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小屋

去年夏天，带父亲回了一趟老家，是五年前迁居成都后的第一次。

他刚来那会，偶尔会嚷嚷要回去。渐渐地，许是习惯，也许是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未必能负担那样的长途旅行，便收了声。母亲倒是每年回去一趟，也得人陪着，毕竟可以自理。

既然他不提，我也正好假装不明就里。回去一趟太麻烦了，即便不考虑他的身体状态，在我这一方，要提前很久安排手头的工作、要请假、要把轮椅搬上搬下、要驾车往返两千公里……此外还有同样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要照顾，实在也有把头埋进沙子的心理需求。

促使我下定决心排除万难要做成这件事的，是去年四五月间的两件事。一是同事的父亲骤然离世，二是白银越野21人遇难的惨剧。同事跟我说，两个月没回去看父亲，本来计划五一假期的，谁知他等不到。而白银的事，让我从另一个方向思考自身命运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也是个跑者。

和姐姐商量，问她能不能请到假，可以的话合我二人之力，便不怕不成。姐姐眼睛也没眨一下，给了我肯定的回答。

真正成行，要到两个多月之后。时已盛夏，骄阳到处肆虐。姐姐从她的城市远道而来，然后我们在一天早晨，将行李、纸尿裤、轮椅和父母一起搬上车，启程回家。

对父亲来说，那是五年来第一次，对我亦然。那趟旅程走了两天，因为担心父母吃不消，每天用半天赶路，半天休息。到家的时候，是第二天傍晚日暮时分。

房前屋后杂草丛生，轮椅被野草纠缠着，推而不动，要拖着倒退才行。挂在铁门上的铜锁生了锈，费了好大劲才把院门打开。

这是父亲五年来第一次坐在自己二十六年前举债修建，又在过去二十一年费心维护，眼看着一点点好起来，如今像自己的人生般无法挽回地衰败下去的院子里。

院子里也长满了草。我闻到韭菜的味道，低头找寻，原来便是从我站立的房檐下的散水石阶下面，有韭菜长出来。多年前老妈栽在花园里的月季，这几年无人打理，野蛮生长，已经和核桃树的树叶纠结在一起，乍一看，以为核桃树开出了月季花。核桃树上没几颗核桃，柿子树上也没几个柿子，李子树上更没李子。老妈说因为今年初春果木受了霜冻，是平常视频电话不断的老姐妹传递的讯息。

我从一间屋子里找出一个弃用许久的助步器，让父亲试着走几步。铺院子的红砖坑洼不平，加上野草四处使绊子，我但心他摔跤，从旁保护。但父亲来了精神，让我不要管，他自己颤颤巍巍着前行，一边走，一边四处瞅，惦记他的铁锨、䦆头、架子车。有个他从前修剪果树用的铁梯没看到，他让我到处找，但终于也没找到。

偏房是泥肧房，很简陋，小门小窗，泥土地面，是二十六年前从老宅的窑洞里搬到这里时盖的第一批房子，总共有一个大间和三个小间，其中一个小间做厨房，一个小间放杂物，剩下的一大一小，便是起居室。父亲住在小间，小间有有炉子有沙发有炕，白天也兼做客厅。我还记得那些冬日的早晨，我坐在炉子旁看书，父亲推开门，门帘在他身后落下，卷进一团冷风夹带着雪花。他一边把手往炕上的被子下伸，一边嘴里唏嘘有声。现在想起来，他一直很怕冷，但我一直不知道。

十多年后，我参加了工作，经济上宽裕一些，父母才又加盖了朝南的砖瓦房。对于那次扩建，我心颇不以为然。家里没人啦，盖来做什么，白白浪费钱。但我的反对声量很小，毕竟那是父母的家，他们要在此度过余生。母亲主持，新房盖得很漂亮，白墙红瓦绿门窗，外墙和地面都贴了瓷砖，房檐下有水泥混凝土石阶散水，院子中心有花园。也是因为过于漂亮，和农村的现实环境不大匹配。农村人，即便不是下雨天，进门也带二两土。新房米黄色的地砖，很难打理。母亲爱干净，父亲不拘小节，二人常为地上的泥脚印争吵不休。新房当然都是新东西，床褥也比老房里的讲究，也便更需要爱惜。多几次以后，父亲嫌麻烦，便无事不登三宝殿。那间阴暗，粗陋的土坯房，让他更自在。他只在夏天的晚上，去新房的客厅里看看《新闻联播》。他生病以后，渐渐行动不便，跨上跨下新房二十公分高的散水台阶对他都成了困难。后来我买了新电视，装在他住的小房间，新房从此更少涉足。

五年前的那个初秋，我回家探望父母。才发现父亲困在他的小屋，腰疼，几天没上过炕，一直坐在屋角的单人沙发上，脖子朝一边梗着。屋子通风很差，污秽难言。后来别人都说哎呀你好孝顺把父母接到身边照顾的时候，我总是在心里叹一口气：不是孝顺，是没办法。那时的情形，很让人绝望，没办法假装事情会自己好转。

五年后返乡，父亲最怀念的，仍是他那间小屋，一进院子，就探头往那边张望。只是如今也进不去了，那间屋子的地面，和院子有个高差。新房也有，是高出院子，但它是低下去。在父亲足力日渐不逮的那些年，我们在门槛下面垫了砖，先是一阶，后来增加到两阶，最终仍然于事无补，他终究还是只能困在里面。

我把轮椅推在门口，让他往里看。里面一切都是他走时的模样，那个漆有凤凰的上翻盖柜子，那张他在其中不眠不休几个昼夜的单人沙发，那个油漆剥落锈迹斑斑的洗脸架，还有墙上挂了许多年的红木相框……老妈说要是烧炕的话，应该把炕上那床被褥塞进炕洞里烧掉，脏烂成那个样子。我说不然拿出来院子里烧，老妈又担心引燃其它东西，而我，想着好端端地在院子里烧东西也挺奇怪，最后讨论无疾而终，还是让它铺在那里自生自灭。

我拍了个视频发给大哥，他回说，院子长成草原了。

我和姐姐试图铲一铲草，很难，很快放弃。草厚的地方，轮椅在上面还算顺畅，铲了之后，地面反倒坑洼难行。而且，意义也不大，铲再干净，无人涉足，过段日子照样风吹又生。

后门外的黄花儿菜还开着，当年父母拿他们当宝贝，每天要趁含苞待放摘下来蒸半熟再晒干，日后好拿去换钱。遇到没太阳的日子，没办法晾晒，只能贴在锅盖上，甚至铺在炕席上烤干，否则就会烂掉。我不喜欢吃黄花菜，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看多了为它所劳的心和费的力。

老爷子努努嘴说：“黄……黄花，没人摘。”

我摘了两朵，给他和我的耳畔各自夹上，招呼二姐出来给我们拍照。老爷子苦笑着脸，无可奈何。我说你那时候为了黄花晒不干也没少和我妈怄气，现在看，这东西自己开，开了自己败，连偷的人都没有了。

家里五年不曾住人，如今也不适合安顿无法自理的父亲，因此，这五年后的惊鸿一瞥，便只能匆匆收场。

临走前，我从墙上取下来三个相框，把相框后面的钉子拔掉，再拿掉嵌相框里的玻璃，倒出许多古老的黑白照片。有些是我的婴儿时期，还扎着冲天辫，胖嘟嘟的甚是可爱。有一张穿着绿色的棉袄，脸蛋上有一点红。姐姐问，这是你还是我？我说肯定是我，彩色的，你那时候没有彩色。她说也不一定，那时有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不是全彩，像这样，只彩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