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他們的距離，不是精神疾病而已

當一個人進入精神危機，聽到了別人聽不到的聲音、或是出現別人無法理解的想法時，精神障礙者和周圍親近的人面對這樣的情況常常難以溝通、關係緊張。就像我們與惡的距離的應思聰，在日常生活裡他要隨時隨地去面對聲音對他的冷嘲熱諷，而這些不就是我們在不得志、在逆境裡也常會有的自我懷疑與批判，也是我們害怕自己成為別人口中的魯蛇。但應思悅和他的家人明白嗎？醫療人員明白嗎？他的「魯蛇經驗」和我們這些市井小民應該是貼近而沒有距離的，可是當我們用精神疾病的症狀「幻聽」、「妄想」去命名，瞬間那就是我們與精神疾病的距離，我們區隔了在這社會生活裡共有的失敗與挫折，變成「精神病人」、「正常人」的差別，然而這會不會才是把應思聰推開，不論是應思悅的家人，或我們，我們只看見他是病人，我們會問的是：吃藥沒；卻看不見他跟我們有一樣的失落，我們都想要有人看見我們失落，想要人幫我們一把，想做一個正常人，所以應思聰才會說：「為什麼是我」，這一個人人看了都心碎的一句話。可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是常常聽不見精神障礙者這樣的吶喊的，我們就覺得：他該吃藥了，因為他控制不住情緒。

強制住院今年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後，審察委員明確提出強制住院違反公約第 14 條「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因素，或是非法、任意剝奪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自由。」的結論性意見。委員表示，每個人不應該因為自己的障礙，在沒有經過法律的判決下被限制人身自由。因此強制住院將會在新一波的精神衛生法修法裡頭，改成法官保留原則，由法官判決能不能啓動強制住院，但仍然有修法不能解決之困難。

當應思聰在聲音與妄想裡分不清現實時，當時只能被強制住院，而強制住院常常是精神障礙者家庭裡的最後一道防線，不願意自願就醫的案主，如果達到嚴重病人且自傷傷人的程度時，藉由強制他住院確保自己與他人的安全並且接受醫療的協助。他住院了，但從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戲中可以看見，住院過程中似乎少了點什麼，思聰並未增加病識感，家屬對精神疾病的實際認識缺乏衛教，因此只是被動的接受他得了思覺失調，只知道要讓他乖乖吃藥，這也影響了後來再次衝突的難以避免。那究竟為何住院或醫療期間為何還是難以有病識感？家屬在這期間，究竟還需要什麼，我們真的知道嗎？

當無法到達強制住院之標準時，精障者會帶著原有強制住院之精神狀態，再加上被強制住院之衝突情緒返家，這時家人、精障者間的衝突張力之大，甚至是造成下一個悲劇的發生，或者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成為家人的日常，直到下一次衝突的爆發達到「政府資源介入」的程度。

在台灣，這似乎是一個無法解套的，在家屬與精障者哪一個人權熟重熟輕的兩難問題，然而在世界各地當中，許多團隊面對精神障礙者的精神危機，發展出有許多人性化且具實證成效的作法，他們在危機狀態或急性期，不只仰賴醫療的介入，同時也導入心理治療、同儕支持及社區支持等資源，而這樣有尊嚴及理解的介入方式，可以促成「家人」、「精障者」與「我們」更有機會去認識「危機」或「發病」或「急性期」或「未解複雜經驗」，可以讓治療不只是在「精障者」身上發生，而是連同周遭的「社會關係」都可以成為治療性的社會環境，經此得到有不同差異並存的、長期的支持與陪伴。

以與惡的劇情來說，治療本身就含括了：去跟他聊為什麼是我的心情，還有自我期待及成功的失落，但所有人都在問他吃藥沒，而不是他想要什麼樣的生活，這些都會是治療的一部份，缺一不可，甚至是他職場環境裡需要更多老謝們，並且願意給予應思聰們嘗試的機會。否則就會像思聰在第七、八集時，把藥放下、丟在洗手台裡，那個動作意未深長，那也代表著「我們與精神疾病的支持性距離」有多麼地遠。

精神疾病的生成是多元的：生物、社會與心理的多重交織下的結果，要治療的除了大腦，除了用藥，同時要創造治療性的社會環境，如果我們忽略了社會心理層面，對人所遭遇的複雜處境與原因，不被對話與理解，他們就會感到孤立與隔絕，我們會跟那樣的處境更有距離，我們會無法好好對待那麼多的不同的生命樣貌啊！應思聰們與他們的家人，可能就是孤軍奮戰，各自受苦。

目前在台灣，也有不同的組織在發展各種可能，在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下，可以緩解他的情緒、陪伴他度過危機，並和他的家屬及社群網絡一群發展出共同前行的方式。對精神病人或精神障礙者及其家庭的支持，不能只是被擺在醫療衛政一個部門來思考，需求是連續性及多樣性的，因此尚須政府各部會的合作，像是社家署怎麼搭造一個以社區為基地的支持網絡，讓精障者及其家庭可以在社區中生活；教育部能夠將心理健康的教育落實在義務教育；勞動部能夠有對精障者更貼近的職業重建服務…等等， 因此，我們的國際研討會最後是要建構一個「社會支持網絡」，而不只是社會安全網。對！我們在9/19~21要辦理國際研討會，希望能對話「應思聰們與他們的家人」的需要與資源，還有哪些是「我們」可以達到的理想性，縮短精神疾病與我們的距離。