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疫情:割裂的階級,危險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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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初,伊朗便是舉世關切的熱點之一。累計至3月31日,已有超過4萬例確診、2,700多例死亡,死亡人數僅次意大利、西班牙、中國、美國,高居世界第五,更有包含副總統、部長與軍事將領在內多人感染、離世。
綜觀伊朗的疫情經過,其既錯失早期預警機會,導致病毒傳入十多個鄰近國家,也缺乏足夠的醫療資源,致使這場疫戰一度艱辛。而在這段過程中,伊朗社會特有的分歧也暴露無遺,雖說病毒面前人人平等,但人人用以應付疫情的社會資源卻不可能相同;選擇使用的話語及立場,更是受其所處階級影響。
病毒就像午夜雷鳴,在無數轟隆間,藉那爆閃雷光,照見伊朗的兩大階級鴻溝。

一切始於聖城

2月20日,一名加拿大婦女被確診為新冠肺炎,經醫生查問旅遊史後,其表示自己剛從伊朗歸國。無獨有偶,中東多國也在此後接連出現確診案例,先是黎巴嫩、伊拉克、阿富汗、巴林、科威特、阿曼通報世衛,接著是與中東接壤的巴基斯坦、格魯吉亞宣佈失守。而在上述國家的通報案例中,幾乎所有患者都與該加拿大婦女有一共同點,那就是都曾去過伊朗。
反觀伊朗當局,其雖於2月19日才宣佈發現2起確診案例,但依前述的跨國傳染規模觀之,伊朗國內或許早就邁入大規模傳染階段。而細察政府公佈的首2起確診案例,恰有一共通點:這兩人全都來自什葉派聖城庫姆(Qom)。雖說病毒傳入庫姆的初始途徑至今未明,但早在伊朗政府公佈消息前,疫情顯然已在當地擴散,更令無數朝聖者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成為載體,將病毒帶回故鄉。
然而,即便情勢加劇,逼使伊朗政府取消了德黑蘭等大城的清真寺週五聚禮(Jummah),其卻始終不對諸聖城下手,就連面對擴散之源的庫姆,也只是要求其控管朝聖人數。直到3月16日,全國已出現14991例確診,853人喪命,政府這才下令封鎖庫姆與馬什哈德(Mashhad)的聖陵與清真寺,嚴禁朝聖,卻已錯過黃金封鎖時間。而政府反應之所以會慢半拍,主因還是在於不敢得罪國內保守的底層群眾。

保守的底層群眾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社會底層的「被壓迫群眾」(mostazafan)受到解放。共和國政府進而在八十年代力推福利計劃與社會政策,擴大了社會支出與連接城市及邊陲的基礎設施,更普及中等教育,讓伊朗的國民識字率上升到了98%。然而伴隨石油帶來的經濟增長,伊朗的不平等程度開始加劇,加上美國日漸收緊的經濟制裁力道,遂導致低收入家庭、工人、年輕學生、蝸居城市郊區者、卡車司機與教師被推到了光譜中的相對低端,成了社會底層。
而或許正因底層人民渴求的分配正義難以實現,故其往往都是宗教場域裡的保守派,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外,就是作禮拜與朝聖。每到週五聚禮時,其通常會至社區清真寺聽伊瑪目宣講,宣講內容不僅包含宗教教義,也帶有極強的政治色彩,充斥著「美國去死/以色列去死」等宣傳口號。故而在底層人民的生活中,社區清真寺不僅是信仰依託,更是構築世界觀的重要場域。
就其信仰光譜觀之,底層人民本應是神權政府的捍衛者;但隨伊朗近年經濟急速崩壞,其也開始站到政權對立面:2017年是因雞蛋漲價而暴動,2019年則為油價調漲而上街,後者更招致共和國建政以來最血腥鎮壓。然而政府也深知經濟沉痾短期難救,且恐怕還要繼續惡化,故只能寄希望於清真寺系統,讓其盡可能宣揚反美敘事,疏導底層人民的怨懟。但沒想到會在半路殺出疫情這個程咬金。
在得知政府封鎖馬什哈德的伊瑪目禮薩聖陵(Imam Reza Shrine)、庫姆的法蒂瑪聖陵(Fatima Masumeh Shrine)後,底層人民果不其然火冒三丈,聚眾包圍清真寺,更不顧安全部隊圍阻,突破人牆、強闖入寺,直至政府派援才勉強撤出。在這場疫情下,底層人民缺乏足夠的醫療資源,性命相對脆弱,卻因自身所處階級,而堅持維繫在清真寺集體禮拜的習慣,並再度與政府爆發衝突,為疫情防控埋下不穩因素。

世俗化的中產菁英

而在底層之上的,便是相對養尊處優的中產菁英。
革命四十年來,除了某些富商外,還有兩群人自共和國的經濟成長中獲益,一是革命衛隊,二是技術官僚。革命衛隊聽上去是軍事機構,實則為伊朗的經濟巨擘,其藉經營公司來壟斷大型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並控制港口與邊界,管理進入伊朗的貨物;技術官僚則透過自身專業,發展裙帶關係與恩庇政治體系,影響力遍及各界。
這些菁英的子女雖未必會走父母的老路,卻始終是富裕中產世界的成員,其中包括:房地產商、銀行家、工程師、醫生、知識份子、文化名流、演藝界人士等。這些中產菁英大多過著十分現代化、世俗化的生活,其至清真寺往往是為拍美照上傳社群媒體,而非作禮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術館、圖書館、電影院、購物中心乃至美式速食店;家中也裝有衛星電視,能收看海外伊朗人建立的電視頻道,甚至還會私下釀酒買酒。
此般生活方式,體現了伊朗現代性的弔詭之處,即伊斯蘭革命以來,由於中產階級崛起,反令社會整體世俗化得更厲害。而在這些菁英中,除了革命衛隊因職業之故,帶有強烈的反民主傾向外,多數人都持親改革派、甚至反神權政府的立場。其一來對政府的反美、反帝敘事深覺厭煩,二來為革命後逝去的諸多自由感到惋惜,故而在2009年由中產階級發動的伊朗綠色運動(Iranian Green Movement)中,其核心訴求與希冀温飽的底層人民截然不同,這些人要的並非和穩的雞蛋價格,而是自由民主。
而在此次疫情中,中產階級也用自己的方式,展演出反政府的力道。例如當伊朗宣布德黑蘭等大城的學校停課後,某些大學生便開始規劃外出旅遊的行程,目的地甚至包括此次重災區馬什哈德,全然不顧政府的防疫呼籲;而面對盡數取消的藝文活動、封閉的咖啡館與水煙店,其同樣憤憤不平。但中產菁英與底層人民不同之處在於,其身處都市而非傳統社區,也較有機會接觸、甚至調動高級醫療資源,而非仰賴小藥房。
雖說同為伊朗人,但這兩大階級在面對疫情與病毒時,註定無法使用平等的話語及資源。

疫戰下的伊朗共和國政府

另一方面,伊朗疫情之所以會在早期失控,政府也是難辭其咎。其一來不敢得罪底層人民,封閉聖城清真寺,故而耽誤了阻斷感染源的時機;二來2月21日恰好是伊朗四年一度的國會大選,政府為獲取足夠支撐政權合法性的投票率,遂屢對民眾保證伊朗境內絕無疫情,甚至說出「患者不必前往醫院,在家休息喝水補充維生素就行」、「所謂新冠疫情,不過就是西方要讓伊朗恐慌的人造陰謀」這種話,更嘲諷武漢封城是一戰前的老方法。
然而疫情爆發後,雖說伊朗的醫療水停在中東名列前茅,但其長年受美製裁,導致藥品與醫療器材嚴重不足,實在難以負荷忽然來勢洶洶的確診數與死亡率,故而最後只能師法中國,下令嚴格封城,並且全城消毒;而在臨床收治上,其也借鑑中國經驗,開始興建伊朗版火神山醫院,以求妥善分配醫療資源。
如此舉措下,即便伊朗的每日確診與死亡人數仍穩定上升,但其趨勢卻明顯較後發的歐美國家和緩。其能在美國制裁下維持此般態勢,除得益於革命後建立的醫療保健體系外,也與伊朗政權在執行封鎖上的強制力道有關。但這場疫情仍暴露了共和國政府的些許隱憂。
在過去的伊朗社會,反美曾是最大公約數;然而綜觀今日伊朗的兩大階級,政府不受中產菁英喜愛,又無法兼顧底層人民的經濟需求,其正當性基礎已被蠶食。而面對此次病毒攻勢,政府在宣傳上,仍習慣以反美、反帝口號維穩,例如控訴新冠疫情是美國針對伊朗刻意挑起的生化戰等。此舉雖能略微動員民族主義敘事慰藉底層人民,卻也將無可避免地激怒中產階級。
疫情總會過去,但病毒真正扮演的政治角色,卻仍撲朔迷離。這場疫情最終究竟會像蘇萊曼尼遇刺般,力促伊朗團結;抑或像革命衛隊誤擊客機般,激發更大民怨,現下仍是未知數。此刻的共和國政權,正在菁英的峭壁與底層的懸崖間獨行,其同民意與疫情的較勁,仍要些許時日才能見真章。
本文發表於:
2020年3月31日《香港01》:
2020年4月5日《多維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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