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酒唔飲飲罰酒？回溯那些年廿三條那杯「敬酒」

「國安法」實施超過兩星期，其辛辣程苛刻程度超乎預期。筆者亦曾經想過：若果香港在早年(例如2003年)自行制定基本法23條，令國家覺得「安全」了，就不至於有今天景況？難道如某些人所言，真的是「敬酒唔飲飲罰酒」(敬酒不吃吃罰酒)？

現階段感覺如何苦與哀，也不能任意放逐理智及尊嚴。這種「敬酒唔飲飲罰酒」的心態，說穿了其實就是一副奴才自虐相。

今夕何夕？廿一世紀沒有帝王及錦衣衛，只有公僕。公僕何時被賦權，可以對我(們)一介公民，肆意喊殺喊罰，威嚇脅迫，甚至以刑求震懾？這固然可以作為成語「喧賓奪主」的當代典故。再進一步，這個過程竟然被浪漫化成醇酒碰杯，不問為何立此法，只求不要受罰，我來自斟自虐，自會「快樂」得多了。如何立法、檢舉、量刑等等，背後涉及各種考慮及專業判斷，不能拍一拍腦袋一蹴而成，那可比擬為乾一杯賞個面般隨便？

回望香港制定23條那段日子，香港人曾經用心討論。套用奴才的腦袋及詞彙，那時算得上是「欲嘗敬酒」，只是諷刺地，熱心制訂23條的人士殺紅了眼，壞了大事，於是惟有擺出一副凶惡相，祭出「罰酒」論調，以掩飾其過錯。

2003年23條立法諮詢階段，當時政府的取態早已讓「方便執行」凌駕「寧縱毋枉」，筆者早年的網媒投書已詳述：

“….「方便」心態正好反映在「……根據普通法，警務人員為制止罪案發生，可在沒有搜査手令的情況下進入私人處所等；但在調査罪案方面並沒有緊急進入及搜査的權力，這對調査第二十三條下較嚴重的罪行來説，很可能是一大弱點……」這一類條文上。即使我們完全撇除政治檢控及誅除異已等意圖，23條要針對的罪犯，為何凶猛於毒犯悍匪及殺人犯，需要上述額外調査權力處理？甚至可以繞過法庭或裁判官，由高級警務人員﹝例如警司﹞行使有關額外調査權力？普通法裡頭對警務人員執法設立的重重關卡，其實是透過「司法」制衡「執法」，體現「控方舉證責任」及「無罪推定原則」，間接阻止警務人員濫權濫捕….”(1)

如此執意破壞「司法」制衡「執法」，何以言「敬」？袞袞諸公不反躬自省，反而著意使當年這類備受質疑的做法，「成功」體現於「國安法」，然後怪罪香港人為何不早一點自毀長城，理應受「罰」….如此論述，也許只能以無賴二字嘉許之。

談及袞袞諸公，那可不提及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鄔維庸醫生？當時大家對制定23條還是有一點「誠意」，曾經倡議以白紙草案向公眾諮詢(2)。然而鄔維庸醫生「一士諤諤」，於白紙草案一事上不肯干休，甚至高調宣稱要透過司法覆核、釋法等行動，阻止政府透過白紙草案諮詢市民(3)。

向直接受影響的市民，進行詳細諮詢，令法例真正為國為民，而非偏袒權貴、誣蔑異見，實屬應有之義，亦可謂之「敬」。但經過公民審核，23條震懾言論自由的能力自然大減，鄔維庸之流那會不明瞭箇中分別？故此這類熱心人士祈望的從來就是一條惡法，豈會關心是敬是罰？

最後，怎能忘記時任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法律條文的理念、執行都可以細緻地、理性地討論、辯論。但前局長說服不了大家，只能呼籲大家「相信我」(4)，已經非常丟臉，但更大的失誤，出現在2003年七一遊行前夕。當時各方初步判斷，會有很多市民參與是次遊行，作為政府主要官員，理應安撫降溫，前局長卻反其道而行，對著電視畫面，漠視民眾憤怒，侮蔑七一上街的人不過是「逛街」而已。

回溯那年那天，筆者本來已心灰意冷，對七一遊行不存寄望，也沒有打算出席。但葉太如此盛氣凌人，若果嚥下這一口氣，還能夠頂天立地做一個人嗎？

很明顯，葉劉淑儀這名前保安局局長，民憤當前仍剛愎自用，說話毫無分寸，毫無「敬」意，把當時政府僅存的威望也葬送掉。

然而，不應把責任都推在某一人身上。當年撰寫〈實施《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諮詢文件〉的「法律專才」、不容特區政府表現軟弱的鄔維庸醫生、鼓勵市民逛街的葉太等等，三者(應該不止三股)合流，形成當日那一杯「酒」。那杯明顯是毒酒，目的是把一柄刀架在市民頭上，從來就不是甚麼敬酒。

註：

(1) 《迎戰23條：方便執行還是寧縱毋枉》 (立場新聞，8/5/2015)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迎戰23條-方便執行還是寧縱毋枉/

(2) 《白紙草案係乜東東？》 (香港獨立媒體網，6/2/2017)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20170205a

(3) 《鄔維庸要脅尋求人大釋法》 (蘋果日報，23/12/2002)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021223/3019577

(4) 《香港特首選戰：葉劉淑儀參選　重提「23條」國安立法》 (BBC中文，15/12/2016)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2985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