仙，急於用硝煙來證明自己。1907年12月，在中越邊境的鎮南關，他終於得償所願。
這是一場帶有超現實色彩的戰役。孫逸仙身穿軍裝，身邊站著一位法國退役軍官，他們將一門克虜伯大炮推上山頭。當炮彈轟向清軍陣地時，孫逸仙興奮地喊道：「反對清政府二十餘年，今日始得親發砲擊，雖死無憾！」。
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親臨火線。然而，在歷史學家眼中，這更像是一場「火線上的幻覺」。白吉爾分析，孫逸仙利用法國殖民者想染指中國南方的野心，在法屬安南（河內）建立了基地，試圖通過邊境走私武器來撼動帝國。但這種「邊緣戰略」註定是徒勞的。幾百名會黨僱傭軍的衝殺，換不來全國的響應。當法國政府因為外交壓力將他驅逐出境時，孫逸仙再次發現，自己又成了一個沒有戰場的將軍。他沈迷於軍事指揮的快感，卻掩蓋不了他正逐漸被革命中心邊緣化的殘酷現實。
流浪的推銷員
被日本驅逐，被法國驅逐，被英國禁止登陸香港。1909年後的孫逸仙，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世界流浪漢」。他把目光投向了更遙遠的地方：美國與南洋。
謝弗林（Harold Schiffrin）將這一時期的孫逸仙描繪為一個焦慮的推銷員。他沒有軍隊，沒有地盤，甚至失去了對國內革命組織的控制。為了維持他作為「領袖」的合法性，他必須不斷地演講、籌款。他向橡膠園裡的華工、洗衣店裡的夥計推銷一種叫做「中華民國」的期貨。他印製了大量精美的「革命債券」，承諾在革命成功後以十倍回報兌現。
這是一種近乎瘋狂的推銷。謝弗林指出，孫逸仙是在用「夢想」來掩蓋「現實的空虛」。為了增加可信度，他甚至與美國一個患有侏儒症的軍事冒險家荷馬李（Homer Lea）合作，構想了一場在美國訓練華僑軍隊反攻中國的荒誕劇碼。白吉爾形容這段經歷像是一部「二流的連載小說」。他在華僑面前扮演著全知全能的領袖，宣稱國內有「十萬大軍」等著他的號令，但轉過身去，他卻得為下一站的船票發愁。
黃花崗的絕望
然而，推銷員的夢想是用鮮血支撐的。1911年4月，孫逸仙在海外籌集的一筆鉅款，被送往廣州，那是他策劃的第十次起義：黃花崗起義。
這是一場自殺式的衝鋒。同盟會最精銳的知識分子，包括林覺民、喻培倫等人，都在這場戰役中化為了屍體。當失敗的電報傳到大洋彼岸時，孫逸仙感到的恐怕不僅僅是悲痛，而是一種深不見底的無力感。錢花光了，人死光了，清廷依然屹立不倒。
此時的他，似乎已經走到了政治生命的盡頭。國內的激進派在罵他騙錢，海外的華僑已經疲憊。他像是一個輸光了所有籌碼的賭徒，站在1911年的夏天，兩手空空，舉目無親。
丹佛的早餐
命運，總是在最荒謬的時刻露出微笑。
1911年10月12日，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孫逸仙坐在布朗宮酒店（Brown Palace Hotel）的餐廳裡，正準備享用他的早餐。他在去往堪薩斯城的路上，行李中甚至沒有一本密碼本，導致他無法解讀黃興早前發來的緊急電報。
他隨手買了一份當地的報紙。在那上面，一行標題撞入他的眼簾："Wuchang occupied by the Revolutionaries"（武昌被革命黨人佔領）。
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反諷。他策劃了十次起義，每一次都親力親為地籌款、運槍，結果全部失敗。而這第十一次，一場由共進會與文學社這兩個與他關係鬆散的組織，在長江腹地發動的兵變，竟然成功了。
白吉爾評價道，孫逸仙「錯過了他與歷史的約會」（missed his appointment with history）。在這場推翻帝制的終極戰役中，他是缺席的。然而，謝弗林卻看到了另一層深刻的意味：正因為他的缺席，他才變得完美。在那個混亂的時刻，國內的各派勢力互不服氣，而遠在天邊的孫逸仙，作為一個長期流亡的符號，一個被西方世界熟知的名字，反而成了「所有人公約數的圖騰」。
他吃完那頓早餐，沒有選擇立即回國，而是轉身去了倫敦和巴黎搞「外交」。他知道，他雖然錯過了武昌的槍聲，但他必須作為唯一的「總統人選」歸來。
這位荒原上的推銷員，終於在他漫長的流浪盡頭，等來了那筆最大的訂單：一個新生的共和國。
從總理到神像的漫長告別
1912 年元旦，當孫逸仙在南京宣誓就職臨時大總統時，歷史彷彿給了他一個遲來的擁抱。然而，這不過是另一場更漫長、更荒涼的流亡序幕，他即將開始他政治生涯中真正的「穿越沙漠」（La traversée du désert）。
那個他在海外用口才與債券兜售的「民國」，迅速在袁世凱的權術與軍閥的混戰中支離破碎。這位「缺席的父親」回來了，卻發現自己無力掌控這個新生的孩子。從南京的總統府到廣州的珠江畔，他將淪為一個「沒有軍隊的軍閥」，在背叛與羞辱中掙扎求生。
為了奪回權力，這位永遠的「即興創作者」（Improviser） 將不得不做出他人生中最危險、也最冷酷的賭注。當西方的民主盟友背棄了他，當昔日的同志陳炯明將砲口對準他，絕望將把這位崇尚英美憲政的信徒推向北方的紅色蘇聯。這將不是一場意識形態的皈依，而是一場為了「北伐」而進行的策略博弈。
他將如何在廣州的泥沼中，通過最後一次的妥協與轉身，讓自己在死後從一個受挫的政治家，升華為一尊受萬人膜拜、卻面目模糊的「國父」神像？
請期待最終章：〈神壇上的陌生人：從革命即興家到被製造的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