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伊朗政府坦承,位處中部的納坦茲(Natanz)核設施於7月2日突然起火,導致組裝新離心機的建築體受損,某些精密測量儀器付之一炬,恐將迫使新離心機的研發與出產時程延後。根據伊朗安全單位表示,這場大火起於內部爆炸,爆炸原因已查明,但「出於安全考慮」,有待日後時機合適再行公布。
然而儘管官方嚴守口風,仍有幾位不願具名的伊朗官員向媒體透露,納坦茲核設施的爆炸並非意外,而是受美國與以色列攻擊所致,坊間隨後更傳出幾種攻擊版本:網襲、空襲與安置炸彈。
儘管美以對此指控加以否認,但有鑑於兩國此前網襲伊朗的經驗,加上以色列在事後第一時間釋出了清晰的建築倒塌衛星圖,以國內甚至也有政治人物指責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當局以國民安全換取政治籌碼,似乎愈加坐實了流言。
7月10日凌晨,伊朗首都德黑蘭郊區、城市加爾姆達雷赫(Garmdareh)和聖城(Qods)又發生連環爆炸,導致城市大規模停電;媒體Al-Arabiya甚至報道,位處德黑蘭西南部的革命衛隊(IRGC)導彈倉庫沒能倖免。伊朗雖未證實Al-Arabiya的報道,但由於一系列事件的地點太過特殊,不僅加劇了以色列的嫌疑,也令此事陷入諱莫如深的疑雲中。
三國多年的偷襲糾葛
而在此前,伊朗與美以間已有過幾回敵後偷襲的交手。
2010年,伊朗遭遇名為「震網」(Stuxnet,又稱蠕蟲)的惡意軟件攻擊,該軟件以伊朗核設施為狙擊目標,最後導致伊朗全國近60%的電腦遭受感染,並波及印度尼西亞、印度、阿塞拜疆、美國與巴基斯坦等地。2012年,美國官員坦承,此次網襲所用軟件,是在以色列協助下,由美國國家安全局研發而成,目的在於阻止伊朗發展核武。而當時受災最重的,便是納坦茲核設施。
2020年4月24日,彼時以色列剛開始執行鍼對疫情的第一階段封鎖,伊朗革命衛隊便趁機先發制人,藉網絡襲擊了該國多地的供水站,不僅導致數據庫數據異常,更自境外接管系統,使得氯與其他化學物質被以不正確的比例混入自來水、甚至令水泵暫時停止運行。上述種種令以色列疲於奔命,決定對伊朗施以回擊。2020年5月9日,以色列趁機對伊朗海軍所在的阿巴斯港發動網絡攻擊,這次襲擊導致指揮船舶、卡車和貨物移動的系統崩潰,港口因此停運多天。
而與以色列相比,美國對伊朗的襲擊向來較為公開,例如1988年的伊朗航空655號班機空難,當時位處伊朗水域內的美國海軍將固定航線上的民航機擊落,導致機上290人全數遇難。即便美國事後辯稱是識別錯誤,仍在國際輿論譴責下,向伊朗支付了1億3,180萬美元的賠償金。最近較著名的案例,則是2020年1月,美國對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em Soleimani)的暗殺事件,還一度引發了美伊即將開戰的國際恐懼。
上述為各方公開承認的交手紀錄,然而伊、美、以之間尚有許多難以證實的襲擊疑雲。例如在2010到2012年間,伊朗共有四名核科學家接連死於暗殺,以色列既未證實也未否認參與,美國更因長期資助、庇護伊朗反政府武裝團體「伊朗人民聖戰者」(MEK)而難脱嫌疑,加上當年也有美方官員出面盛讚暗殺事件,國際上於是普遍將此事歸咎於美以主導。
2019年,沙特油田遇襲,胡塞武裝組織坦承動手,但因伊朗長年介入也門內戰,並支持北方的胡塞陣營,故國際也多視伊朗為此事的背後藏鏡人,加上2012年12月,伊朗曾對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發動大規模的網絡攻擊,導致約有30,000台電腦受感染,成了伊朗狙擊沙特油業的鐵證,遂令前者更難辭其咎。
歸根究柢,伊朗、以色列、美國三方存在長遠的戰略對抗關係,故任何風吹草動,都極易被識別成來自彼岸的襲擊。例如2019年的空襲油田事件,若以長期的政經結構視角觀之,也能形成解釋的論述空間,即美國長年制裁伊朗的石油出口,而沙特則作為盟友填補伊朗缺位後的市場空間,讓制裁得以持續進行,伊朗自然對此大為不滿,故有此舉。
而伊朗此次的爆炸事件,即便美以雙方皆未承認,仍在疫後世界的焦慮情緒下,召喚了過往的歸罪範式。
各有難處與需求
由以色列一方觀之,發動襲擊的潛在政治利益,在於拯救內塔尼亞胡的政治生命。
這位曾經的政治明星如今身陷貪腐風暴,並面臨審判,倘若最後真被定罪,不僅會被迫辭職,更將令政治生涯提早終結。而在近來兩三個月,以色列多次空襲敘利亞境內的伊朗軍事目標,倘若再被證實策畫此次連環爆,將有高機率引發後者反撲,不論是伊朗再度發動網絡攻擊、抑或加大在黎巴嫩與敘利亞的軍事部署等,皆易導致內塔尼亞胡獲取「伊朗威脅」的國家安全籌碼,將己身型塑為以色列不可或缺的守護者,轉移貪腐審判的注意力。
而對美國而言,襲擊本身約是着眼於恫嚇之效。6月29日,伊朗要求國際刑警組織逮捕涉嫌參與暗殺蘇萊曼尼的36名美國官員,其中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此外5月以來,伊朗持續派出油輪向委內瑞拉的馬杜羅 (Nicolas Maduro)政權提供石油,上述種種皆令美國有藉口實施報復舉措。
平心而論,眼下美伊以三國皆受疫情牽制,若放任此事無限制上升、乃至爆發衝突,恐將賠上失控成本;若能藉模糊的歸罪範式,將此事導向曖昧的英雄主義與反帝情調,則對三國皆有好處,即便是受襲的伊朗,也能藉此轉移內部不滿。
故美伊以如今可謂是踱步在各色流言的濃霧後,隱遁自身,維持小規模對峙態勢,但小心翼翼避開大規模衝突的紅線。1月時,伊朗在應對蘇萊曼尼的遇害上便極為克制,如今更是一反常態並未直指美以為兇手,也是深知自身弱勢,不願全面戰略攤牌之故。
一陣連環爆後,外界霧裏看花,當事國則謹慎擷取政治紅利。在疫後的荒涼與蕭條下,重要的並非兇手身分,而是各界所構築的敘事,能否在政治的輿論場上,聚攏四散的民心。
本文發表於:
2020年7月12日《香港01》:
2020年7月13日《多維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