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伊朗核計劃高層、核子工程師法赫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遇襲喪命,是為2010年以來,第5位遭暗殺的伊朗核科學家,也是繼年初的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後,第2位在今年遇刺的伊朗高官。
然與蘇萊曼尼案有所不同,彼時特朗普(Donald Trump)高調承認動手,並宣稱蘇萊曼尼「預謀」攻擊美國使館,故美國「被迫」先下手為強;此次暗殺雖無人認領,但動機與前案的「莫須有」相比,顯然更為明晰:時值美國政府換血,拜登(Joe Biden)是否重返「伊朗核協議」(JCPOA)屢成焦點,暗殺事件一出,必然煽動伊朗民族情緒,進而阻卻美伊關係和緩。
故外界普遍推測,此次主謀應是不欲美國重返核協議的相關勢力,或為以色列,或為特朗普與其團隊。然而由後續發展觀之,伊朗政府顯然洞悉背後陰謀,故而延用1月應對蘇萊曼尼案的克制態度,並未針對美國或以色列進行大規模報復。核協議最終仍維繫了基礎框架,只是伊朗再次聲明「不接受美國以重談核協議條件為前提的談判」,換句話說,美國若願以原條件重返,核協議仍將為其打開大門。
而伊朗輿論經歷此番騷動,除有初期的激憤外,也逐漸泛出深遠的反思漣漪。從官方新聞到海外媒體,伊朗精英對於這起驚天暗殺各有見解,在跨界視域下,多面意義彼此折射互映。
暗殺意欲何為 暗殺事發後,伊朗精英首先探討其背後目的。
伊朗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員會前發言人、立場保守並常批評總統魯哈尼(Hassan Rouhani)的侯賽尼(Hussein Naqwi Hosseini),在接受《半島電視台》時表示,自奧巴馬(Barack Obama)擔任總統、拜登擔任副總統起,美國便開始了對伊朗核科學家的暗殺行動,今日如此、未來亦然。而此次舉措,應與擔憂拜登重返核協議的猶太復國主義實體(意指以色列)、沙特有關,其既欲阻卻美伊關係和緩,又想摧毀伊朗核計劃。侯賽尼指出,此次暗殺對伊朗而言,是無可替代的重大損失。
然而德黑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阿布什納斯(Imad Abshnas),伊朗目睹伊拉克、利比亞與敘利亞的慘痛經驗,深知核技術集於一人便有暗殺風險,故早已令法赫里扎德廣收門徒。這些年來,其已培育超過2,000名學者,如今的伊朗核計劃已不會因1人或10人遇刺受阻。而在背後主謀的身分推測上,其同樣譴責沙特、甚至阿聯酋協助以色列遂行暗殺,並認為儘管重返核協議對美國是選項,但在拜登任期內,伊朗應難與核問題六國達成新協議。
出身伊朗、身兼美國智庫昆西國家事務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執行副主任的帕西(Trita Parsi)同樣,此舉並不會損及伊朗核科技,而是意在打擊外交局勢。眼下伊朗儘管不會輕易報復,卻將在未來日趨保守,不論是調整核政策,抑或處理區域事務,伊朗難再信任美國。
伊朗如何應對 與此同時,伊朗輿論圈亦討論了暗殺過後如何反應的相關議題。
伊朗首席大法官、被認為是最高領導人哈梅內伊(Ali Khamenei)潛在接班人選的雷西(Ebrahim Raisi),於12月7日伊朗學生節,如今的美國已然衰弱、遠不如四年以前,且其政權本質即是殖民,內部充斥種族歧視與壓迫,不過依賴宣傳粉飾自身。在此情況下,一味依賴對美談判、進行對話皆為錯誤,民族與學生運動才是伊朗社會得以抵禦外敵的關鍵,此也同為蘇萊曼尼與法赫里扎德的立場。
伊朗的保守大報《世界報》(Kayhan,波斯語:کيهان)亦以
《恐怖攻擊是核協議之果》 一文 ,抨擊魯哈尼對核協議的無限讓步。文中指出,伊朗過度樂觀期待拜登重返核協議,形同鼓勵西方對伊朗人民犯下罪行。在魯哈尼7年半任期內,伊朗成為兩任總統的俎上肉,受盡美國予取予求,文末更呼籲魯哈尼應拋卸西化與自由主義思想,加強國內生產以解決治理困局,而非依賴西方的經濟誘餌。
伊朗智庫「光明思想家研究機構」(Andisheh Sazan-e Noor Studies Institute)學者,扎雷(Saadullah Zarei)亦於《世界報》撰寫
《箭在弦上》 一文 ,直指以色列為幕後兇手,伊朗遭其打壓多年,已無需再忍,應直接對其港口大城海法(Haifa)展開攻擊,不僅摧毀設施,更要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此文一出,隨即在伊朗引發熱烈討論。
然而,有別於《世界報》的強硬立場,某些於伊朗內部受查禁、但於海外伊朗社群運營有成的波斯語媒體,紛紛對國內湧動的民族情緒提出示警,《橄欖報》(Zeitoon,波斯語:زیتون)便為其一。美籍伊朗裔學者諾巴赫什(Mehdi Noorbakhsh),指出暗殺事件後,伊朗極端保守勢力普遍存在三大思維謬誤,一是未能覺察國家的情報系統漏洞百出,二是低估核協議對伊朗政權存續的重要,三是誤以為伊朗有能力在軍事上痛擊以色列。如此發展,實是在無形中與美以右翼連手,將伊朗推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總部設於加拿大的《伊朗電報》(Iran Wire)亦刊出,指出伊朗經濟上高度依賴石油出口,歷經過去的極限施壓,早已退無可退。眼下若欲為烈士犧牲的鮮血報復,便會進一步犧牲伊朗的公民性命與財產。
暗殺後的反思 承上脈絡,暗殺事件折射伊朗諸多內生困境,由此成為核協議、是否報復後的新話題焦點。
伊朗作家埃克達爾(Solmaz Ekder)於《橄欖報》上,指出伊朗的核科技並不直接造福人民,反倒招致國際制裁,法赫里扎德僅能稱作政府的英雄,絕非國家的英雄。而就在暗殺發生前幾周,疫情未滅的伊朗又爆發雞肉危機,原因大抵是通貨膨脹加上糧食安全導致飼料漲價,最終催發雞肉價格飆漲,人們被迫排幾個小時長隊,購買政府定價的便宜雞肉,作者藉此反問,人民為何要為剝奪己身財富、又資金去向不明的機構人士悼念?況且伊朗政府在暗殺敘事上說法屢變,法赫里扎德起初是核工業之父,瞬忽又成防疫專家,人民究竟該為烈士或謊言悲痛?
伊朗作家愷加(Aida Qajar)亦於《伊朗電報》上發表,指出暗殺凸顯伊朗政府不僅難以保證人民的經濟安全,更無法確保官員的人身安全,僅能在事後高喊「強硬報復」,並要求人民繼續為「抵抗經濟」犧牲奉獻,以遮掩己身無能。其更於文末直言,伊朗人民正如神權政府手中的白老鼠,後者無法保障國家安全,更遑論爭取國家利益,只能如波斯諺語所云:在隔世的窄巷中自吹自擂。
而《世界報》即便立場保守,也有些許文章提出反思。例如
《我們何以沒有經濟界的法赫里扎德》 一文,文中肯定了法赫里扎德等科學家的貢獻,但隱諱地批評國家政策錯誤,認為發展核工業消耗國家資本,未能惠及民生企業,西方的經濟制裁雖重挫國家經濟,但伊朗嚴重的官僚主義也加劇了人民苦痛,除導致效率低下外,特權、腐敗、階級不平等遍地叢生,政府正如貴族,令國家徒然依賴、浪費外匯資源。
此次暗殺於伊朗而言,可謂是核協議遇上美國政壇變動的偶發事件。然而在政治與知識精英的一系列辯論中,伊朗特有的問題意識由此暴露,縱有言論審查與管制,本土與海外皆是捍衛與反思力道並陳。暗殺會過去,但伊朗的考驗仍在繼續。
本文發表於:
2020年12月9日《香港01》:
2020年12月10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